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的手为什么这么臭，他的老相好昨天从深圳回来了，他老相好现在是个南下干部。
真是艺高人胆大，连南下干部也敢碰。
然后就是一阵放肆的哄笑声。伍爱国也扑地一声笑起来，见李默冷冷地看着他，意识到什么，赶紧忍住，问她，还要不要点别的什么东西？
屏风外面的谈笑还在继续往这边灌。
我们那栋楼有个候补南下干部，每次回家，都要去医院开个证明回来，否则她老公不让她近身。
什么叫候补南下干部？
候补都不懂吗？就是还没有正式进编的。
李默突然霍地一声站起来，拎上提包就往外冲去。伍爱国追了出来。
走了很远，李默猛地停下脚步，回过头冲伍爱国灿然一笑。她想明白了，她不能告诉他她为什么生气，她什么也不能说。
我实在呆不下去了，那家茶馆真没意思，烟雾腾腾，像个大垃圾坑。李默夸张地打着手势。
我早就说过不要去嘛。伍爱国似乎认可了她突然走掉的理由。
两人重新回到车里，伍爱国说，现在去哪里呢？话音刚落，电话就响了。又是孩子打来的，可能妈妈还没有回来，而妹妹已经开始哭闹了。
李默说你回去吧，我也要回宾馆了，火车上没休息好。
那……你准备在这里呆几天？我明天再抽时间陪你。
算了，我看你挺忙的，我明天就回去了。
干吗这么急？多玩几天嘛。
正要说话，宾馆已经到了，李默拉开车门，一步跨到外面，隔着玻璃冲他挥手。
我送你到房间吧。
不用不用，你回去吧。
真的不用我送吗？
真的不用，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小孩子。
李默逃一般跑进大厅，按了电梯，回头一看，伍爱国真的在往外倒车。她呆呆地看着那辆宝蓝色奥迪，红色尾灯像两只噙泪告别的眼睛，一闪一闪，慢慢消失在长街深处。哨的一声，电梯冰冷的门无声地向她打开。她看了一眼，想了想，转身往外走去。
雪更大了，她出门的时候忘了拿大衣，但她不想回去拿了。埋头走了一阵，一抬头，发现自己又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茶馆前，她气恼地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漫天大雪中，她瑟缩着双肩，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该去哪里。
背后的音响店里传出萨克斯的声音，她听了一会，想起了小萨，黑衣黑裤面色模糊地站在台上，像一张摇摇晃晃的剪纸。她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深圳，想起小萨了，她还以为她真的把那些都忘了呢，他现在在哪里呢？在深圳，还是在淡水？
萨克斯像裹挟着冰块的潮水，从她背后阵阵袭来，她有点站不稳了，她蹲下去，嘤嘤地哭了起来。
干涸
张抗抗
那天清晨四点，半个苍白的月亮，坠在旷野西南的天空。
锄草的队伍刚要出发，祝排长朝我走过来，在我肩膀上狠狠拍你，会捞桶吧？
什么桶啊？
桶就是桶呗，你管是个啥桶！
上哪捞？
井里啊，当然是水井。他指了指连队西边的菜地。
我……我支吾起来。
你小子甭给我装蒜！我知道你会捞桶。他狡黠地笑了。
你怎么知道我会捞桶啊？
嘿嘿，你也就这点儿本事，还不给咱露一手！
我惶惶然，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在这个百十人的连队，看来没有人能够拥有并保存自己的秘密。我的脑子里飞快地搜索着初中同学们的名字——曾经，在那个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南方城市的一所中学，有谁谁谁可能曾经见过我从井里捞桶，然后潜入了这个连队……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就像站在井沿望下去，妄想一眼能看见井底有没有桶一样。
