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务长走到他跟前，他也洗得干干净净，全身发着光彩。当他知道这个穿黑衣服的老婆子是本地的女地主的时候，他比丘霍夫更加惊讶。说句老实话，他也同意上尉的意见，必须立刻采取紧急措施。
“吁，女妖！”司务长用响亮的声音朝整个院子叫嚷，以致德国女人们都惊愕地回过头来看。“没收她的财产！”
可是党组长斯里温科也是能够说服他的，司务长被说服了，他对上尉说：“唔，那么就让她供给我们早餐也好！”
“可以这样做，”丘霍夫说，斜睨了斯里温科一眼，并补充说：“因为她是剥削别人的劳动的。”
正在这个时候，谢米格拉夫在窗口叫喊起来，说营部叫上尉去。马已经上了鞍，丘霍夫出发到临近的村子里去了，而戈杜诺夫去跟女房东说明早餐的事情。
早餐后，士兵们都唱起歌来了。窗子都敞开着，歌声在整个村子里荡漾。他们唱着激昂悲壮的歌，使人痛苦地想念着祖国。
因为士兵们唱着从小就熟悉了的歌曲，所以他们不久就感到歌的精神和周围环境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开始象旁观者一样，仿佛用那些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倾听着豪放的俄国歌曲的调子的德国人的观点，漠然谛听着习惯了的旋律。因为士兵们仿佛从旁观者的立场来领会自己的歌曲，所以他们发觉这里面有一种完全新的美丽和从前没有觉察到的力量。
“钟声单调地鸣响着……”谢米格拉夫出神地引了这么一句，这些词儿又使他感到惊奇，并且对它们赞美不已。
“哦，天呀，多么美的歌词！”他想。
司务长戈杜诺夫这回不顾他的司务长的尊严，用低沉的声音和唱起来，他细听着，给歌曲的和谐的旋律感动了，他想起了他故乡的集体农庄、阿尔泰广漠无际的田地和茂密的森林，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在这儿并且他们都听着他唱歌。
毕楚庚站在门口悲伤，一边用柔和的男高音应和着其余的人。
我想起了另一些夜晚，
果戈别里节唱了起来。他用东方的调子粗嘎地、拖长了声音唱着，有几节唱得出乎意料的柔和。
虽然歌曲都是俄罗斯的，它们却使他想起了美丽的格鲁吉亚、故乡卡黑季亚和阿拉尚河沿岸许多绿油油的葡萄园。他那热情的眼睛里微带蓝色的眼白幸灾乐祸地闪出光彩，他提高了嗓子，使得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人能听得更清楚：
我想起了另一些夜晚，
故乡的田野和森林。
从早已干涸了的眼里，
泪水象火花般迸发。
斯里温科伤心起来了，他悄悄地走到院子里。门口站着一个哨兵，他羡慕地倾听人们唱歌。
斯里温科走到了街上。有一条大路在这儿通过，在这么早的时光，道路上寂静无人，他倚在石墙上，抽着马合烟卷儿。
附近有几个人聚集在围墙旁边。他们都站着倾听俄国人唱歌，一边简短地互相交谈着。
斯里温科看见了他们，就走近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从这一小群人中间走出来一个青年，他穿着一件旧羊毛衫，戴着一顶放下了两边帽耳的兰色法兰绒帽子，怯生生而又愉快地说——他大概是用俄语，可是带着非俄罗斯人的奇怪的口音说：“我是捷克人，捷克人！”
斯里温科向他伸出手去，这个因此而大为高兴的捷克人把这只手握得那么紧，以致斯里温科微微笑起来。当斯里温科微笑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够从啊的笑容里看到他那善良的心。人们把俄国兵围住了，跟他握手，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
斯里温科从这个捷克人的解释里知道，原来女地主——冯·波尔克男爵夫人的二十个雇农要来谢谢俄国人给他们的解放。他们当中有几个荷兰人、几个法国人、几个比利时人、一个丹麦人和他——捷克人。
