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中再次被无可选择地推到了聚光灯下。这是一次极特殊的“温州热”，事关温州兴衰，甚至影响中国改革的沉浮。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拐点，以中共十四大召开为契机，作为公认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蒙老师的温州人走上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前台。1992—1994年，拦都拦不住的第三轮“温州热”蓬勃而起，到温州参观取经者累计达50万人次。
———以中共十五大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随后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为里程碑，中国民营经济的首席代表温州几经磨难，终于修成正果。1997—1999年，与本次思想解放相伴随的，是第四轮“温州热”。仅十五大召开的当年，到温州的参观考察者就达近10万人次。
第五轮全国性“温州热”的主角正是温州炒房团。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声势和震撼力并不亚于此前任何一波。首先是媒体的传播量。有学者曾声称做过统计，截至1998年的改革开放前20年，全国各地媒体有关温州的新闻报道总量约在1万条次左右。由于时间跨度大、筛选难，做这样的统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其结果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四轮“温州热”媒体报道的总量远远少于温州炒房团的曝光率。支持这一结论的事实是，近五年间，中国媒体尤其是都市类媒体的家数已呈几何级增长。更关键的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媒体之间跨时空的工业化流水线式的巨量复制和克隆提供了平台。其次是话题关注者的广泛性。前四轮“温州热”的核心主线是鲜明的温州“姓资还是姓社”之争，话题不可谓不重，内涵不可谓不深，但恰恰由于其“重”、其“深”，带来了话题关注者的高端化。而房地产则不同，它是一张巨大的网，触动着上至中央、下及城市边缘每一个平头百姓的敏感神经。其相关利益的直接性和个人化，决定了话题关注的最广泛基础。作为中国房地产大牛市期间最活跃的群体，温州炒房团注定将成为利益各方议论纷纭、无法绕开的焦点。
从媒体追踪报道的角度梳理，温州炒房团的称谓经历了从“看房团”到“购房团”再到“炒房团”的微妙演变，其前世今生大抵可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2000年前后，温州购房者的身影开始在一些媒体上若隐若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二是2001年8月18日，由《温州晚报》组织的第一支媒体购房团抵达上海，至此温州购房团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频频亮相，并在他们开赴一座座城市的铿锵脚步声中不断激起越来越炫目的浪花；三是2003年下半年“非典”阴影日渐消失，随着中国楼市进入价格飞涨的疯狂期，大小媒体也同时进入了“言必称温州购房团”之时，神秘买家满天飞，骇人内幕连珠响，报道再报道，转抄再转抄，几近沸点；四是2004年4月初惊爆温州市政府叫停炒房团的信息，事件发展陡然白热化，一般事实类的报道迅速让位于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真可谓铺天盖地、弹如雨下，密度之高几乎令人窒息。
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人士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余年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曾经像温州和温州人那样引发过如此激烈的大辩论，“资本主义肮脏的摇篮”是他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范”也是他们，黑白分明，水火难融。不幸的是，温州炒房团再次重演了“天使”与“魔鬼”的悲喜剧。
【天使派】
———“向温州人学习”（2004年4月8日，新华社，节选）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敢为人先的温州人留下了许多创举。此次“温州购房团”现象再次给人们上了一堂市场经济课。温州人在房地产市场一不偷二不抢三不骗，没有采取任何不健康不道德的手段投资房地产，我们应该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他们。温州人捕捉商机的本领值得人们学习。
商机是要靠发现的。同样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什么温州人会不断捕捉新商机，而许多人却对此熟视无睹呢？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捕捉商机的本领提高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才会更加繁荣。
———“应为温州购房团发奖章”（2004年4月8日《南方周末》，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节选）
