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这些是：安达卢西亚人的黑眼睛、
数以千计的阿拉伯文地名、几千个已
经进入从前的被征服的种族的词汇中
的词。
——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不幸的安达卢斯难民，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
从茶畹的山腰俯瞰下去，几个柏柏尔女人正闪动着红白相间的裙子，在溪流上的洗衣房里忙碌。在她们身旁，那群小孩还在搬挪一个节日的牌子。
摩尔接受了小摩尔。非洲的荒莽大陆，就如贫寒的母亲一样，接纳了被侮辱和被驱赶的儿子。
在非洲大陆北缘靠西的海岸线上，从摩洛哥到阿尔及利亚，许多地点都是当年摩里斯科人的收容地。而其中之一就是茶畹。
4—Al Rahmanu
这一天太阳火烫，山道上走着一些金发碧眼的欧洲游客。狼脸阴沉着，不与他们搭言，就好像他已完全和欧洲一刀两断。而游客们，看得出心境和经济都有余裕，显然还没到思考归宿的地步。
洗衣场建在瀑布边上，汹涌的水冲过一个个石头砌的搓板和水槽，而柏柏尔女人就站在激流中大洗特洗。汹涌的地水不管不顾，只知从洞孑L岩缝冲出来，疾疾地奔腾而去。那些白种游客好奇地爬上来，一处处地看柏柏尔妇女的洗衣场和磨坊。倒是没有什么语言障碍：摩洛哥人几乎都会说法语，黧阜人则还会讲西班牙语。
离开山中河流以后，声浪嗖地被抽掉了，茶畹回到了宁静。小城的广场上飘扬着摩洛哥的国旗，大红的旗子上有一颗橄榄绿的五角星。旗子抖擞着，今天，往事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已风息浪止。’
狼脸兄弟说：我知道最重要的去处。
我们随着他，一转角走进了热闹的集市。本来，选择茶畹就是为了解摩里斯科的故事。但这个不可貌相的朋友不以为然，他一路说，为什么对摩里斯科这么感兴趣？不就是一场冤罪么？你以为今天改变了么？没有。瞧瞧我吧，我就是今天的摩里斯科：不做异乡的囚徒，回到真主的土地。
他使我感到，有时故事会迎面跑到眼前。穿过一些蓝色的小巷，到了一座比较大的广场。
狼脸说：到了。这儿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地方。它是摩里斯科人来了以后盖起的第一座房子，安达卢斯清真寺。
开始我没有捉摸它的黄色的粗琉璃瓦。它的象征意义，其实是以后弄明白的。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我洗照片，突然看见一张从上向下照的、这座寺的鸟瞰画面。
一棱棱的黄瓦，斜着砌成屋顶。升起的高塔的顶端，也戴着一个黄琉璃拼砌的攒顶帽。光滑的黄琉璃，在阳光下发出晃眼的光线。
——怎么这个黄琉璃屋顶这么眼熟？
我盯着图片上那似曾相识的黄屋顶。渐渐的，心里浮起一个熟悉的图案。嘿，科尔多瓦大寺，IaMe2quita的瓦顶就是这样。
我懂了，他们在新土地上，仿造了一座科尔多瓦大寺。他们使用了安达卢斯时代的典型建筑材料：掺杂着褐斑的、粗糙而漂亮的黄琉璃瓦。顺便说一句，近年来许多现代派建筑喜欢模仿安达卢斯风格，比如在马德里，就有好几处这种粗黄琉璃的屋顶。
确实，这座建筑仿造得很像。虽然不可能仿造那座名寺的内部、雕门和前庭——谁有本事再现那森林般的、罗马运来的大理石柱，谁能再造那奇异的马蹄双拱呢？但是很显然，他们一定要实现仿造，他们要在非洲，隔海回忆全盛的安达卢斯。于是他们选择了屋顶。因为原作——科尔多瓦大寺的屋顶设计朴素，只是砌成条棱的、朴素的黄琉璃。
茶畹的安达卢斯之梦……应当说，在颜色和平面两方面，它都与科尔多瓦的原作惟妙惟肖。而且，棱状的琉璃顶是完整的，屋顶中央没有日本作家厌恶的“瘤子”。它静静立在茶畹的中心部，被几个移民街区围绕。