他又说道，男爵夫人从昨晚起给他们吃得好了。今天的早餐有煎鸡蛋。这是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可是必须全部俄国军队开到德国来，才能使冯·波尔克男爵夫人为她的雇农耗费这几个鸡蛋。
“只有俄国军队，世界上任何别的军队都不成！”捷克人翻译了一个法国人的快乐的话。
“这儿没有俄国雇农吗？”斯里温科问。
捷克人高兴地说：“没有，没有俄国人。”
这个精神焕发的、虽然冻得发青了可是兴高采烈的捷克人，高兴地谈着各种事情，甚至谈到一年前他曾经被拘禁在德国集中营里。很明显，他心里充满着这样的高兴，甚至那些最凄惨的会议在欢乐的光辉中也黯然失色了。
原来这儿有过俄国雇农，可是十天前，第一批苏联坦克在这些地方一出现，他们就走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俄国雇农都走了。有一个姑娘却没有等到自己人的到来。她在去年底死了，他们把她葬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一个俄国姑娘……她哭呀哭的……结果死了。”捷克人这样地讲到那个姑娘。
一片寂静。他们都等待着斯里温科怎样说。他脸色阴沉，简短地说：“进去吧。”
他们挤进院里去了。真的，这些雇农们看见那个穿黑衣服的老婆子站在窗口，都胆怯了，并且放慢了脚步，可是斯里温科看到这种情形，鼓励地说：“跟我来，别怕。”
他用这样憎恨的目光凝视着老婆子，吓得她浑身发抖，她立刻躲起来了。
士兵们把解放了的雇农们围住了，兴奋地跟他们谈起话来——主要是用手和眼睛。司务长戈杜诺夫挺直了庞大的身子站起来，大声地喊两个头发梳得高高的德国女人，命令她们好好款待雇农们。
“他们要什么，”他解释说，“就给什么，明白吗？”
可是他觉得这还不够，他吩咐老婆子在桌旁伺候。她慢慢地跨着小步从厨房走到桌旁，又走了回去，她那发抖的胖胖的手端着菜盘子。
斯里温科和捷克人走到院子深处。他在这儿默默地站了一会，然后问道：“她是谁……那个俄国姑娘……”
捷克人解释说，那个姑娘在这儿当看猪人，她是乌克兰人。
“从乌克兰来的？”斯里温科追问了一句，一面卷着马合烟卷儿。
“是的，”捷克人答道。
斯里温科坐在长凳上，请捷克人坐在他旁边，说：“要抽烟吗？”
可不是！雇农们根本没有烟草抽，这或许比饥饿还要难受。斯里温科把自己那只绸子做的很大的烟袋里的一半烟叶倒在这个捷克人的手掌里。
不错，姑娘是从乌克兰来的——乌黑头发，肤色浅黑，留着长长的辫子。她每天晚上坐在那边猪栏旁边的长凳上哭，一直到男爵夫人或者管理人福格特先生发觉她的时候才停止。男爵夫人常常拍着手，恼怒地说：“啊，我的天，俄国女人又坐着不干活儿哪！”“她们为什么哭？”管理人觉得很奇怪。
“有长长的辫子吗？”斯里温科问。
“是的，”捷克人说。“她在一九四二年同别的许多人来到这儿，他们的样子都很凄惨。”
“当然喽，”斯里温科声音嘎哑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不是加丽雅，她的名字是玛丽雅。
捷克人向桌子那边走去，斯里温科却依然坐在猪栏旁的那条长凳上，悲伤地用双手捧着头。虽然那个姑娘并不是他的加丽雅，可是在德国地主的田庄和俄国人的坟墓里难道这样的姑娘还少吗？
士兵们在喧闹。
年轻的小伙子们围住了一个身材窈窕的年轻的荷兰女人，她那灿烂夺目的近于红色的金发披到了肩上。
她长得很美丽，她那浅蓝的眼睛从长长的睫毛下面向士兵们透了洋洋得意的一瞥，他们都高兴得出神了。很可惜，那个荷兰姑娘介绍了她的丈夫，一个文静的、脸色苍白的荷兰人，这使果戈别里节的热情冷淡了，他很爱她的美。
“哎，怎么啦？”毕楚庚察觉到果戈别里节失望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怎么，一个嫁了人的少妇？但是你还是不要失去机会啊……”
