“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而这个所谓满洲当局的领导人他们早已确定，他就是溥仪。
占领沈阳之后，进攻锦州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此间，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成了轰动世界的又一大新闻，但日本方面却否认轰炸机进行轰炸的真相：
明显出于外交原因，上周日本政府坚称他们不是与中国进行战争，但是，在满洲——中国的一部分——战争行动正在继续。
日本飞机在京沈铁路上的大虎山轰炸了三列运载中国士兵的火车。
在东京，军事长官南将军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轰炸机”，解释说是“侦察机”上飞行员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三英尺长的空弹壳”，它们不可能爆炸。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继续做技术性的解释，说是日本“已从满洲撤走了所有战斗机”。
在轰炸了被撤职的满洲中国长官张学良设在锦州的军事指挥部之后，日本飞机低飞盘旋，撒下解释性传单。文称：“日本皇军一直努力为民众赢得基于正义准则的权利，将清除支持张学良的力量，以及他所任命的锦州政府。皇军正采取果断手段摧毁他的老巢。”（《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清除张学良的影响”的方式，就是掩盖真相；掩盖的同时，紧锣密鼓进行的就是肢解中国。《分离运动》——这是《时代》报道这一动态的题目：
已向国联承诺从满洲撤军的日本，上周撤离了部分士兵，但被激怒的中国人并没有平息。
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军，抖动他的白胡子，宣称日本军队对沈阳的“军事占领”已经结束。他解释说，他的士兵留下来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
中国人指出，日本士兵还“保护” 着满洲在沈阳的金库。存放着满洲几个最大银行财产的五十个金库，目前由日本人控制和守卫。曼哈顿的国家城市银行沈阳分行有大量银币存放于中国银行的金库中，需要在上周同时运走，分行经理请求日本管理当局允许沈阳的银行开门，但没有被理睬。
与此同时，在沈阳的中国省政府的官员惊恐万分，已经逃逸。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声很臭的组织，中国人称为“人民维持会”，他们似在策划宣布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其他的分离运动也被披露出来（由日本报纸），包括哈尔滨、吉林。是日本的战争大臣南将军秘密指挥了日本占领满洲的行动。（见《时代》，9月28日）上周，他出现在日本内阁面前，小而坚硬的手中挥着一摞电报。据南将军称，哈尔滨的中国公民已热情赞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为这一目的，他们已在张景惠将军的领导下汇集起来。（《时代》，1931年10月12日）
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裕仁天皇和日本内阁与轰炸锦州军事行动的直接关系，但世界媒体对此表示怀疑：
在东京，日本的官员们继续声称，天皇、内阁和军事大臣南没有下达射击和轰炸的命令，本庄繁将军和他的日本军队在满洲继续进行的行动，“由他们负责”。
这一托词让历来与日本关系友好的伦敦《泰晤士报》也感到不可信。“如果承认在沈阳的日本军队是自行其是，那么，难道他们还将继续自行其是，不管东京的有效监督，直到中国人投降或者大爆发？”（《时代》，1931年10月19日）
几十年后，比克斯在《真相》一书中则证实了裕仁天皇与轰炸的关系。他写道：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的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的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真相》，第168页）
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傀儡——伪满洲国政权，裕仁天皇也完全知情。1931年11月6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向天皇报告说：“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持……傀儡政权。”（《真相》第169页）无疑，正是在天皇、军界、外务省共同合作下，“满洲国”在东北酝酿成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负责处理外交纠纷的日本外相币原，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他的表态，关注他的处理紧急事务的方式、风格，乃至待人接物和家世传承，寄希望于中日冲突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此，《时代》在1931年10月12日出版的这一期刊物，封面人物不是陆军大臣南将军，也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而是币原外相。
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报道日本策划的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立“满洲国”的行动时，将之与美国特奥多·罗斯福总统当年鼓动巴拿马独立，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一事进行比较，并预测币原是否会是“日本的罗斯福”：
日本的罗斯福？在中国本土，上周从满洲传来的分离消息被认为是日本制造的一连串谣言。被本庄繁将军赶出沈阳的张学良元帅，正在疗养但仍在发烧，他在北平的医院病房里宣称：“中国永远不会承认明显是由日本扶植成立的满洲分离政权。”
在南京、广州、上海，义愤填膺的中国人，把满洲与巴拿马联系起来。他们说，当特奥多·罗斯福总统需要哥伦比亚的一部分领土，以开通巴拿马地峡时，就发起了一场分离运动。结果，巴拿马被分离出来。罗斯福总统立即承认其为一个新的、有主权的国家。巴拿马也立即同意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如果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谁又能阻止它随后和日本合并呢？中国的爱国者忧心忡忡，关注着日本的罗斯福。他会不会是日本著名的币原外相呢？（《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把币原称为“日本的罗斯福”，还在于《时代》认为他与特奥多·罗斯福有相像之处：“矮小，敦实，果断。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着锐利目光。他长着大胡子，喜欢大笑，与罗斯福颇为相像……”
按照当年的报道，币原以及外务省属于日本内阁里的“鸽派”。《时代》报道说“币原以主张和平而著称”，曾顶着军方压力，于1928年8月27日促成日本成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的签约国。该条约即凯洛格一白里安条约，要点是条约签署国声明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在日本被称为“不战条约”。可是，条约的签订并没有阻止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步伐。于是，“主张和平”的币原，“九一八事变”后的职责之一是向全世界掩盖真相：
作为外相，币原尽力在掩盖战争大臣南将军在满洲的“分离运动”中的责任。他向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媒体提供一份声明，他说：“日本政府已经禁止所有公民支持分离运动，可以确信无任何日本人参与此类活动。”观察家注意到，日本的币原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庄严气氛，这样，不管在满洲的军事局势发生什么变化，日本都能够充分从中获利。（《时代》，1931年10月19日）
精明的、喜欢大笑的、声称内阁和天皇对关东军的行动事先毫不知情的币原，曾经一度使国联中各西方列强的外交家们感到可亲而可信，从而对中国外交家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但《真相》一书却为我们揭示了真实的币原：
