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10年前我等来了一个《寂寞天堂》剧本，讲的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西海固的故事，甜美而忧伤。我准备再等10年，等一个能够认同这个影片的投资方。我还可以再等，等不到也没什么。如果学生需要我，我还会教书，或者在我自己的店里卖最好的卡布奇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谢园
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提到表演系78班，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张丰毅、周里京、张铁林、方舒、沈丹萍，总之是那些在银幕上光鲜夺目的俊男美女。但如果谈到第五代的电影，谢园的名字便会浮现出来，特别是因为《孩子王》里的那位知青“老杆”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曾被老师评价为“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的谢园，毕业后留校任教，也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今天，人到中年的谢园坦率地承认自己和第五代创作的巅峰已过，心灵的窗户已经被时间焊死。
谢园：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小小的虚荣心作祟
恢复高考时，我们被“文革”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对自己没有自信，考理科或者考文科的正牌大学像北大肯定考不上，一般师范可能都悬，我还不愿意出北京，这样衡量下来只能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广院和中戏的文化分数线不高，我别的方面的才能要是能吸引老师的眼球，可能就考上了，就能上大学了。一个小小的虚荣心在作祟。两眼一抹黑就没有想过这些事，追求电影、艺术和道理都是上学之后的事情。以前我在宣传队的时候会玩几下乐器，平时又喜欢出洋相。面试的老师把我给弄兴奋了，我把会学的国家领导人的口音学了一个遍。
喝着狼奶长大
其实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第五代，也就是我们“78班”有这么重要。电影永远是未尽的事业，它作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艺术手段，所能阐释的中国人和中国都还远远没有到位。四年学下来，我觉得对电影的认识有质的飞跃。对我个人而言，作为这一代的一分子我深受其益。我今年46岁，越来越感觉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现在逐渐认识到曾经被我们践踏的价值中人是第一重要的。“78班”的互相感染和熏陶，才使我对人和文化内在的东西更感兴趣，而不是外在的浮华。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现代启示录》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现在讲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世界第一”介绍给我的学生。它具有政见力，
与直接满足消费者心理的影片有区别。科波拉作为一个导演特别的较劲，其他反映人类战争的影片都不如这部片子够劲。
毕业时我很盲目，前途未卜，也不卜前途。有一次很多同学从郊区回来，路过老乡的庄稼，地上有把镰刀，一个美术班的同学拿起来，在木头电线杆上刻下了这样十个字：“一生不做作，半世哭别人”。我觉得这就是“78班”的精神实质，这已经超越了个体人生的认识。
形象一般，没有演技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但是我眼睛近视，人家不要我，又给我退回学院了。我特别想穿上那身军装，心里特别难受。其实留校是被迫的，不过也挺好。我们当时158个同学，思想散漫，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刚从一个大的动荡背景走过来，有一种顽固的批判精神，有时候没有弄明白就开始批判了。所以，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征求我们的意见，基本上对我们是因人施教。我们当时最喜欢的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任何的煽情，任何形式主义的作品严格地讲当年都被我们抵制，拒绝煽情和深刻。像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我们觉得形式大于内容，情感上还不如《列宁在1918》来得痛快。
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八个字的评价，“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班里那么多形象比我好的同学，我这样的只能演叛徒。但是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小人物身上有大命运，以喜剧形象示人的演员骨子里都爱人民。所以虽然有些戏被同学打击说“自行轻贱”，但是我信念坚定，价值观正确。
最纯粹的是《孩子王》