“哦，不，”果戈别里节垂头喪气地回答。“荷兰是盟国，你要知道！……”
毕楚庚大胆地望着女人们，特别是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法国女人——“年纪正合适”——他和她们絮絮不休地谈着话，硬把德国字按照俄文变格：“太太，现在你可觉得好些了吧！……”
妇女们都觉得很高兴。她们觉察的德国女人们妒忌的目光，她们一面望着冯·波尔克男爵夫人怎样慢慢地移动着她的小脚，从厨房走到桌旁，又从桌旁回到厨房，一面蹙着额幸灾乐祸地冷笑。她们多么悔恨不懂一个俄国字儿！
可是那个金发每人马加丽塔懂得一支歌，这支歌是她在这儿田庄里的俄国女朋友们那儿学会的。她用柔和的音调唱起来，她那大胆的蓝眼睛向士兵们频送秋波，她一点儿也不羞怯，她用稀奇古怪的发音念着俄国字：这大概是：我们划着小舟，亲爱的小伙子。
士兵们哄然大笑起来。
第五章
当丘霍夫到了营部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被召来开会的——通常的临时性连长会议，讨论关于行军程序和其中一些被发现而应当消除的缺点。
大家都注意到硬仗郁郁不乐的申请。虽然他说着惯常说的事情：关于战士们的装备和关于兵器的清洁和擦油等等——可是他似乎同时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他说话的时候停住，而且结结巴巴，他的微微的口吃——这是他在一九四一年被震伤的后果——今天特别显著。
散会后，格拉莎近来了。她请连长们用早餐，并竭力装出笑容，说：“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用早餐啦，亲爱的……”
原来那天早上接到了一个命令，调格拉莎到师卫生处长那里去，“另有任用。”
这个命令是完全出乎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意料之外的。加林少校调查过后，好多次保证说绝对没有问题，并且说，没有人打算把他们拆开。
现在却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命令。
胆小的维谢尔恰科夫不欢喜而且不善于跟上级谈自己的私事，他由于格拉莎一再的坚持，还是打了电话给副团长。可是副团长和参谋米加耶夫少校都很严厉地回答数，既然有了命令，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格拉莎打电话给师部的加林少校。他困窘地说，他毫无办法，因为军部这样命令。军部！在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看来，军部是高不可攀的，简直是在九霄云外的东西。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的普通名字竟会在军部里的什么地方讨论过。
他们在桌子旁坐下了，通常在待客殷勤的格拉莎的桌旁总是很热闹的，可是今天却没有这种气氛了。他们都轻轻地谈着话，而且都谈别的事情。
维谢尔恰科夫默然不语，只是不时地朝格拉莎瞥一眼，并且不恰当地说：“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给她预备好的是一辆运输马车。营长的传令兵把格拉莎的行李装上了马车。格拉莎跟连长们、副营长、营部副官、营传令兵们和营部里全体士兵们都亲吻了。她吻每个人的两颊，照着俄国的风俗，吻了三次，然后她坐上了马车。
军官们都站在台阶上，默默地望着这一切。车夫拉动缰绳，维谢尔恰科夫跟运输马车并排地走。
格拉莎说：“鞋刷和鞋油都放在背曩里左面的小袋里。谢廖沙知道的。梳子在短褂里，记着，你要老是把它放在那儿，用过后就放还原来的地方。你有九块手帕，隔一天换一块。一双纹皮靴子在修理，今天就可修好，拿来穿吧，那双小牛皮的拿去修一修，右后跟已经完全磨损了。新助医一到，就把二基磺胺和酒精给他——它们都放在手提箱里。”
