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乌鸦的影子（1 ）
晨意初现，苍蝇就骚动起来，英曼脖子上的长伤口和双眼成了众矢之的。要叫醒一个人，满院子公鸡也比不过这些苍蝇翅膀的嗡鸣和腿脚的碰触。英曼睁开眼睛，又在病房中迎来了新的一天。挥手驱走群蝇，他的目光越过床脚，向打开的三层落地长窗望去。通常，可以看见窗外的红土路、栎树，还有低矮的砖墙。再远是一片开阔地和一直伸到西方天际的松林。医院建在目力所及唯一的一个高坡上，就平原而言，这里的视野堪称辽远。但远眺为时尚早，窗外一片灰蒙，像是涂了一层漆。
如果不是太暗，英曼本可以看书打发时间，直到吃早饭。他正在读的这本书颇能安神。不过，昨晚辗转难眠，他秉烛夜读，已经燃尽最后一根蜡烛；医院灯油奇缺，决不能只为消遣而点灯熬油。无奈，英曼只得起身穿好衣裳，坐进一把梯式靠背椅里，将满屋病床和伤病员抛在身后。他再次挥臂赶开苍蝇，凝视晨雾中的第一抹黎明，等待窗外的世界现出分明的轮廓。
窗子像门一样高。想像中，他多次从那里迈步而出，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住院最初几周，他的头几乎不能移动，只有一味望向窗外，凭记忆勾画家乡熟悉的绿色田野，那些童年的地方。生长着水晶兰的潮湿的小河岸；每到秋天，黑棕相间的毛虫最为青睐的草地的一角；山胡桃树的一根粗枝斜伸到小路上，他经常攀到上面，看父亲赶着牛群从晚霞中走来，经过他的脚下，走向牛棚；他会闭上眼睛，聆听牛蹄踩踏尘土发出的噗噗声，渐行渐弱，直至消失在蝈蝈儿和青蛙的叫声里。显然，那扇窗只会把他的思绪带回从前，这正中英曼的下怀。因为他已经见过时代可怕的铁面，未来，在他的想像中，只能是一个所有他认为重要的东西都遭弃绝或主动远飙的世界。
人窗独对，已经度过了整个盛夏。空气异常闷热潮湿，不论白天或夜晚，嘴巴上都像堵着一块抹布。新换的床单很快就馊味阵阵，书放在床头柜上，一夜之间，软塌塌的书页就生出细小的黑色霉菌。英曼想，凝望日已久，这灰蒙蒙的长窗怕也终于说完了要说的一切。但这天早晨，他再次意外，一片早已遗忘的记忆从窗外翩然而来。坐在教室里，英曼身旁是一扇相似的长窗，越过窗外的草场，稍远处低矮的绿色山脊层叠延绵，越升越高，直接巍然隆起的冷山主脉。那是一个9 月。土操场对面的牧草已经齐腰高，草穗泛黄，应该收割了。老师是位矮冬瓜，秃头粉脸。他只有一套破旧的西装和一双过大的旧长筒靴，鞋尖向上翘起，鞋跟一侧磨得刀片般薄，看着像一枚楔子。他站在课室前面，身体摇来摆去，整个一上午滔滔不绝地谈着历史，给年龄较大的学生们讲那些发生在古代英格兰的伟大战争。
充耳不闻一阵之后，年轻的英曼从桌子底下拿出帽子，捏住帽檐，手腕一抖，帽子旋出窗外，被一股上升的气流托起，飞出老远，越过操场，落在草地边缘，黑乎乎的，与那只停在地上的乌鸦的影子一样。老师看见了英曼的小动作，叫他把帽子取回来，然后等着挨打。这人有一根大戒尺，上面钻满了洞，能派上用场他才高兴呢。英曼真不知道这一刻是被什么迷了心，他走出门去，潇洒地将帽子朝头上斜斜一扣，迈步向前，再也没回来。
破晓在即，窗子亮了起来，记忆渐渐隐去。英曼邻床的男人坐起身，照例拄着双拐挪到窗前，不住口地向窗外猛咳浓痰，直到把肺里的积蓄清空。他用梳子理了理头发，黑色直发垂到颚下，绕着脖子剪成溜齐的一圈。他把面前的长发捋到耳后，纵然在晨曦的昏黄中，仍不忘戴上茶色眼镜。他的眼睛太弱，些微的光线也受不了。然后，他还穿着睡衣便在桌旁坐下，对着成堆的纸张，开始工作。这人沉默寡言，说话很少有超过一两个字的时候。英曼对他的了解极为有限，不外乎知道他的名字是巴里斯，战争以前，曾在查珀尔希尔（北卡罗莱那大学——译者）学习希腊语。现在，除了睡觉，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翻译一本厚厚的小书，把古老而不知所云的东西译成谁都看得懂的直白文字。他伏案而坐，脸离书本仅几英寸，身体在椅子里不住扭动，想给腿找一个舒坦的姿势。他的右脚在冷港战役被一颗葡萄弹轰掉了，剩下的断肢似乎成心不想痊愈，一寸一寸地从踝部向上烂，多次截肢，现已截到膝盖以上。他什么时候闻起来都像是一块陈年火腿。
