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本人也在34岁时被确诊患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并开始咳血。这一切似乎都在怂恿着卡夫卡的绝望意识，而卡夫卡也确实躁动过求死的欲望。他说：“我的一生就是在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中度过的。”然而，卡夫卡毕竟是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的。生存的恐惧、亲情的缺失、死神的暗影反倒激发起他坚定的生存意志。于是在“存在性不安”的荒漠中，他开始了“向死而在”的生存努力。在海德格尔笔下，“向死而在”意味着只有领会死，才能深刻理解生，渴望生。 1。布伦塔诺与克尔凯郭尔 1）。布伦塔诺沙龙 1901年，卡夫卡考入布拉格大学。起初学了两星期的化学，后又学了半年的德国文学，但在父亲的干预下被迫转学法律，直到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大学生活是卡夫卡一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学的是他并不喜欢的枯燥的法律，但在课余时间他广泛涉猎了大量的名家经典，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等人的哲学著作，歌德、黑贝尔、克莱斯特、托马斯·曼、爱默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流血的童话）、狄更斯、福楼拜、儒勒·凡尔纳、格里尔帕策等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曾令卡夫卡深深着迷，其中达尔文、尼采、歌德、狄更斯等人更是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格里尔帕策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则能找到许许多多深刻的认同感。除了广泛的阅读之外，卡夫卡还积极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参加“布伦塔诺沙龙”。自从第二学期选修了布伦塔诺的学生安东·马尔蒂开设的哲学讲座“描写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其后四年大学生活便持之如一地参加了“布伦塔诺沙龙”活动，与圈子里的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尽管布伦塔诺并不在场。布拉格的学生对布伦塔诺情有独钟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布伦塔诺的哲学是中欧土地上破碎不堪的存在的一种深刻反映。他的哲学思想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从今天开来，他无疑是当代哲学主流的最重要源头之一。从下面这个谱系便可大概了解这一点： →弗洛伊德 荣格 布伦塔诺 阿德勒 →胡塞尔 海德格尔 → 伽达默尔 萨特 马尔库塞 卡夫卡之所以沉浸在布伦塔诺哲学中乐而忘返，主要是因为布伦塔诺首先要人们站在自明的存在立场上反观繁复的心理世界。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卡夫卡的心理需要。作为生而不幸的“最瘦的人”，卡夫卡无时无刻不背负着恐惧和不安，他自知无力同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展开“肉搏”，只有返回内部存在，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世界的不断审视来实现心理平衡。这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生存策略。在与雅诺斯的《谈话录》中卡夫卡谈到：“每一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避，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 2）。与克尔凯郭尔的认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有着太多的相似性：相似的童年缺憾，同样因为母爱的缺失和父亲的伤害而影响了一生；相似的失败婚姻，两人都订过婚又解除了婚约，最终一生未婚；相似的恐惧感与孤独感；相似的羸弱与内向；相似的受罪感折磨一生；相似的对个体偶在独特性的强调；相似的对父母之爱的移情；相似的对人群众生的避离，不愿进入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范畴；相似的自我隐喻，卡夫卡说自己是一只翅膀萎缩的寒鸦，克尔凯郭尔则把自己说成是一棵孤独的枞树；甚至连命数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卡夫卡在34岁被确诊患了肺结核，而克尔凯郭尔则认定自己必死在34岁之前（34岁恰好也是耶稣的有生之年）。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相似，克尔凯郭尔才成为卡夫卡最有认同感的哲学家。在致好友布洛德的信中，卡夫卡写到：“克尔凯郭尔出现在我头脑中——无论我在别的地方干别的事，总是不能够完全脱离与他的联系。” 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将所有的寄托与渴望交给了彼岸世界的上帝，从彼岸的终极存在中寻找安慰和解脱，彻底放弃人世的伦理－人际关系，而将人生境界提升到“信仰”的最高层次（克尔凯郭尔曾将人生境界划分为“美学”、“伦理”、“信仰”三个层次）；而后者在反伦理—人际关系的道路上没有前者走得那么远，他归根到底还是执着于现世幸福，故而向着此岸的污秽、苦难做出“向死而在”的生存努力。由此可以看到：卡夫卡虽然终生未婚，却从没有停止过恋爱；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孤独感，在公司里却能与同事打成一片，与上司关系良好；虽然一生都与社会保持批判关系，在工作上却永远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卡夫卡说：“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要帮助世界。” 2．一生中的婚姻与恋爱 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在好友布洛德家中结识了菲莉斯·鲍尔。从那天起，菲莉斯走进了卡夫卡的生活。