《一个和八个》是我真正认识第五代的作品，我发现此前在电影学院对他们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我很有幸地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孩子王》，尽管后来我也拍了很多糟糕的电影。我这样一个演员拥有过那样一部纯粹的电影，《孩子王》非常的深情和深邃。它始终没有强调个人，个人消化在大自然中，这个人不断地反攻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在做什么。一整部片子都在进行真诚的自我忏悔，每个人都有责任，都该负责任。这是一部作者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不为了消费者，不为了商业，甚至电影的拍摄要求都可以抛弃，我们的表达不需要任何束缚。我们只要无限的忠诚，这是纯粹的内核和依托。
当年我们的真诚是一扎就疼的，我、陈凯歌和顾长卫的眼神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杂念。后来我一个人又回到了拍摄地，坐在云南的那个角落，马帮的铃声传来，人生在冥冥中的那样一刻凝固了。而现在无论我们怎样针灸都无法触到那个穴位了。
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
我觉得第五代的这种激情在1994年就结束了，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市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今生不会有余地再次打开了。
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地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儿，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来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头一回“78班”的释放弄大发了，弄伤了，余下的日子就像《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说的，“一个成熟的男人懂得委曲求全地活下来”。我想这是反语，“一个明智的人选择在他的巅峰时刻遂性而去”。
80年代，这样呼喊和爆发纷至沓来，对我们而言就是这个阶段的作品，田壮壮的《猎场扎撒》、陈凯歌的《孩子王》等等。我们生逢其时，身心尚幼的时候，碰上了“史无前例，皇帝不在的八月”，人性和生命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面对市场，面对商业和消费者不应该是陈凯歌、张艺谋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时代变化了，我们有一半留在了80年代，心灵已经在那里焊死了。即使延续，时代也不能理解了，也不会是完美的结局。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因为生命的延续被拉扯进了新世纪，这个舞台并不是最能展现我们的地方。但是这就是真实的“78班”，他们现在的经历也是自然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张会军，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系的学生，当过三年的摄影系班长，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教书育人、守家护业的人，他认为“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电影人再聚首的时候，张会军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距离大学毕业整整20年。
“78班”之张会军
当院长这事总得有人干
张会军，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系的学生，当过三年的摄影系班长，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教书育人、守家护业的人，他认为“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电影人再聚首的时候，张会军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距离大学毕业整整20年。对于张会军来讲，他觉得现在的孩子有和当年的他们同样的电影热情，但是缺少的是历练磨难和对社会生活的体味。他希望他的学生们都能成才，就像当年的他们这拨人一样。还在成长的学生们以及大学的纯真年代永远是可爱的。
张会军：“两个大学”的求学经历
学摄影之前教过体育
我是1956年出生的，导演系里面有不少比我大的，但摄影系张艺谋最大，我老二，我们78班五个系157个人，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2岁，几乎是两代人了。摄影系最小的是赵非，入校的时候才17岁，年龄小的和年龄大的经历不一样，但也有好的地方。像我们这帮人都是十几岁插队或者当兵的，没上过初中、高中，完全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的。经历这种动荡和苦难以后，把年轻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融入创作中，磨难出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算是赶上了好时候，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国电影需要很多一线的创作人员。
