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为道“三人行”之借鉴“他”的为道
与最高贵的人交谈
三个人称代词，“他”是第三人称，“你”是第二人称，“我”是第一人称。为什么要用这三个人称代词作话题呢？
“他”。他人的东西可以借鉴。西方人对于我们来说是称为“他”。而他们也同样崇拜东方人，学习东方人。西欧有一位学者将他的“书房”称为“孔庙”。他就是很欣赏中国儒家的思想，甚至认为孔子的思想、孔子的《论语》传到西方以后，一下子叩开了西欧中世纪那“黑暗的大门”。至于历史作用，那是历史学家来评论的问题。
我们对他人、前人、古人、外国人的知识、智慧如何去借鉴呢？我想主要的手段就是阅读，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对于阅读，我们应该欣赏一下一些哲学家的经验。培根在《论学问》一书中讲到阅读，他讲：“有些书可供一赏，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读他们的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读一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的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
笛卡尔在《论正确指导心灵的方法》中讲：“阅读所有的好书，的确如同与历代最高贵的人交谈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生活的时代是很有限的，你不可能与那些圣人、伟人、贤人、哲人都能面对面地去交流，去听他们的演讲，拜他们为师。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的书，把几千年前的圣人请下神坛，去跟他交流。千里万里以外的贤人、哲人，我们能将他们请到面前跟他学习，跟他交流，这就是阅读的好处。阅读能跨越时间和空间，通过阅读能将你的思维一下子穿越时间的遂道，跨越大的空间，这就是阅读的神奇之处。
柯勒律治在《关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演讲》中谈到：“可以把读者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海绵’类，他们轻而易举地把他们能读到的一切吸入体内，但又会立刻彻底摆脱汲取的知识。
第二类是‘沙漏计时’类，为了胡乱地消磨时间，他们一本接一本地把书通过自身漏一遍，到头来依然如故——空空如也。
第三类是‘过滤器’类，在他们的记忆里，只沉积下他们读过东西的可怜的一鳞半爪。
而那些犹如绚丽的钻石一般既贵重又稀有的人属于第四类，他们读书不仅是为了自己获益，而且也为了使别人有可能来运用他们的知识，这就是将阅读者分为四类。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善于读书
叔本华在《书籍与阅读》里面讲：“善于读书的人决不滥读，这是极为重要的。无论何时何地，凡是大多数人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地拿来读。例如那些正在走红，并于一年内一版再版的政治的、宗教的小册子、小说、诗歌集等。你要知道，凡是为傻瓜写作的人，总会有一大群读者。请不要浪费时间去读这些东西。应该把你的时间花在阅读那些超越一切国度，超越所有时代的作者的作品上，这些作品的作者的声音值得你去倾听，只有这些作品才会真正使你开卷有益。”
少读坏书决不会嫌太少，多读好书决不会嫌太多，坏书是损害智力的读物，它们摧毁人的心灵。
他还说：“不读坏书是读好书的一个条件，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阅读不能盲目。我们要读的书太多了。你什么都去读，那就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这就是关于阅读他人的东西，主要是以阅读而来的，当然还有听来的，观察来的……这就是对于他人的东西，他人的公式，他人的公理、定义，他人的思想、观点，他人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我们从求学，到为道，再到无为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为道“三人行”之碰撞“你”的为道（1）
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
中国人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把“你”、“我”看成是二人之间的事。儒家有这么一个思想，比如：仁字，它是二者为仁，仁者二人也。中国人奇特的地方也就是讲究：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朋友、师生，等等。
你，代词，称对方（一个人），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观点。君臣、父子、夫妻……他们之间的每一个人的对方都是你，这是中国语言、文字里面传统的观念的东西。
对于今天讲的题目，主要是讲一种二人之间或一个“小”的群体。这里还是以二人之间为代表，来说明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有“你”的思想，有“我”的思想，可能这种思想在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发生了争论，或是讨论，或者分析、研究，两个人坐下来共同探讨，甚至于一种合作。在历史上，伟人与伟人之间，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科学家之间以及艺术家之间的合作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例如，我国古代的庄子与惠施，他们二人就是一种合作。大家都知道庄子，他是道家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而惠施是名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们二位，尽管观点不同，但他们非常友好。惠施具有渊博的学识，以善辩闻名于世。他与庄子是一对互不相让的诤友，常以诘问、辩驳来交流思想。