温州炒房团应被称为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勇于创造和探索的英雄。政府要做的是尽全力保护和鼓励个人在市场中的活动与行为，并为这种交易行为创造优惠条件和开绿灯。尤其是当地政府，应伸开双臂对温州的外来投资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对当地政府而言这是最大的吸引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机会。外地资金在当地产生交易行为，税收自然在当地，房屋作为不动产，租金收益在当地，房屋经营产生的GDP和相关收益还在当地，政府又何乐而不为呢？……当地政府应为温州购房团发“英雄”奖章。
如果我们的政府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应鼓励和支持今天的温州炒房团、明天的其他炒房团，或者任何的炒家。平心而论，温州人能用集体炒房让自己发财，并促进经济发展，不正是市场经济中的英雄吗？
【魔鬼派】
最尖刻的批判显然来自互联网上成百上千条的网虫评论，因为自由所以坦白。其核心观点显然是“哄抬房价论”：
温州人都干了些什么？全国行骗起家，现在又用骗来的钱哄抬房价！（2004年4月9日，焦点房地产论坛，56次点击）
温州人占了改革的便宜不知报恩，赚了钱就来盘剥内地同胞的血汗，无耻，想想你们的所作所为。（2004年4月3日，新浪网，87次点击）
政府应对破坏社会经济的行为有所为，否则有谁能买得起房，共同富裕和所谓的物质文明从何谈起，难道我们都成了温州人的佃户？（2004年4月6日，新华网，62次点击）
最重要的是，要警惕温州炒房团。要声讨鼓励温州炒房团的温州政府、温州市委的领导班子成员，要追究其责任！该负刑事责任的要移交司法，该撤职的要坚决撤职！不要姑息。（2004年4月11日，新浪网，102次点击）
如果说网络的声音来自民间，仅供参考的话，那么掌握高端话语权的社会责任分子、精英人物的重量级批判就不能不洗耳恭听，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这样一种充满了阴郁、调侃、愤懑色彩的报道和言论随处可见，而反响最大、最具爆炸性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尹中立的《不能再对“炒房行为”听之任之》一文。
在这篇2004年3月18日最早刊发于《南方周末》，并先后被各地广泛转载、引用的文章中，尹中立博士一一列数了房地产炒作的“八宗罪”，并言之凿凿地对温州炒房团明确进行了坚决追究刑事责任的缺席审判———
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构成了操纵市场罪。《刑法》第22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我们认为，应该用该条款约束类似温州炒房团的操纵房地产市场的行为。
在温州“姓资姓社”长达20年的全国论战中，曾出现过一种奇怪的现象，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些高官，一些名望足以让人景仰的学者，一生从没有踏上过温州的土地———或者仅仅是走马观花，也从来不屑于弯下腰耐心地倾听温州人四海创业的艰辛，他们却以不容置疑的无数条理由，毫不犹豫地将温州和温州人早早划入了“丑陋”与“罪恶”的行列。
让我们再来看看温州购房团的境遇。粗略翻阅google中“温州炒房”名下的11。6万条消息、特写、综述、评论，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70％以上为完全转载、转抄，有的甚至找不到来源和出处；20％以上以他人资料整合为主；至多不超过5％为基本靠一手素材的独家报道。炒房者大多无名无姓，基本事实往往转手炒卖，其转手的频率远远高于炒房。这就是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所能获知的有关温州购房团的全部资讯，其间，误差、错觉、臆断乃至谎言沉渣四起。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一开始，温州购房者为了安家置业也好，为了商业投资甚至是投机也罢，其行为无疑属于纯粹的经济人范围。这与几乎所有温州人20余年的创业史一脉相承：个人富裕，让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日子过得更好。温州人喜欢实话实说，他们从不讳言自己强烈的致富渴望，也从不以品格高尚者自居。然而，在温州炒房团风潮的前前后后，无论是热情讴歌的“天使派”，还是慷慨激昂的“魔鬼派”，我们看到了一波又一波在缺乏细致入微的事实真相基础上的概念化、情绪化、道德化甚至泛政治化的喧嚣。
“10万人1000亿元”之惑（1）
“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多少钱？”这是有关温州炒房团最具诱惑力的第一大悬念，其结论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温州炒房团一切判断的基点。
到目前为止，这一悬念出现过四个版本的答案：第一，10万人，1000亿元；第二，10万人，1500亿元；第三，10万人，3000亿元；第四，10万人，5000亿元。其中，第一个版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最广泛的引用。
关键是，“10万人1000亿元”的来源在哪里，依据又是什么？就像张五常教授笔下的小蜜蜂一样，我在如花海一般的媒体报道堆里追根溯源，反复寻觅筛选，发现这一说法的可以确信的最早源头，是一家上海媒体。
2003年9月22日，该报一篇题为“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的长篇综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温州人不仅在本地炒房，而且还把目光瞄向全国各大城市。多位人士告诉记者，没有人能统计出温州有多少人、多少资金在全国炒楼。经多方求证、讨论，各方比较认同的数据是：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