我打量着，初看它一点也不起眼。但是愈看，它愈显出一种文化的准确——白泥勾填着黄瓦的缝隙，间架比例恰如其分。乍看琉璃粗过砖块，但是恰恰它这种配色，烘托了全寺的韵味。特别是那座塔；寺边有座砌成八面的唤礼塔，匀称的体型和穷窘的用料，给人一股难言的感受。它的每一面，都装饰着隐约的双拱洞、雕花窗。凝视着它，不知为什么我被吸引了：在那些线条涂砌之间，流畅里有一股哀伤。
我叹了一口气，说：好漂亮的寺！……它就是你说的，最重要的地方么？
狼脸兄弟答道：人们都这样说！
在摩洛哥，柏柏尔人或阿拉伯人的本地寺，与被驱赶来的安达卢斯人的寺，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在摩洛哥，所有名字叫做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大都是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人修建和使用的。只不过，他们喜欢自称“安达卢斯人”，而很少使用摩里斯科——这个勾起痛苦回忆的称厦乎。
除了这个称呼就再难找到别的遗迹了；来到这里的三百万难民纷纷采来石料，一间一间地砌成房屋，再刷上白色的涂料。这种白房子混入了本地建筑，没有留下多少西班牙的痕迹。在茶畹，这样的白房子栉比鳞次，填满了那座牛犄角山的凹陷。他们在家门口种上几棵橄榄，再喂上两只鸽子。一面铺开的绿草原可以牧羊，也可以种植麦子。和平又在洪水般的灾难之后降临了，剩下的只是用劳作改变穷困。
不幸的摩尔后裔，不，是被迫改宗的摩里斯科，也不，是安达卢斯人——渡过几乎被难民船堵塞的海峡，来到了地中海的南侧。背后的海里还是帆樯拥碰，前面的人已经仓皇上岸。他们忧心忡忡，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自己的命运。
那是一次大规模的登陆，是沉默或呜咽的登陆。从直布罗陀到阿尔梅里亚，从巴伦西亚到葡萄牙，沿着千里的海岸线，到处都是登陆的帆船。数不清的小舟大船缓缓靠岸，褴褛的篷帆轰然落下，黝黑的影子扶老携幼，如黑色的水顺着陆地边缘洇染。彼岸险恶喧嚣，而这边风平浪静。茫茫非洲默默注视，并未露出惊异的神色。陌生的大陆等着他们，像海洋等着溪流，像敞开的天空等着风。
很难想象登陆时的情景。身心交瘁的摩里斯科们，从一条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岸，从西地中海南岸的各个地点，弃掉破船，蹒跚登陆。他们看见了密集的白房子、黧阜的绿色山峦，和一座清真寺的方塔。就在那一刻他们变了，不管他们是否曾经改宗，不管他们在那边怎样否认自己的不信、在这边又怎样否认自己的改宗——那一刻他们痛哭流涕，在一瞬之间突然显现了穆斯林的本相。他们变了，突然变成了自己。他们不再压抑悲痛，成千上万的男女扑伏在地，捶胸号啕。
我猜，当发现濒死的自己被收容了，当知道绝望的自己又能再造一个家，当看见新的家乡居然是生机蓬勃的苍苍绿色时，一定有许多人不能自制。摔掉格拉纳达的家门钥匙，搂住树皮粗裂的橄榄树干，他们跪倒在地，大声喊道：
——Ya，A1…Rahmanu！”……
（啊，最仁慈的主啊！……）
我猜，那一天这哭喊的声音一定曾经响彻云霄。褴褛缠身的老幼搀扶下船，密密的赤脚和靴子，水花高溅地趟着海水。改宗的老者跪倒在沙滩上，只顾声泪俱下地诵读经文；年壮的汉子扛着犁铧，已经在隙望安家的地方。从梅利亚以东，到丹吉尔以西，整个非洲北端的滩头上，到处都是从西班牙来的难民。他们的嚎啕哭喊直入云霄，他们的声音一定如同直布罗陀的大海潮一般，不歇冲撞着巉岩海岸和山峦田野。
那天，一双高高在上的眼睛，人类良心的眼睛，一定曾久久注视着这感人的一幕。
回顾那一段往事，人易于感慨天道的无常，国运的不济。但归根结底，最应该指责和慨叹的对象，依然是格拉纳达王国上层的腐化，以及末代国王——波阿卜迪勒的无能。这其实又有些像中国：国运衰微的清末，以及羸弱的光绪。
史料之海也是一片沉默；很难找到这一侧的宣言、对策，以及对源源涌进的、数百万难民安置的记录。