当马车在一座小丘后面转了弯而村子消失不见的时候，车夫把马车停住了。格拉莎跳下车来，泪眼朦胧，抱住维谢尔恰科夫。
他们总是舍不得分离，又跟在马车后面走了一阵，车夫坐在马车上，识趣地掉转身子，专心致志地望着马尾巴。
那时候丘霍夫已经动身往回走了。马儿在潮湿的柏油路上慢慢儿走着，田野上盖着一块块的雪，象打着补丁似的，猛烈的暴风在它上面打转。道路上荒芜人烟，偶然驶过几辆孤寂的汽车。有一辆停了下来，三个人从车厢里走出到柏油路上。汽车向前驶去了，而人们却站立着，点着烟抽了起来，然后从容地迎着丘霍夫走去。
“上尉！”其中一个人喊他。
丘霍夫勒住了马。在他面前微笑着站立着一个熟识的侦察兵，米谢尔斯基上尉：高个子，身材匀称，讨人喜欢，而且象往常一样，异乎寻常地客气。
“很高兴看见您，”米谢尔斯基说，“您就驻扎在这儿附近吗？”
“是的，在临近的村子里，”丘霍夫用手指定地主的领地，接着问道：“师要停留很久吗？”
“谁也不知道，”米谢尔斯基说，“我们现在到医疗营去。我们的队长在那儿疗伤。”米谢尔斯基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叫道：“上尉同志！这是您救了他啊！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他会很高兴，前几天他问起过您。”
丘霍夫严厉地说：“我没有救过他。或许是他救了我。他从后方打击了德国人。”
“这妙极了！”米谢尔斯基说，“噢，请原谅！我忘记了介绍……奥加涅相，我们的翻译……司务长伏罗宁……这是丘霍夫上尉。”
丘霍夫掉转马，跟侦察兵们并排走着。他们转入一条横路，远远望得见村庄屋顶上的红瓦和不可缺少的教堂的尖塔。接着出现了医疗营一座座的白帐篷，炉灶的炊烟在它们的上空缭绕。
丘霍夫看见了帐篷，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任何一个受过伤的士兵都会有的感觉。医疗营在人们心灵里永远留着最鲜明的记忆。一个伤员给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送到这儿，立刻就被安放在洁白的被单上，给换上了清洁的内衣，给他一百格兰姆伏特加，柔软的手给他包扎，用柔软的纱布揩去凝结的血，用水润湿他的灼热的额角。跟刚才在战斗中所经受的情况的对照是这么显著，满心轻松的感觉是这么强烈，以致你后来一看见医疗营星雪白的帐篷，就会产生深深的感激之情。
丘霍夫跳下马，牵着缰绳。到处闪现着穿白罩衫的女人的身形。女护理员们打侦察兵们身边跑过，都对他们和蔼地微笑，一边走，一边说：“近卫军少校一清早就在等候你们哩！”
“早上给他换过绷带吗？”
米谢尔斯基在一座帐篷旁边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就在这儿，”他对丘霍夫说。
丘霍夫把马栓在近旁的围栅上，跟着侦察兵们走进了帐篷。迎接他们的是一个面颊红润的女护理员，她给了他们罩衫，引导他们到了帆布屏风后面。
鲁缅采夫坐在病床上，消瘦而严厉。
他认出了丘霍夫，就说道：“您说。想不到在这儿会看见您！”
大家都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米谢尔斯基走到屏风外面去找女护理员，他照例小声地探问鲁缅采夫的病况。当家里有什么人患病而请来了医生的时候，米谢尔斯基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米谢尔斯基不知不觉地学着母亲的模样，同样低声地、细心地探问鲁缅采夫的伤势，问得无微不至。
奥加涅相给了鲁缅采夫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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