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领- 第237部分

现在柳如烟虽然有经纪人，但是由于她这样的草根艺人与经纪人之间没有严格协议，所以经常会有多个经纪人出现，争夺资源，大家的目的也比较单纯，就是看到了柳如烟如今风头正劲，他们都伺机而动，一旦有机会，也会杀进来分一杯羹。

从音乐人的角度来说，像柳如烟这样的条件，并不具备大红大紫的条件，所以柳如烟的走红，应该说是幸运成分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原创词曲所占到的比例分也比较大一些。

“对于大多数的歌手而言，唱功一般，乐器也不是很擅长，谱曲更是无从谈起，没有过硬的素质，没有原创歌曲，唱片公司不可能看得上。”陈明洛指出了柳如烟现在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指出了她的经纪人的问题，“现在圈里也有一些传闻，说你的经纪人给报的价，有的说一次五万，有的说一次三十万，价格差距比较大，可见你的经纪人在圈子里面其实只是半职业性质，他的意图就是有机会赚钱就不放过。”

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利于歌手的发展的，毕竟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市场价码，在遇到一些大场面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困扰，一大堆的纠纷。

对于柳如烟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没有原创歌曲的支持，二是幕后的团队建设远远不够，这两个条件就限制了她向更高的位置发起冲击。

“你现在除了那首歌之外，还唱一些什么歌儿？”陈明洛问道。

“一些老歌了，翻唱之类的。”柳如烟回答道。

好的词曲作者确实很难搞定，要知道这世上虽然有一些优秀的词曲作者，但是人家基本上都是成名已久，而且有自己扶持的固定歌手，这种资源柳如烟一个自己红起来的歌手是根本得不到的。

就算是她在京城中拜了一些码头，但是真正愿意接纳她的人并不多，大家都有自己的门人弟子需要重点培育，好的词曲对于这些人而言，真的是狼多肉少，分不过来。

相比之下，那些创作型歌手的发展潜力就比较大一些，毕竟人家靠的就是原创音乐，版权就是人家的底线，如果不允许的话，别人也没法子唱人家的歌，寻找好的词曲作者，为歌手量身定制新歌，就需要经纪人的操作。

就算是现在，虽然也有一些人是以草根的身份出道的，但成名之后，背后一直有专业的词曲作者在进行支持，所以才能延续生命力。

“为什么大家现在喜欢草根歌手？那是因为草根反映了一种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和普通人很接近，能产生亲近感。经纪公司就是抓住了草根的这个特点，重点包装他们。”陈明洛对柳如烟说道，“至于说能不能够取得成功，关键的差别就在于背后的经纪人团队能量有多大。”

陈明洛认为，柳如烟的成功并不是不可以复制的，虽然说现在柳如烟没有什么新歌，但是如果有合适的运作，还是可以维持生命力的，也可以寻求转型，参加一些电视节目，比如说综艺类的，当当嘉宾，保持适度的媒体曝光率对于歌手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硬要她唱歌的话，可能很快就被抽干了，而等她的商业价值没有了，自然就会有新的草根艺人被挖出来。

而新的草根艺人如果没有过硬的素质，遇不到好的经纪人，又会重复那些很普通的故事，迅速走红、接着迅速沉寂。

“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曲作者。”柳如烟对陈明洛说道。

其实，柳如烟对于陈明洛还是有一些期待的，毕竟当初陈明洛给她写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而陈明洛的另外一些身份，也让柳如烟觉得他是一个音乐界的隐世高人，偶尔小露一手，都能让人感到那股锋锐之气无与伦比。

陈明洛也很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他觉得自己做这种事情可一而不可再，帮柳如烟救救急是可以的，但是要长期依赖自己搞词曲开发，那就不成体统了，所以这事儿还是要归结到经纪人团队建设上去。

“国内的词曲作者虽然大牌小｝说就来整理，但是港台的似乎更适合你一些。”陈明洛考虑了一下之后，就列出了几个人的名字，表示柳如烟可以找这几个人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重金收买几首好歌。

“都是港台的啊——”柳如烟看了之后也是有些意外，心说陈明洛对那边儿似乎是很熟悉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今柳如烟这个形象和风格，确实是只适合使用港台那边儿的音乐人来为她量身定制新歌，而且那边儿的音乐人都比较敬业一些，至少是拿了钱会认真办事儿，不至于弄出一些不上不下的东西来糊弄主顾。

在国内就很难说了，虽然说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出手确实不同凡响，但是歌曲风格上面跟柳如烟的形象差别太大了，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是被几个文工团包*了，等闲人根本用不上人家。

至于大部分的词曲作者，则基本上都混得非常不如意。

在内地流行音乐界，无论是顺风顺水的兴盛时代，还是惨淡经营的低潮阶段，词曲作者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他们默默无闻地给那些台前风光无限的歌手们输送着营养，自己却忍受着不合理规则下的层层盘剥。