有一会儿，耳中只听巴里斯的笔发出刷刷声，以及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其他人也纷纷醒来，在一片咳嗽中还夹杂着几声呻吟。最终，打光壁板的接缝历历在目，连天花板上的苍蝇也看得一清二楚。英曼翘起椅子的前腿仰身数着。他算定共有63只。
窗外的景物渐次清晰，最先现形的是栎树黑黝黝的树干，然后是斑驳的草坪，最后是红色的小径。他在等着瞎子的手推车出现。连续几周，英曼一直留心观察着他。现在既已康复到可以行动，英曼下定决心，要走到手推车旁边，和瞎子聊一聊。他觉得自己实在已经被伤病困扰太久了。
英曼是在彼得斯堡外围的战斗中负伤的。两位身边的战友扒开衣服看看他的脖子，估计命已不保。我们会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重逢的，他们庄严地道别说。不料，他竟一直挨到了野战医院。医生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希望，将他归入必死的一类，放到一边的帆布床上等死。但他又没死成。两天后，由于伤员太多，他被转送回自己本州的一间常规医院。火车一路南下，旅途苦不堪言；在又脏又乱的野战医院里，在挤满了伤兵的车厢内，他都与战友和医生们一样，一直认定自己必死无疑。这一段路途他所能记得的一切，是闷热，是血与粪便的气味。许多伤员都在泻肚。尚有余力的用枪托在木制车厢壁上砸出洞来，把头探出去呼吸外面的清风，像装在筐子里的家禽。
到达后，医生们看了看他的伤势，一样束手无策。他也许能活，也许不能。他们只给了他一块灰布头和一个小脸盆，用来清洗自己的伤口。最初几天，每当足够清醒，他就用布擦拭自己的脖子，直到盆里的水变成和雄火鸡的冠子一样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伤口在给自己做清理。结痂之前，它一连串吐出了好多东西：一枚领扣、一片他被击中的时候穿着的衬衫的毛领、一片25分硬币大小的柔软的灰色金属，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像桃核的东西。他把它放在床头几上，端详了几天，终究无法确定到底是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待他最终将其扔出窗外，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梦，梦见它生根发芽，长成像刀豆一样大的怪物。
伤口终于拿定主意要愈合了。但在最初既不能转头，也不能捧书阅读的几个星期，英曼每天就躺在床上瞧那个瞎子。每到天亮不久，他就会推着车沿路而上，几乎看不出是位盲人。他在路对面的一棵栎树底下摆好摊子，几块石头围成一个简单的灶，他点起火来，用一只铁锅煮花生。整整一天，他背靠砖墙坐在一把小凳上，卖花生和报纸给医院里那些康复到可以走动的病人。除非有人来买东西，不然他就两手相交搭在腿上，像个假人似的纹丝不动。