据悉，温州目前有专业炒家5000人左右，多为个体户老板、城市拆迁户和房地产界人士，1个人能连带周围20—40人。按照1带30计算，约为1。5万人。一般来说，这些专业炒家的炒房资金在200万元上下，预计1。5万人投入炒房资金300亿元。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市）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为了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一般来说，每人手里都有1—3处房子（除自己居住需求外），如按1个人购买2套房子动用资金60万元计算，总资金额在420亿元。
目前，在外温州人有160万，以经商、办企业为主。市场人士认为，多数在外的温州人拥有上百万元周转资金，购置多处房产相当普遍。保守估计在5万人以上。按照1个人1套50万元计，共为250亿元。国外的温州人在国内投资房产的资金也不下几十亿。
紧随的另一个疑问是，这番数据从何而来？几经周折，采写该篇报道的记者周金易（化名）坐在了我的面前，这位籍贯温州的率直的年轻人给出了如下采访说明：2003年9月18日，按照报社领导的报道选题意图，他赶赴温州。当地政府对炒房团从未有过公开披露的统计分析，一切都得靠自己。茫然之中，他找到了既是同行又是朋友的《温州商报》一位房地产版记者。共同的职业兴趣，使这两位年轻人围绕温州炒房团话题进行了一个下午的热烈讨论，“10万人1000亿元民资”的讨论结果逐步清晰起来。但他承认，讨论结果“主要是根据新闻感觉和推论，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佐证”。兴奋与忐忑之下，在随后两天，他带着这个讨论结果分别造访了温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处、市房地产协会、市人民银行及两家房产中介公司，同样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数据佐证，却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回答：“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有关部门的默认坚定了周金易的自信。
周金易是不该受到太多责难的，为了这几个谁都“说不清”的数据，他花费了整整三天时间，试图接近事实的源头，从而有幸采写了11。6万条有关温州炒房团的媒体报道中至多不超过5％的基本靠一手素材的独家报道之一。出乎他预料的是，由于更多媒体不假思索的复制、链接，凭借强大的传播力，不经意间，他竟成了温州炒房团有“10万人1000亿元资金”这一“事实”的权威发言人。
然而，这一从未遭遇过怀疑的“权威说法”的种种疏漏是显而易见的。仅举一例：该“权威说法”称仅被列为第一类的温州专业炒家即有5000人，按照1人连带周围30人计算，约为1。5万人，并预计这1。5万人人均炒房资金200万元以上，共计投入300亿元。一个致命的疏漏出自最基本的乘法计算错误，5000乘以30的结果应该是15万人而不是1。5万人，这个看似微小的错误实际上已经足以从根本上摧毁“10万人1000亿元资金”的数理基础。糟糕的是，凡是引用该“权威说法”的媒体对这一致命的错误均视而不见，无一不陷入“小数点门”。
由于温州购房者的纯民间性，其购房行为是广泛而分散的，地域跨度极大，至今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为此进行过艰苦却有益的调查分析，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对温州炒房团作出所谓精确的统计无疑是一种苛求。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成为似是而非的“感觉派”，分析和考证仍是必要的。只是分析和考证必须建立在数据扎实、外延清晰、逻辑严密的基础之上，哪怕它将是多么烦琐和枯燥。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不断地进行还原事实真相的努力。在此，我十分愿意与每一个人分享这种努力的一些收获。你姑且不妨将以下分析列为温州炒房团究竟有“多少人、多少钱”的第五个版本。
根据2003年温州市统计年鉴，温州总人口为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出卖劳力为生者寥寥，主要是经商办厂，累计投资1050亿元，开办工业企业1。57万家，经商户70余万户。另外，开始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次移民浪潮，使温州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目前共有40多万温州人活跃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
这样一种特有的人口区域分布，催生了温州购房行为的五种主要形式：
———遍布各地的160万温州人约有数十万个家庭，长期落户异乡投资创业使购房成为必需，同时由于相对当地居民拥有较多的资金积累，购房数量户均基本在一套至数套之间，庞大的家庭基数造成其购房总量巨大。目的以安家置业为主，兼带投资升值。
———以扎根于各地城市的温州人为天然的“房产信息员”，以根植于传统乡土、宗法社会的“经济互动联盟”为纽带，拉动家乡人到所在城市购房。这种购房行为比较分散，规模不大，目的各异，如果是发展前景良好的沿海城市，安家置业的诉求比例往往较高。
———由温州本地头脑灵活、社会关系广泛的消息灵通人士作为牵头人，聚集身边部分亲朋好友，前往某一个或数个城市群体购房。这类购房者以万人计，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