在娱乐业的权利博弈和利益分配体系中，编剧和词曲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往往被轻视、被忽略，雇佣工的角色使他们无法奢望与导演、演员和制作人、歌手享受同样的权益。

国内乐坛不尊重作者、好歌越来越少等等都是事实，这些老问题由于长期得不到解决，致使歌手和词曲作者的权益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

一个歌手出场费可以达到三十万，而词曲作者却什么也得不到。

在收益分配悬殊的情形下，好歌自然就少了，大家的创作热情在降低，很多人不劳而获，这种体制自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再加上歌曲公开发行后，版权使用的混乱和盗版的泛滥，也给国内音乐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大量障碍。

尽管像《在希望的田野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在电台里被播放了几十年，但这并不能帮助歌曲的创作者施光南摆脱生活的窘境，事实上四十九岁的施光南在去世前贫困交加。

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艺术家的歌曲在电台或者电视台被播出，就要付给艺术家一定的版权报酬，可惜的是国内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

国内词曲作者所能够获得的报酬非常至少，有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而与此对应的却是歌星少则数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出场费。

总而言之，如果不是被御用机构包*的话，想要在内地做一个词曲作家是很悲哀、很清贫的，也没什么积极性。

这种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原创音乐市场的榨取，而不是培育，在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上没有太高的价值。

“在国内想要搞原创音乐，路子确实比较狭窄，所以我们也就只有借重于港台的力量了。”陈明洛提起这事儿来，也是觉得有些郁闷的。

这也没什么办法，毕竟国内已经享受免费成为习惯了，对于侵权这种事情，真的是比较无视。

正文　第四百五十二章　重金买歌

第四百五十二章重金买歌

“国内的版权状况真的很差吗？”柳如烟问陈明洛。

“差得不是一点儿，可以说是糟糕之极。”陈明洛很明确地回答道。

国内的版权制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音乐圈儿中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很多歌手风光无限，词曲作者却无人问津，一个歌手参加一场演出唱一首歌就能拿三十万的报酬，连续参加四十场演出，反复唱这一首歌，能拿到一千两百万的演出费，词曲作者却分文没有。

每年都有词曲作者提出关于著作权落实的问题，并列举了发达国家对词曲作者的权益保护、歌曲的版权维护等成功举措，不过提也白提，没有人会关心这种事情。

“不过，这种东西似乎很难结算吧？”柳如烟的脑子里面想着这事儿，就觉得版权保护虽然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落到实处估计会比较困难。

毕竟，唱歌这种事情，你歌手唱一场有出场费可拿，但是怎么给词曲作者分成呢？估计吃到了肚子里面的东西，谁都不愿意吐出来吧？

“在国外一般都是按照每分钟来计算版权费给原作者，欧洲国家是每分钟160左右，最高的是日本，每分钟960，而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据说有人在协商，协商的结果却是每分钟3毛钱。”陈明洛回答道。

“不是吧，那跟没有这项收入有多大的区别？”柳如烟和慕容听了，都觉得有点儿过分了。

你歌手唱一场就是几十万的收入，就算是一首歌五分钟吧，按照欧洲的标准也才八百块钱，几十万跟八百块之间的差距，能提到一块儿来吗？

“国内现在谈的，是希望能够跟港台的标准看齐，每分钟60，但是也很难落实。”陈明洛说道，“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也存在一个心态问题，国内的市场很大，如果这个标准能够落实下来，很多词曲作者怕是一下子就成了亿万富翁，很多人看了当然会心理失衡，说白了就是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在作祟。”

“看来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很难解决。”慕容在一边儿插嘴道。

“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制度，其实就是一个意识问题。”陈明洛回答道，“要求政府加强监管力度，不光是为了钱，是为了有这个版权意识。你像日本的一些乐队来国内开演唱会，其中就唱了一些中文歌曲，事先他们之前不知道有些歌曲是谁写的，唱了以后，有国内的词曲作者就追讨过去，结果人家就一五一十地给列出清单，唱了多少场，收入多少，应该给词曲作者赔多少，清清楚楚，所以说，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版权意识问题。”

同等级别的词曲作家，港台和内地的版权收入相差在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以上。

就像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所有创作的歌曲，一年可以得到四百万港币左右的版权收入，而像陈小奇这样创作了数量质量都属上乘的内地一线词曲作者，一年的版权收入平均才两万。