我对祝排说：这儿的井，不是我们那儿的井。
祝排点点头：这儿的桶，也不是你们那儿的桶。
我又说：捞桶需要工具，懂吗？比如长长的竹竿，你有吗？
祝排回答：你咋知道我没有？
我再问：还有钩子，绳子，还有手艺和工夫……
你有完没完啊你！祝排终于不耐烦了。让你捞个桶咋那么多废话啊？你没看天旱成这样，菜地从早到晚浇水，正是用桶的时候，那些水桶一个接一个都跳到井里去罢工了，再不把它们揪上来，咱菜园排真就一只桶都没了……
祝排是菜排的排长，佳木斯知青，偏胖，性格执拗而暴躁，被我们这些南方知青简称竹排。连队有个哈尔滨女知青罗娜，长得有点像二毛子，发音不准，一口一个“猪排”地叫他，硬是把大伙儿都拐带成了猪排。罗娜后来病退回城后，我们才勉强恢复了祝排的正常发音。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说不会捞桶了。不会捞桶日后就别想再找祝排请假了。问题在于我确实会捞桶。况且，此刻我的手心已经开始发热，像有一条条小虫子在蠕动，一阵阵发痒。
祝排说：那好，跟我走！
一路上我闷着头不说话，苦思苦想究竟是谁向祝排告的密。我步履沉沉心事重重，对于北大荒这儿的水井，我其实一无所知。是否能把水桶捞上来，确实一点儿把握都没有。况且，此井非彼井，此桶非彼桶，时间地点都改变了，就连我的手，原先写字，现在握锄，好像也不是原来的那一双手了。
没来北大荒之前，少年时代的我，生活在一个多井的城市。那个城市的每一条小巷里，差不多走上几百步就会遇见一眼水井。井里的水，又清又满，可以当镜子用的；要是连下几场大雨，水位升上来，伸手就可以够到水面。拿一只搪瓷缸，扑在井沿上，伸长胳膊，把头探到井里去，就可以把水舀上来。当然，假如水舀不上来，人就不见了。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所以，那里的人们一般还是用吊桶打水，小小的一只铁皮吊桶，口子也就篮球那么大，一根很短的绳子，也就是做做样子罢了，把绳子放下去，一会儿就把满满一桶水吊上来了。不过，也许是因为绳子太短的缘故，稍稍不当心，绳子就会从手心里滑脱，那只桶就无声无息地沉到水里去了，连个水花儿都不起。由于绳子一天到晚都是湿的，你看不见它的哪一截其实已经烂掉了，等到桶里的水满了，一桶水的重量都集合在绳子上，绳子就吃不消了，它一生气，就把一桶水都送回到井里去了。这样，小巷里三天两头就有人趴在井台上，用一根长竹竿，绑上一只铁钩子，伸到井里去，一圈一圈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地搅动，就像掏粪工人一样。假如有人来打水了，捞桶的人就歇一歇，打水的人埋怨着井水被搅浑了，只好拎着一桶浑水走，捞桶的人等打水的人走了，歇一歇再接着捞。只要有耐心，吊桶总是有捞起来的时候。桶捞上来了，捞桶的人就拎着一桶水回家了。好像一个西瓜，用绳套浸在井水里冰了一冰，就要拿回家去杀了吃，没有什么稀奇的。
只要遇上有人捞桶，每次我都会站在旁边看。我觉得捞桶是一件让人着迷的事情。尤其是吊桶出水的那一刻，很像数学方程式的解题答案，最终要有一个对错。因为谁也不知道捞上来的桶，是不是刚才掉下去的那一只。仅仅这样的一个问题，井水就变得深不可测。再说，吊桶磕磕绊绊地从井壁上被拖上来，桶沿上多半挂着几丝青苔，还有坠落在井底下多年的抹布绳头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吊桶披头散发地出水，很像一个绿毛水怪，激起我的无限想象，这才是捞桶最吸引我的原因。