一天，庄子和惠施散步来到濠水的一座桥上，庄子看到水中的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就说：“你看，鱼多么快乐！”惠施却反问道：“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呢？”
庄子再反问道：“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呢？”
惠施又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你的感觉如何，可是你也不是鱼呀！你怎么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呢？”
庄子解释说：“刚才你问我怎知鱼的快乐，可见你已知道我是晓得鱼的快乐的。至于我为何会知道，那是因为我到了濠水桥上，看见鱼在水里游来游去自由自在，所以我觉得鱼很快乐。”
由此可见惠施与庄子的交情甚厚，非同一般。日常的散步，两个人却谈出很有哲理性的东西，而且探讨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像“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知道”就是心理现象。
鱼在下面游来游去，却是一种物理现象。他们二人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碰撞。
另外，还有一件事：庄子在自己的妻子死去时，敲着盆唱着歌。惠施当时大加责备，庄子则认为妻子安寝于天地之间，用不着悲伤。后来惠施去世时，庄子却极度悲伤，哀叹失去了老朋友，这位老朋友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他们二人之间经常这么交流，这么碰撞，碰撞出许多思想上的火花和许多哲理。
从树和石头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再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是古希腊三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之间是师生关系，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得名于柏拉图及其门徒聚会讨论哲学问题的学术园林），既是柏拉图的学生，又帮他作老师，还帮他教其他的学生。可他的观点有许多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审美观认为：“从树和石头中学不到任何东西”。与他们相比，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对生态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他比他的两位前辈更少倾向于心灵观点，尽管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但他唯心的程度，已经向唯物主义靠近了。他对科学的贡献是把科学分出了学科，而且分得很细，为以后的科学分科奠定了一个基础。
亚里士多德虽然赞同柏拉图所说：一般理念是实在的，来源于感官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准确的。但他没有追随他的老师，将一般描述为独立的存在，将物质事物降格为精神范本式的苍白反映。相反，他断言形式和物质同等重要，二者都是永恒的，缺一不可。形式是万物的原因，它们是有目的的动力，使物质世界形成我们周围无限变化的物体和有机物。这说明他们之间，既有相同的又有不同的。
有分歧是正常的。正因为有了分歧才有了发展，这种伟大的思想就产生于二人之间的交流、学与教、师与生这种关系之间。这种师生之间就是一种你、我之间，他们之间一般会产生辩论。在一个大的场合下发生辩论，看起来是我们和你们之间的辩论，但实际上某一种观点，某一段言辞，是二人之间产生的。一旦某个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另外一个马上站起来提出反对、驳斥、辩论，但实际上他所面对的是你，“你说的什么不对”；对方也是“你”，“你”对“我”的驳斥是不对的。实际上许多的问题也就是在二人之间、辩论中间得到是非的澄清。
第二部分为道“三人行”之碰撞“你”的为道（2）
辩论是对话的良心
关于辩论，古人也有论述。
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论引论》中讲到：“有人说‘辩论是真理之源’。我对这种说法的真理性是深表怀疑的。我以为此话源自古希腊诡辩派哲学，而诡辩派则错在过分夸张辩论术的价值。我以为所谓科学的论辩大概没有多大的效果，更不要说几乎总是维持私见的论辩了。”
桑塔亚娜在《本质的领域》里讲到：“论辩是对话的良心，它与其他地方所表现的功能一样。也就是给灵魂赐以公正，让它极端的冲动达到一种完美升华。不过，就像美德是比道德更宽泛的东西一样。因为它包括自然的赐礼和亲切的同情，甚或勇敢的献身；同理，智慧也是比逻辑宽泛的东西。思想中的连贯会使事实驯顺，使理智谦恭。因此，其体系的统一就会成为人类的美德，就像一个单一的语言的完美运用，既不会伤害事物的本性，也不会污损一个有学识的狂人。”