（1931年）9月15日，外务大臣币原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告诉他关东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动。之后几天的报告使币原全面掌握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从满洲事变发生到后来的几个月中，币原作为关东军的头号辩护人向西方声称，受到损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卫权以维护协约的尊严。（《真相》，第155页）
（1931年）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真相》，第170页）
作为外相，币原发挥着个人影响，在世人面前掩盖真相，为日本军队辩护。可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受到军方攻击。1931年12月11日，币原及他所在的若概内阁辞职，由犬养毅接任首相兼外务大臣。
币原走了，日本分离东北的行动仍在继续。1932年2月“满洲国”成立，溥仪出任“执政”；1934年3月，“满洲国”易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加冕……
币原的政治生涯却没有结束。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年10月，在东久迩内阁辞职之后，裕仁天皇任命币原组阁，联合国占领军最高军事长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同意了这一任命。币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这一年，他七十四岁。
《真相》一书说，自战时的小记国昭和铃木贯太郎内阁以来，币原就一直是“稳健派”的重要候补人，他将继续执行维护日本天皇“国体”的政策，但是会采取减少对抗、更为灵活的方式。
然而，重新走上执政之路的币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行事方式一样，仍在对历史真相进行新的掩盖和改写：
东久迩辞职后，币原首相进一步改写历史。1945年11月5日，币原内阁表决通过了一份关于战争责任的文件，这份丈件后来成为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依据。这份名为“关于战争责任等问题”的文件表明，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已而发动的”。这等于在说，东条内阁对美国和英国的突袭是出于自卫。文件还采用了明显虚假的表述作为正式见解，称天皇一直是一位热爱和平的立宪主义者，对攻击珍珠港实施细节并不知情。
如果说联合国军事占领司令部的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太平洋战争史》轻视了日本对亚洲人民发动的战争，那么币原内阁不诚实的政策文件则完全将日本从1931年起对中国的侵略和1940年开始对东南亚的入侵置于不顾。（《真相》，第416页）
读到这里，令人无限感慨。把目光从现实向历史延伸，我们分明看到，如今在日本四处游荡的修改历史的魅影，其实早在六十年前日本刚刚战败之时，就已经在尘烟弥漫的废墟上闪动了。从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态度里，我们不难看到币原喜重郎所谓稳健、温和方式的背后掩藏的强硬与狡黠。现实与历史竟有如此之连接，悲乎！
当1945年10月8日币原被任命担任首相，重新走到历史前台时，溥仪已被挺进东北的苏联红军抓获，押送至苏联伯力郊外的红河子收容所。“大满洲帝国”已不复存在，溥仪重振祖业的梦想，最终永远化成了碎片。
蒋介石此时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1933年，他曾调兵遣将围剿红军，悬赏八万大洋以得到毛泽东的首级，如今，十二年过去，在他面前挺立的却是这个老对手的巨大存在。他不得不与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全称《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国、共两党是否会长期和平共处？中国是否会再次爆发内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利害攸关的现实，他们的目光不能不从世界收回来，集中在中国本身。刚刚战败的日本，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显得淡漠而遥远，中国人无心关注也无力关注了。
在风雨晦暝中走过的人们，又在向新的风雨晦暝之中走去……
完稿于2005年9月6日，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Swanberg；huce And His Empire（《卢斯和他的帝国》），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2
《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冈瑟·斯坦，马飞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英＇韩素音，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纪事（1932——1939）》，＇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伪满宫廷杂忆》，周君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且与鬼狐为伍
蓝英年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诉我礼堂里有我的大字报，我吃完晚饭便到礼堂去看。礼堂里贴满声讨我的大字报，成了我的大字报专室。我一篇篇看过去，大字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白字连篇，语气非常凶狠。但鸡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只有一张以系总支三位委员联名写的大字报最有分量，揭发我反对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鲁晓夫，并有我亲笔写的文章和使用过的教案为证，很难赖掉。我算被揪出来了。我从礼堂出来，骑车直奔水上公园。我需要冷静思考对策，使自己摆脱险境。路上我不禁背诵起张元干的《贺新郎》来：“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大概因为这首词与我当时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出。我高声朗诵，不怕红卫兵听见。听见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听不懂。我骑到水上公园，把车靠在柳树上，自己坐在河边。我得考虑被揪出来后如何对付。我确定两点，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伤害并尽量帮助别人。我对“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热，不仅失去狂热，而且不再盲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欣逢其事。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道：“师大附中的同志们万岁！”我听了热血沸腾，愿为他牺牲一切。在以后形形色色的运动中，我都是骨干。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那时我是材料组组长。虽区区组长，但岗位非常重要，批判肃反对象的材料都经过我们整理。不久我与领导小组负责人第一次发生冲突。他要把一个十七岁的炊事员定为反革命。这个炊事员的罪行是经常在厨房里表演“反动节目”，逗大家一乐。他自己先说一段快板：八路军吊郎当，破鞋破袜破军装，破子弹破大枪。说完有人问他：你是谁？他挺胸说：我是蒋介石第二。听的人哈哈大笑，有时还让他再来一遍。接到检举材料后我们去调查，他又高高兴兴地表演了一遍，一点都不害怕。负责人说他是现行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