一周后，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到：“我没有在意她是谁，却当即把她的出现视为理所当然。”一个月后，卡夫卡为菲莉斯写下第一封情书，又半年后，卡夫卡向菲莉斯提出求婚。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周折，两人于1914年5月正式订婚。可是才过了一个月便解除了婚约。三年后，两人第二次订婚，可是不久卡夫卡便被确诊患了肺结核，于是第二次婚约随之解除。1919年3月，也就是在与菲莉斯解除婚约一年半后，卡夫卡与另一名捷克犹太女子尤丽叶订婚，不料当即遭到父亲的断然反对和辛辣嘲讽，之后，两人的关系渐渐不了了之。同年，卡夫卡又结识了非犹太捷克女子密伦娜。密伦娜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已婚。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关系很快达到白热化程度。在卡夫卡的一生中，密伦娜也许是最为了解他的人，连他一生的好友布洛德也未达到那样的程度。这一点卡夫卡本人也坚信不疑。只有在密伦娜面前，卡夫卡才不会显示出常规上的自我分裂，才不会感到人性和身份上的自卑和压抑，才敢全面暴露出自己的恐惧和渴望。这也许正是卡夫卡把她叫做“密伦娜妈妈”的原因，儿时母爱的缺失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虽然两人最终没有结婚，可是卡夫卡对她表现出的信任却几乎超过了任何人。1921年秋天，也就是大约两人分手半年后，卡夫卡将自己的所有日记交予密伦娜，而此前他还把《美国》和《致父亲》的手稿交给了密伦娜。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卡夫卡意外遭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爱情。这场爱情短暂而纯真，让卡夫卡真正体味到了人世的幸福。这位叫多拉的米里茨犹太姑娘在情感上也许比密伦娜更加贴近卡夫卡。在卡夫卡弥留的日子里，多拉一再唤起他被扭曲的生存意志。1924年5月初，卡夫卡在多拉的鼓励和温暖下病情有所好转，随即向多拉求婚，这一次，却遭到了多拉父亲的反对。此后，多拉仍旧一直陪伴在卡夫卡身旁，直到他去世。在卡夫卡殡葬那天，送葬的人们已陆续离去，而多拉仍扑倒在坟墓上失声痛苦，成为最后一个在坟墓上哭悼卡夫卡的人。卡夫卡终生没有结婚，却终生渴望爱情，渴望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一封又一封情书，一次次发自内心地提出求婚，同时却始终将婚姻视为“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这种人生的悖谬，只能从他的恐惧感来解释。他与克尔凯郭尔一样，带着童年的巨大缺憾，注定了只能颤栗地游荡在正常的伦理范畴之外。这既是一种退避，也是一种反抗。卡夫卡在恋爱与婚姻之外还有自己相对封闭和完整的精神生活系统，俗常的婚姻生活无疑对此构成了威胁。故而，每当爱情从书信往来走向生活接触时，也就意味着爱情开始从需要转变成威胁。 3．遗书：一个错误的开端卡夫卡一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遗书。遗书说：“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 这份遗书是留给他一生的好友布洛德的。然而布洛德不仅没有将他的遗稿焚毁，反而竭尽所能将所能找到的每篇稿件包括日记和私人信件一一整理出版，最后编成多卷本全集出版。在布洛德的鼓吹和推动下，不久便兴起了一门以阐释为旨规，以卡夫卡为本体研究对象的新学问——“卡夫卡学”。布洛德的做法历来毁誉参半。表面上看，作为卡夫卡的知己好友将卡夫卡的遗著整理出版并推向世界，结果不仅为卡夫卡赢来了现代文学三大鼻祖的身后殊荣，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布洛德实在功不可没。但正如不少“卡夫卡学”家所认为的，布洛德并不理解卡夫卡，他只是卡夫卡的狂热崇拜者；而作为所谓“卡夫卡学”的鼻祖或权威，他在许多方面的狭隘偏执一定程度上误导和局限了“卡夫卡学”的研究局面。米兰·昆德拉就指出：“以布洛德为榜样，在卡夫卡学家笔下，卡夫卡的传记成了圣徒传记。”卡夫卡在布洛德开创的“卡夫卡学”的阐释和解读下，俨然成了一个现代神话。卡夫卡的遗书固然有多种解读可能性，但基本的事实却一再被忽视和回避：卡夫卡并不希望他的所有作品流传，甚至根本不指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实际上，许多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公开都是有所保留的，尤其是那些在他们看来不成熟、不满意或未经修改的手稿。福克纳就声明“除了已刊印的书之外”不想留下“任何别的”痕迹。而卡夫卡的本意也许只是焚毁他的私人信件、日记以及那些没有写成功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就此说来，布洛德的做法无疑是违背卡夫卡遗愿的。他的一厢情愿的狂热错误地成就了一门学问。但从今天看来，不管怎么说，布洛德的努力依旧是值得肯定的。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曾艳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只属于自己的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卡夫卡则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甚至明确表示：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因此，梳理他们二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辨析他们思想和创作的异同，应当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这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另一角度来重新认识和理解卡夫卡，而且对于我们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是颇有裨益的。