这是关于辩论的论述，同时也说明辩论是在两者之间产生的。每一方的对方也都是“你”，通过讨论、辩论、研究，甚至于求教，使知识的是非得到澄清，以至于更完整、系统，这就是在求学的基础上，知识增加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这一步。当然，在小学生之间他们也有讨论，中学生之间也有讨论，平常百姓之间也要讨论。
世界著名的环保作家，原《大自然》杂志的主编唐锡阳先生，他的著作曾在美国反复出版。他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去年他写了一本书《错、错、错》。他并不是盲目地发表，而是先印成样书，然后就分发给朋友。他将样书寄予部分朋友阅读，也寄了一本给我。他在样书上面写了这样的几句话：“殷旵先生，期待你的评点，以增加这本书的厚重和历史色彩。”然后很慎重地盖上他的印章。他就是多方面地求助于“你”，对于我来说也是“你”对我的信任，我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所以我两次发信过去，而且寄书过去。这就是“你”与“你”之间的思想、学术讨论。而这些交流和讨论，正是通过“你”与“你”为平台的。这个就是对“你”的简单概述。
第二部分为道“三人行”之形成“我”的为道（1）
什么是“我的风格”？
“我”，这个“我”，刚才讲了，学了他人的知识以后，“你”、“我”二人之间经过讨论、辩论或探讨，然后就会形成较成熟的“我”的东西了。
每一个人在求学、辩论、探讨之间都会使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风格更成熟。以前是读别人的书，而这个时候就有自己的书问世了。自己的大作问世，有的人甚至是著作等身。在这个著作里面，虽也引用别人的观点，但主要观点、思想内容、文字结构都是“我”的，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也不是“你”的，而是“我”的思想，“我”的观点，“我”的风格。
有的人只要把书一读，他不看作者名字，他也能马上感觉出这本书是谁的作品。
例如，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的一天，新华社发了一篇社论的传真给沈阳日报社，正好这天是副主编值班。他一看社论，题目是《文汇报的方向应该批判》，他也没看内容，心想是新华社发过来的，那就登吧。他就将它放在第二版的头条，他想这是《文汇报》的事。报纸印出来后，他首先读了那篇社论，刚读完两段就满头大汗，马上按电铃，跟工作人员说：“我必须马上到市委宣传部去检讨”。为什么呢？因为他读出来这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他居然登在第二版，可想他当时有多恐慌。
这篇社论也没署名谁写的，但他读了以后，就知道是毛主席写的，证明毛主席的文风多么鲜明。
其实，我也是很崇拜毛主席的文采的，我认为他是语言大师。他的文章读起来风格独特。站在毛主席的立场，这就是“我”的文章，“我”的风格。
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写得实在是大家风范。她的丈夫是金石家，也是很有学问的，他也喜欢写词，但无人欣赏。有一天，他在自己写的十几首词中间，故意夹上李清照的一首词，然后请他的一位朋友来欣赏。当他的朋友看完后，从中挑出了一首词，说：“这么多，惟有这首称得上是词，其余的都不能称作是词。”而这首词不是他写的，恰恰是李清照的词，这就说明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而且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如果让我们看，看不出来，这也要有对词的欣赏水平。
如果每个人的风格一旦成了“我”的东西，标榜是“我”的东西，不容易。如，像我也写了些东西，我不能说是“我”的，因为没有鲜明的特色，没有鲜明的风格，没有系统的思想。如，余秋雨先生的著作，他的散文问世以后，在读者中间一下子就掀起了“余秋雨”散文热。但有的人就提出批评，特别是攻击他的散文不是散文，甚至于将他与政治挂钩。尽管这样，余秋雨还是出名了。
“我”的份量有多重？
还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他们为什么能闻名于世，我认为有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的批评的因素在里面，我想如果有人对我的东西进行批判，可能我也会成名，是吧？关键是我们的东西没有被人骂的份量。别人骂都不想骂，不屑一顾，可想而知，是“我”的就必须很有份量，才能成为“我”的，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作者任意写一篇文章就说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文字是我写的，有我的思想，可能是这里借鉴一点，那里借鉴一点，这里抓一点，那里拿一点，慢慢融合，最后将它拼凑起来，拿出去以后，人家并不欣赏，对社会和历史，你留不下痕迹。等书发出去以后，一个月就有退货了。有的发了一年就无声无息了。印了五千册，也就那么多了，多了也发不动了。就连自己床底下的几百册还在那儿睡觉呢！最后也只好拿来作人情了，这样当然就不行了。但有的就能畅销下去，长销下去。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可以说是畅销得不得了，长销得不得了，到了哪个程度呢？在莎士比亚的故乡，飘扬着一百多个国家的国旗。那种“我”的份量，古今中外可以说是没有的。我估计没有哪个著作者达到了这个程度，连国家总统也没有那样的程度，这就是强调“我”不容易。
“我”就是学者身份。如今被称为“学者”便可与“专家”齐名。什么人才能称得上“学者”呢？也许有人认为，出版过几本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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