摩里斯科人悄然消失了。安达卢斯人的说法也成了一个历史称谓。他们融化在今日的摩洛哥人之中——他们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多少显得漠然。虽是一方主角，但他们不屑批判。他们的心思只在黧阜，这真主恩惠给他们的、生存与避难的绿角。
连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也未必意识到——自从失去了这一道浓郁的山岭，东方就被撕去了屏障。随后开始的殖民主义的世纪，至今还没有完结。不过，伟大的山脉似乎不附和我的观感，我也开始摸到它的思路。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中的悲剧，不是追杀驱赶，而是俯瞰历史的悲悯，是深沉浩渺的慈爱。
今天走在摩洛哥北部，散漫的黧阜大山依旧四合围抱。它无言地延展着，沿着地中海，葱茏的一派绿色，遮护着贫弱的非洲。它并不发言，只是静静地向绝望者敞开胸怀，显示着一种含义——它简单又深刻，不易概括也难以形容。我只知道它是无限的和辽阔的，远不仅仅只是对摩里斯科和穆斯林，也不仅仅对着阿拉伯和非洲。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北 岛
“首先请原谅我未给你写信。我并没理由。”他接着写道，他是“属于闪米特族的犹太人……是的，我们学校正在反犹，关于这我可以写一本三百页的巨著……我今天没上学，因为昨天我在冰上跌倒，自作聪明地把背摔伤了”。
这是保尔·安切尔（PaulAntschel）1934年1月写给姑妈的信，即他十三岁施犹太教成人礼后不久。他姑妈刚移居到巴勒斯坦。这是他留下的最早的文字。在二战结束后，他改名为保尔·策兰（PaulCelan）。
1920年11月23日，策兰出生在罗马尼亚切尔诺维兹（Czemowitz，现乌克兰境内），位于奥匈帝国最东端。在他出生两年前，哈布斯堡王朝寿终正寝，主权归罗马尼亚。那里语言混杂，人们讲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德语、斯瓦比亚语和意第绪语。镇上十万居民中近一半是犹太人，他们称该镇为“小维也纳”。
德语是策兰的母语。他母亲温文尔雅，热爱德国文学，特别强调要讲标准德语（1nqhGerman），以区别当地流行的德语。策兰说过：“我们在家只讲标准德语，不幸的是，方言对我来说很隔膜。”他父亲曾当兵负过伤，信奉东正教并热衷犹太复国主义。六岁那年，他从德语小学转到希伯来语小学，后来又进了国立小学，但家里一直请人教他希伯来语。父亲在他涛中的缺席，多少反映了他们关系的疏远。
成人礼后，策兰不再学希伯来语，并脱离犹太复兴运动。当收音机里传来希特勒的叫嚣时，他加入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反法西斯青年组织，在油印刊物《红学学生》上发表文章。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为共和派募捐，并参加示威游行。后来虽放弃了共产主义，但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有特殊的感情。
策兰在文学上没有那么激进。他读歌德、海涅、席勒、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尼采、魏尔伦、兰波、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他特别钟爱里尔克。一个同学还记得，他们俩到乡间散步，躺在树荫下，策兰背诵里尔克的诗。
策兰年轻时很帅。一个朋友这样描述他：“身材修长，黑发黑眸，一个不苟言笑具有诗人气质的英俊小伙儿……他比较沉默，杏仁脸……嗓音悦耳温柔……声调抑扬顿挫。他幽默犀利尖刻，又往往和蔼可亲。”