在现存的卡夫卡的文稿中，卡夫卡第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913年7月21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最难以理解的情感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月后，1913年9月2日，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在我认为与我有血亲关系的四人──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中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了婚，并且，也许只有克莱斯特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由于受内外危机的驱迫，在万湖边开枪自杀。”1914年3月15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又一次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棺材后面，大学生们想负担起他的枷锁。”1914年6月1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一位女画家的信”。1914年11月1日，卡夫卡又在日记中写道：“在考泰克的绿草地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防卫文字。”在其他地方，卡夫卡也曾多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1916年为了弥补妹妹奥特拉受教育的不足，卡夫卡“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向她讲解和介绍歌德、叔本华、汉姆生、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当他谈到年轻的朋友克罗普斯托克医生时，卡夫卡说，他“很有志气，聪明，也很爱文学，外表粗鲁，很像韦尔弗，天生一副医生气质，反犹太复国主义，耶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领袖”。大约在1920年年初，卡夫卡在给女友密伦娜写信后不久，就长篇大论地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吗？这是个归纳了很多道理的故事（即《穷人》发表过程的故事———笔者注），我在此引用它，仅仅因为引用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能使人快乐，而一个发生在周围的、甚至更近处的故事往往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卡夫卡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重要一段文字可能要数下面这段话：
马克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是 他让精神病人出现得太多了。这完全是错误的。病症无非是一种刻画性格的手段，而且是一种非常细腻、非常有用的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性格的意义就好比朋友间说骂人的话。如果他们相互说“你是个笨蛋”，他们并不是说，对方就真的是一个笨蛋……。例如卡拉马佐夫的父亲就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几乎与伊凡势均力敌的、真正凶恶之人，而且不管怎么说，要比那些没有被叙述者抨击过的、在他面前如此崇高的地主外甥们聪敏得多。
这段话表明，卡夫卡不但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白痴》等小说，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变态人物，以及他的独特表现手法均情有独钟，赞赏有加。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病态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并不能为当时一般的读者所理解，即便是像别林斯基这样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对此也多有微词。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亦未能超越他的时代，也应当在情理之中。但卡夫卡却不以为然，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辩护，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说到底，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护其实也就是对他自己创作的独特性的辩护。
各种迹象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卡夫卡经常阅读的外国作家之一。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也非常熟悉，他肯定阅读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材料。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夫卡心中的地位非同寻常。卡夫卡虽然也多次恋爱，并曾经三次订婚，但最终他选择了单身生活。这里，唯一结了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能够被卡夫卡引以为精神先驱，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夫卡心中的确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记得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结婚后，卡夫卡有一阵子几乎和他断绝了往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就卡夫卡的创作而言，他的作品似乎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等，我们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有一类为变态的小人物，这一类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长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则被评论家概括为“防守型的弱者”，“被抛入世界的小人物”，他们“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对社会黑暗有不平，有怨怒，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