上了中学以后，我开始把童年观看捞桶的丰富经验，直接运用于实践。我常常指挥大家从井里打水，给校园后院的生物试验田打水浇园、或是清洗教室地板。为此我还用班上卖废品的钱，专门买了两只铁皮吊桶。但是没过三天，那些女生就把吊桶弄到井里去了。其实这正是我期待发生的事情，这样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和机会，把吊桶从井里准确无误地捞上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欢呼，一次次捞上来再掉下去，掉下去再捞上来；我甚至怀疑自己把吊桶捞上来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让她们再次把它沉到水里去。初中三年，我都是班上的劳动委员，关于捞桶这个活计，我已经是个老把式了。我擅长捞桶的名声远播，常常有邻班的同学及高年级的同学甚至老师，来求我帮他们捞桶。那三年中，我从不参加其他的体育活动，我的个头矮小但胸肌强健，尤其是胳膊粗壮、臂力腕力过人，写字的时候，稍一用力就会把作业簿的纸戳破。
毕业离校的那天我惆怅失落，我将从此告别校园的水井，告别我中学时代的玩具——那两只在井里沉浮三年的铁皮吊桶，早已千疮百孔，一只桶底如同漏斗一样水流四射，另一只生锈的桶壁凹凸不平，像一个恐怖的鬼脸面具。那一天我亲手将它们慢慢放人井中，绳子轻轻一甩，它们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张开大嘴一口把井水吸满。我松开了手上的绳子，它们犹如两个垂死的男女，在水面上荡出一圈涟漪，然后，一前一后迅速沉没。
我毅然决定去一个没有水井的地方，我知道自己若是选择了江南农村，将继续沉迷于水井和水桶，挣下的工分恐怕还不够买水桶的。在我孤陋寡闻的想象中，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冬季化冰融雪、煮饭洗衣，夏天开化的河水流过田野，定然是不需要水井的。
但是我错了，十九岁那年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井，甚至在沙漠里还有地下坎儿井。我到达北大荒的时候正是夏季，从拖拉机上满面尘土地跳下来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一棵大柳树，立在连队宿舍区的中心位置，柳树下有一口用砖头围砌的圆台，高出地面一截。我倒抽一口凉气，凭直觉就明白了：那是一口井。
果然有人站在井台上，手里吃力地摇着一个弯曲的铁把。我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打水的人，我看见了那个把儿转动起来的时候，一只盛满水的铁皮水桶就升上来了，水桶高度齐膝，桶口有脸盆大小，与江南小吊桶一比，可谓硕大。那人把井水分别倒在旁边空地上一只只肮脏的脸盆里，祝排就在这时候第一次出现，大声招呼我们洗脸。
后来我知道了那叫辘轳把，绳子一圈一圈、吱吱呀呀地绕在一个木头的转轴上，摇上好一会儿，水桶才露头。水桶的铁环上系着绳子，我很快学会了当地人叫做“猪蹄扣”的那种系法，能用别人无法企及的速度，飞快地把桶换上。其实，我心里却时常在暗中期待着某一只幸运的水桶，在某人手里突然溺水而亡。
再后来我还知道了更多关于井的事情：北大荒农场的连队食堂，一般都会在厨房里安装压水井，压水井不畏严寒，可保证冬季的饮用水。这种所谓的井，只有一根粗铁管通往几十米深的地下，打水时用尽全身力气，一下一下地按压，水就一下一下地喷出来，把水桶放在地上接着就行了，水桶是绝对不会掉进井里去的。也就是说，压水井和水桶之间，并没有任何吞没与被吞没的可能，只有施与和承受的关系，所以那种压水井根本不在我的视线之内。我还见过附近老乡用的一种藤条水桶，是用山里的藤条一圈一圈编成的，藤条在水里泡得发胀，把缝隙都胀满了，又轻又结实，滴水不漏，固定在辘轳把上，专门用来从井里提水，水桶就不会掉到井里去了。我对于这种藤条水桶，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再到后来我明白了，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关于井的麻烦是很多的：那些从哈尔滨来的知青，没有几个人懂得水井的奥妙，而浙江上海知青对于摆弄北方的水桶，更是笨拙无知。