由于歌曲版权在出版发行、商演、有偿播放等方面的后续收益无法保障，目前国内词曲作者主要收入只能采用一次买断的方式，也就是在企业或歌手个人邀约创作时提供的稿费。特别是本应与盒带、CD发行数量挂钩的后续版权收入，常常因为实际发行数量无法知晓，而只能采用与版号挂钩的方式一次性支付，一旦某首歌曲再版发行，不但不需要征求原作者同意，而且发行方一次性支付给词曲作者的报酬通常只有几百块。

目前国内著作权纠纷比较多，但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不愿意在这上面花费时间和精力，致使侵权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法律法规。

对于词曲作家的现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就是国内单位使用这些歌曲时，完全没有付费意识。

其实按照合同的情况，国内的唱片公司对于每张专辑作者都会有一个固定比例的分成，在5％～8％左右，这其实比日本还高，听上去似乎很好，的实际收益并不高，主要是整个行业不好，在收取过程中，国内单位付费意识太少了，合同写得再完善，没人给你钱，你怎么分给作者？

“付出了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没有完善的版权制度，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给制作人或者作者们一点信心，长此以往，不仅是这个行业，很多与版权有关的行业将越来越萎缩，能人也越来越少，最终走向消亡。”陈明洛说道。

国内流行乐坛从九十年代至今，音乐风格日益多元化，遗憾的是，这几年来内地流行乐坛的歌词创作却相对沉寂，没有一位领军词作者，老一辈著名词作家相继离世后，青黄不接现象越发突出。

近年来，内地乐坛新人风起云涌，每年的大小选秀都会向乐坛输送新鲜血液，按的优秀词曲作者也应该应运而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造成这一尴尬场面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词作者版权屡遭侵犯，所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应有回报，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词作者的创作漏*点，大众版权意识需要加强，版权制度需要完善，如果内地能够出现大批依靠版权费生存的职业音乐人、歌词作者，才会流行音乐创作走向繁荣的标志。

现实情况却著作权意识不强，一般就是创作一首歌后得一笔稿费，真能靠版权费生活的音乐人又有几个？在港台那边儿，如果能够创作出一首红歌来，可以带来数十万的收益，词曲作者自然有创作动力，也能够打造出精品来，反观国内，就只有一些应景的滥歌，或者是御制的基本上没有人会去认真听的主旋律歌曲。

比较而言，香港的歌唱业要发达多了，那里不但有一大批多产的词曲作者，新歌新人也层出不穷，与之相配套的，就是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包括Ｏ*。neＴ音乐版权的保护。

比如著名词作家林夕，写过四千多首词，每年靠分版税都过千万的收入。

如今，当国内的娱乐行业已经渐成体系之时，编剧、词曲作者却大多都是散户，无法与强大的娱乐资本坐下来谈判，所以自然就得不到应有的权益保障。

“版税制从来没有在国内娱乐业得到很好的推行，不透明的票房、收视率和唱片发行量更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作者们无从追讨应有的分配额度。”陈明洛说道，“要让词曲作者获取更多应有的权益，规范版权，给国内音乐注入更多活力，除了不断提高作者、普通民众的版权意识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强化制度建设入手。推进著作权作品的依法有偿使用已是大势所趋，但由于目前国内相关规定、标准尚需明确，关于收多少、怎么收等问题仍缺乏清晰界定，音乐著作人维权难免会面临不少尴尬，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做不起来。”

三个人边吃边聊，时间未免就拖得久了一些。

此时慕容看陈明洛的目光，自然又有些不同了，但从他对娱乐圈的事情这么了解，看法这么透彻，就足以证明这个看上去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确实非同凡响。

正说话之间，陈明洛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接起来一听，“哦，桑书记，错了，桑副总理，您好您好，这会儿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指示？”

桑明达打电话过来，其实倒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问一问夹里面的情况什么的，作为副总理，他的工作日程虽然也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但是相对而言还是要轻松一下，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下基层视察这种事情上去了。

跟桑明达聊了一会儿之后，陈明洛放下了电话，就见柳如烟和慕容两个人都长大了嘴巴，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就好像是看到了外星怪兽一样。

“桑副总理？”柳如烟小声问道。

“嗯，我们是忘年之交，没事儿的时候喜欢聊聊天。”陈明洛点头回答道。

“怪不得，你跟杨吉儿关系那么好，跟她姥爷的关系好像更好一些——”柳如烟嘀咕道。

关于杨吉儿的身份问题，实际上学校里面很多人都是隐约知道一点儿的，她有一个副市长的母亲，现在成了阳朔市纪委书记，而她的姥爷则是原来的省委书记桑明达，此时已经调任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明洛跟杨吉儿的关系很好，可以用关系很铁来形容，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清楚的，当时还有不少男生为此捶胸顿足了许久，只是大家都不清楚，原来陈明洛和桑明达之间的交情也这么深厚，居然能让桑副总理亲自打电话过来找他聊天儿。

这种事情如果说传了出去的话，怕是要引起相当大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