父母本来盼儿子能成为医生，但罗马尼亚医学院给犹太人的名额极少。1938年春策兰高中毕业时，德国军队进军维也纳。父亲打算攒钱移民，而策兰渴望继续读书，得到母亲支持。1938年11月9日，他动身去法国上医学预科，火车经柏林时，正赶上纳粹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屠杀。他后来回首那一刻：“你目睹了那些烟／来自明天。”那是欧洲犹太人生活终结的开始。
他在巴黎看望了想当演员的舅舅，并遇见大批西班牙难民。他对先锋艺术的兴趣超过了医学。就在那一年，布鲁东、艾吕雅和杜尚等人在巴黎举办国际展览，把超现实主义运动推向高潮。
1939年夏策兰回到家乡，改行学浪漫主义哲学。1939年9月，罗马尼亚把部分土地割给苏联，1940年6月，苏军占领切尔诺维兹。策兰不得不学习俄语和乌克兰语。一位乌克兰老师在课上，背诵叶赛宁和隐去姓名的曼杰施塔姆的诗。
1941年6月X日，希特勒大举入侵苏联。策兰的朋友不是和俄国人一起逃难，就是被苏军征兵入伍。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比纳粹还残暴。1941年7月5日和6日，切尔诺维兹被轴心国占领。罗马尼亚军人和警察协助德国人，试图抹去犹太人六百年的存在。他们烧毁犹太寺院，强迫犹太人佩戴黄星标志，一昼夜屠杀了包括社区领袖在内的三千人，把犹太人赶进隔离区，随后再把其中十万人送往集中营。隔离区的条件可想而知，四五十个人挤在一个小单元里。但据策兰的朋友回忆，那六七个星期的隔离经验并非那么可怕，大家同甘共苦，讲故事，唱意第绪语歌。策兰甚至还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1941年秋，由于好心的市长，策兰一家得到许可离开隔离区，暂时逃脱被遣送的命运。策兰把黄星标志藏起来，冒着风险到公园散步。好景不长。1942年6月，省长下达驱逐犹太人的指示。6月6日和13日接连两个星期六，弧光灯照亮夜空，盖世太保和本地宪兵把犹太人赶到街上，押上卡车，开到火车站，再塞进装牲口的车厢。
1942年6月27日，按策兰的朋友蕾克娜（Ruth＇ackner）的说法，她为策兰在化妆品工厂找到藏身处。策兰催父母帮他想办法躲藏，母亲说：“我们逃脱不了我们的命运。毕竟有很多犹太人在特朗斯尼斯蒂尔（Transnistfia）集中营了。”（她无从知道那儿三分之二犹太人已经死去）策兰在和父亲口角后愤然离去。据另一个朋友回忆，策兰的父母让他躲到外面。那个星期六晚上，他和策兰到一位朋友家，由于宵禁留下过夜。第二天策兰回家，人去楼空，门上贴着封条。
父母被送往集中营后，策兰进了劳改营，在离家四百公里的地方干苦力。他在给蕾克娜的信中写道：“你写信让我不要绝望。不，茹丝，我不绝望。但我母亲让我很痛苦。最近她病得很重，她一定惦记我，甚至没道别我就离开了，也许是永别。”他在另一封信中说：“我目睹我自己的生活变得苦不堪言，但最终成为正直忠诚的人性之路，我将一如既往地追寻。”
使策兰一举成名的《死亡赋格》写于1944年春。他的朋友还记得，一天早上，在大教堂的铁栏杆旁，策兰为他朗诵了这首诗。后来策兰在此诗后标明“布达佩斯，1945年”。有可能是他在家乡写成初稿，1945年4月移居布加勒斯特最后完成的。1947年5月，《死亡赋格》发表在罗马尼亚文刊物《同时代》上。罗马尼亚文译者索罗蒙（PetreSolomon）写道：“我们发表译文的原作，是基于一个事实。在鲁比林（Lublin），如其他众多‘纳粹死亡营’一样，当别人掘墓时，一组赴死的人被迫唱怀旧的歌。”
《死亡赋格》是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作，不是德文，而是罗马尼亚文译本。他第一次写下自己的新名字：保尔·策兰。
二
死亡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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