那个夏季，英曼眼中的世界就是以窗棂为框的一幅古画。经常，大段大段的时间过去，眼前所见极少变化：一条路、一面墙、一棵树、一辆车、一个瞎子。英曼有时在心中慢慢地数着，看看要多长时间，画面才能出现一点重要的变动。这是一个游戏，他有自己的规则。一只鸟飞过去不算数，有人沿路经过则算，大的天象变化，如下雨、日出算，但过往的云影不算。有些天，他会一直数到几千，才有可以做数的变动出现。他相信这副画将永远留在自己心里——墙、瞎子、树、车、路——不论他还能活多久。他想像自己已经是一位老者，依然在回想着它。画中景物组合在一起，似乎在揭示某种意义，不过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恐怕永远也无法知道。
英曼的早餐是燕麦粥和黄油。他一边吃一边望向窗外，不久，就见瞎子推车而来，他的腰因用力而弓起，转动的车轮下扬起两小片灰尘。等他点火开始煮花生，英曼把盘子搁在窗台上，来到屋外，像个龙钟老人似的蹒跚着穿过草坪，朝小路走去。
瞎子很健壮，膀阔臀圆，马裤在腰间扎了一条大皮带，有磨剃刀的皮带那么宽；大热天也不戴帽子，一头短发灰白浓密，发质粗砺，像短扫帚上的刚毛。他坐在那里，头向前倾，似在冥思。英曼一靠近，瞎子马上抬起头，好像真能看见他一样。不过，他的眼皮陷进堆满皱纹的眼窝里，像鞋皮一样毫无生气。
英曼并没有停下来打个招呼，直接就问：是谁挖了你的眼睛？
瞎子脸上带着友善的微笑说，没人，我从来就没有眼睛。
英曼吃了一惊。因为他在想像中已经认定，它们必是在某次疯狂而血腥的冲突中，在一个兽性发作的时刻，被人剜了出来。近来他所目睹的每一件丑行都出于人类之手，他几乎已经忘记还存在着另一类的不幸。
——怎么会从来就没有呢？英曼问。
——生来就是这样。
——啊，英曼说，你可真够坦然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你这样，在大多数人看来一辈子生活在不幸之中的人。
瞎子说，如果我有幸看过一眼这个世界然后再失去它，那不是更糟？
——也许吧，英曼说。但如果现在给你10分钟，让你生出眼睛，你愿意拿什么来换呢？我猜不会是个小数。
那人考虑了一会儿，舌头舔着一边的嘴角。他说，用印地安头像的一分铜币来换我都不要。我怕那会让我心中充满愤恨。
——这正是我的感触。英曼说，有太多东西，我希望自己从来没看到过。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刚才说10分钟。我指的是得而复失。
瞎子用一块新闻纸卷成一个筒，拿一把小漏勺探进锅里，在纸筒中装满煮花生。他把花生递给英曼说，来，给我讲一件你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事吧。
从哪里讲起呢，英曼想。莫尔文山。夏普斯堡。彼得斯堡。任何一处发生的事情，都足以让人明白什么是惨不忍睹。但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那天尤其在心头徘徊不去。这样，他就背靠栎树坐下，捏开湿花生的外壳，用拇指把花生粒挤到嘴里，开始给瞎子讲他的故事。晨雾散开，一支庞大的军队突然露出身形，正朝山上的一道石墙和墙后低于地表的小径挺进。英曼所在的团奉命支援已经守在石墙后的部队，他们很快在马耶斯高地顶部的白色房子前排好队列。李将军，朗斯特里特和帽插羽毛的斯图尔特就站在门廊前的草坪上交谈，并轮流用望远镜向河对岸了望。朗斯特里特披着一件灰色羊毛披肩，和另两人站在一起，他看上去就像个放猪的壮汉。但从英曼对李将军战术的了解，他绝对更愿意在朗斯特里特手下作战。尽管看起来有些蠢，他却总是有心寻找利于防守的地形，让士兵可以相对安全地躲在阵地后面大开杀戒。而弗雷德里克斯堡当日的鏖战，从始至终是以这种正合朗斯特里特的路数，却不为李所喜的方式进行的。
英曼的团整队已毕，开下山脊，进入北军凶猛的火力范围内。他们中途停下来齐射了一次，然后就冲进了石墙后面的凹路。半路上，一颗枪弹紧贴着英曼的手腕飞过，感觉像是被猫的舌头舔了一下，只擦伤了一小块皮肤。