反正水桶都是公家的，多一只少一只没人在乎。因而，无论冬夏，水桶总是三天两头争先恐后地往井里跳，水桶永远是不够用的。经过反复侦查，我发现，除了连队宿舍的那一小块高地，周围大多数地号都是低洼地改造的农田，几乎所有浇地用的土水井，水位都相对偏高。这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有人想起来那些不算深的井里窝藏的水桶，并企图把它们打捞上来。这对于我来说是危险的诱惑。因此，我自从到达这块辽阔的黑土地，对于自己捞桶的一手绝活，始终小心翼翼地深藏不露。
然而我还是这么快就被“暴露”了。我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紧张还是兴奋。
祝排带我走到菜地的尽头。那一大片被匆匆开垦的洼地里，种着一垄一垄的大葱、一畦一畦的菠菜、一片一片的水萝卜，黄绿色的叶子发蔫，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在菜叶和黑色的土地中央，露出一个土洞，仅用砖头草草地围了一圈算作井沿，略略高出地面。井台四边放着几块垫脚用的草垫子，垫子是用高粱秆编的，一脚踩上去，咕咕地冒出些湿印子。我往土洞里探头看了一眼，四壁黑黢黢的，只在底部闪过一星半点的亮。
我暗暗松了口气。说：这也叫个井么？
祝排说：不是井是个啥？整个菜排的水桶，都在里头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口浇地用的水井——井壁用一层层秫秸围起来，代替了砖头或石头，底大口小，打上来的水浑浊可疑。在我看来，根本不能算作一口真正的井。
此刻我尽管对面前这口土井充满了不屑，我的眼睛却已经像两只空空的水桶，急慌慌往井里扎下去。我粗粗估算了井的深度，从地面到井底，至少应该在5—6米以上。
我说：拿什么捞哇？你想让我跳井呀？
身后无人应答，回头看，只见一道长长的黑影，在阳光下如一把长剑朝我劈来。祝排气喘吁吁地托着一根雪白细长的木杆跑来，像撑竿运动员一般划破蓝天，落在我脚下。那当然不是竹竿，而是一根异常直挺、修长的白桦树杆子，它仅有锄头把粗细、长度却至少有5米以上，握在手里恰到好处。我没有想到，在北大荒原来是可以用桦木杆子来代替竹竿的。看来祝排真是费了不少力气，才能从十几里地外水库边的树林里，找到如此细长笔直的桦木杆。那根桦木杆上的小枝桠都已被砍磨掉了，杆子一头粗一头细，茬口露出崭新而潮湿的碎木；木杆的细头，拴着一只打磨得十分精巧的铁钩，并用铁丝绑得严丝合缝，无比结实。
一切准备工作都无可挑剔。我别无退路。面对如此精心准备的打捞工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绑架、或是把武器硬塞到你怀里、被迫上战场的人。那个瞬间我脑子里跳过一个问号，我不知道这个祝排长对捞桶这个事，为何如此上心？
在一个凉风习习的上午，我就这样重操旧业，在一口土井边开始捞桶了。
细长的木杆被高高举起，然后笨重地一点点地朝井下探去。以前握惯了轻滑的竹竿，便觉得这木杆有些发沉，不那么顺手。渐渐地，似有水气从温暖的木杆上传导过来，我仅仅凭着手掌的感觉，就知道钩子是否已经接触到了水面，然后没入水下，探到水底。我必须灵活地操纵木杆，让它在我的手掌里自由旋转；稍顷，从木杆的纹路里，传来铁器互相碰击的细微声响，我欣喜若狂——水底果然有桶，钩子已经遇到了它的同类；我的脚跟离地、身子凌空，像一只停在悬崖上的老鹰，饥饿地俯瞰着大地；钩子在幽暗的井底触寻水桶的铁环，稳稳地钩住它，再把钩子移动到铁环的中部，使它的力量能够平衡；那个时刻就像鹰爪猛然捕获了它的猎物，必须死死抓紧不放，然后换手，一把接一把地“捣腾”；水桶死沉，全靠胳膊上的力气，才能将木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