走进小路，英曼马上看出地形非常理想。先遣部队已经沿坚固的石墙挖好壕沟，即便站直身体也不会暴露。北方部队要想冲上石墙一线，必须先越过大片的空旷地带。一个士兵兴奋地跳上墙头大喊：你们都在犯错误！听到没有？一个可怕的错误！子弹从他身旁呼啸而过，他跳回墙后的壕沟，手舞足蹈。该阵地之让人称心如意由此可见一斑。
天很冷，路上的泥浆几乎冻住，有一些人打着赤脚，许多人的军装是自己家做的，用植物色素染成黯淡的颜色。在战场对面列阵的北军军容整齐，清一色穿着工厂生产的簇新的军装和战靴。当他们向山上发起冲锋的时候，石墙后的守兵边压住火，边大声地奚落他们，一个人喊道：靠近点儿，我想要你们的靴子！他们让北方联军一直上到20步开外，才开火把他们放倒。距离实在太近，一个士兵竟说，用一体纸包子弹真是太可惜了，如果火药、弹丸和药垫分开，每次就可以只装一点点，节省火药。
蹲下装弹时，英曼耳中满是枪声，还有子弹打进身体的声音。他身旁的一个人可能太紧张，或者过渡疲劳，忘记把推弹杆从枪管里取出来，结果和子弹一起射出去，刺进一个北方战士的胸膛。那人仰面倒下，推弹杆竖插在身上，随着最后的呼吸摇动，像中了一支没羽的箭。
一整天，北军每次数千人，轮番向石墙冲击，前仆后继。战场上散布着三四栋砖房，不消多久，就有大批的士兵躲在后面，像是日出在房子背面投下的长长的蓝色阴影。不时有他们自己的骑兵过来，像老师在抽打逃学孩子的屁股似的，拿马刀的刀背一通乱砍，把他们从屋后逐出。然后就见他们缩着脑袋，身体前倾，向石墙奔来，这一姿态让当天现场的好些人想起顶风冒雨前进的人。迎头痛击的乐趣早已消失，北军仍冲锋不止。英曼开始恨他们，只因他们竟愚蠢地要一意送死。
战争梦幻般地进行着：数不胜数的强敌向你扑来，你自己却软弱无力，然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直到被彻底击溃。英曼不停地开火，右臂反复拉动推弹杆已经疲劳不堪，下颌也因连续咬纸弹壳的底盖而酸痛。长枪变得火烫，有时候还没等装好弹丸火药就燃着了。一天过去，周围人的脸庞都被枪膛后焰熏成深浅不一的蓝色，让英曼想起曾经在巡回表演中看到的一只巨猿涨鼓鼓的花屁股。
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李和朗斯特里特的眼皮底下作战。墙后的士兵只需一扭头，就可瞧见在他们上方督战的两位大人物。两位将军在山顶呆了一下午，各显神通，说些幽默漂亮的话。朗斯特里特说以他布置在凹路上的防守阵地，就算让波多马克军全部人马开过来，也不可能有一个活着来到石墙下；又说北军在漫长的下午络绎倒毙，就像从屋檐流下的雨水。
李将军自然不会给别人抢了风头，他说，幸亏战争如此可怕，不然人们就会太好战了。一如罗伯特老爷（指李将军——译者）所说的一切，这句横空而出的妙语马上被士兵们争相传诵，一传十，十传百，简直就像出自万能的上帝之口。等石墙这端的英曼听到此话时，他只是摇了摇头。即便在当时，战争开始还不久，他的观点也与李大相径庭。在他看来人们似乎非常喜欢战争，而且越可怕越好。他还怀疑，最喜欢战争的人正是李，如果可以自作主张，他会径直把大家统统送进地狱的大门。但最使英曼不安的是，李明白表示，他把战争看作澄清上帝隐晦意志的工具。李似乎认为，在一切人类行为中，战争的神圣性仅次于祷告和读《圣经》。英曼担心，遵照这种逻辑，人们很快会把任何一场滥战或恶斗的胜利者当作上帝验明正身的卫道士。这些想法当然不能对同袍讲，同样不可宣诸于口的是，他觉得自己参军不是为了找一个老爷，哪怕是那天在马耶斯高地上庄重而尊贵的李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