我之前曾经在北京教育学院当过4年的老师，什么都教。那会儿正是“文革”后期，教书也不是很规范，所以我连体育什么的都教过，也当过团委书记，干过行政工作。但是脑子里特别明确的一点是：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恢复高考了，我很激动，记得当时还跟单位闹得挺僵，因为要请假复习文化课。当时只让我报师范类的院校，因为我在教育学院教书，不能跨学科考，由于体育类和艺术类院校提前考，我就先报了电影学院，报的是理工科，记得当时的语文题就是《我站在金水桥上》。
没去上人大新闻系
当时说实话还真没有把握能考上。我又参加了统一高考，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报的是人大新闻系，结果复旦差了5分。在高考完的第三天我就接到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了，过了几天人大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最后决定人大不去了，想干摄影。
我也是经过客观分析的，也动过脑子想考表演系或者导演系，那时候脑子也热。后来一琢磨要考表演系得长成王心刚或唐国强那样的，长相普通没希望；另外在很多人面前表演自己实在有心理障碍，这跟上课不一样。有学生对我说，“张老师，您现在几万人面前都敢讲话。”我说这是两码事儿。导演系因为也要考表演，还是算了吧。而考录音呢，我掂量了一下，我音乐不好。考摄影吧，我喜欢画画，但是考美术系当时自认为不行，看到招生简章中说摄影系要求会画画，考进来的很多人像顾长卫、侯咏、吕乐他们画画都很好。绘画和摄影是相通的，很多专用名词都一样。
扯“蒙太奇”的都没考上
记得去考试时心里也挺嘀咕的，因为总有看过一些书的人扯一些名词，像“蒙太奇”、“长镜头”，还有西方电影流派中一些重要电影人物，我当时扯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人家说口试就是问这些词，我挺害怕的，也临时找不着书看，后来一想随机应变吧。结果那些转名词的人，一试完了走一拨，二试完了又走一拨，到三试基本走光了。
78班里超过50％的人都是有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只有20％左右，老师不怎么考名词解释这些书本知识。你想那时“伤痕文学”已经有了，美术的新观念也有了，包括西方流派的东西，流行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对峙等等，他希望考生你是对现在发言，谈你的观点和看法。那时候更多的就是看学生为人处世的方式，另外看你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很机械地背书本，还是肚子里装着东西想要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来表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不问你“一加一等于几”，而是问你“等于二到底有几种可能”。当时还不是应试教育的思维方式呢！
和张艺谋一起被抓补考
当摄影系的班长这事情比较杂，就是服务，那时没有领导的概念。当初刚进校门记得挺大的一个打击就是第一次物理测验时，我和张艺谋没及格，觉得比较郁闷，挺没面子的，我们俩年龄也比他们大嘛，后来使劲学也都考及格了。在班里我的学习不算特别好，大家各有所长，没有一边倒的。那时候我们也搞舞会，舞场里面四个大灯，我和艺谋就负责打灯，我们就宣布下面可能要关一会儿灯，灯慢慢熄了，就听见下面是特搞笑的亲吻的声音，其实肯定不少人在亲自己手背呢！我们那会儿不是都进城到小西天这边看电影吗？结果有一次没赶上班车，那也得回学校啊，后来就扒着人家垃圾车，站在车斗后面的杠上回来的，就感觉一路上那垃圾尘土一个劲儿往脸上扑。
毕业分配时大家都满怀热情，主要就是考虑怎么能更快地独立拍片子，当初是八一厂要我，可是不可能去了，已经确定留校了。因为上大学之前就当过四年老师，对学校的事情“门儿清”，每个环节该怎么做，挺快的就熟悉了。
教书这事总得有人干
我们现在各系的主任基本都是78班的，我一个，副院长是导演系的谢小晶，导演系主任田壮壮，摄影系主任穆德远，美术系主任王鸿海，录音系主任黄英侠，表演系主任陈
，研究生部孙欣，另外包括摄影系赵非、何青，美术系韩刚，表演系谢园，等等。我希望这些有实践经验及阅历的同学能够回学校给现在的学生们讲讲课。其实现在的孩子还是挺可爱的，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学校应该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我给的规定动作一定要做完，自选动作自由发挥。有危险的时候，这帮过来人能够坦诚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能力，可能这件事情比较适合他干就是了。但很明确的一点是电影的各个行当都要有人干，电影教育同样需要人。要说是不是我比别人更适合干这件事情，其实也未必。我觉得我留在学校主要是对教书这件事情比较熟悉，也有可能是性格当中对教师的职业有所留恋。至于说到责任、良心、觉悟之类很高高在上的词，其实谈不上。在这个行当里时间长了，能看到在教学当中我们当年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不足是什么，现在我们在教学生时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这些不足，少留下遗憾。至少我们这帮人还不是特别老，还没有老到需要天天回忆往事，还都能想想新的事儿，去折腾折腾。
守家谈不上，就说在电影学院教书这事，总得有人干。现在我们这些人无外乎做两件事，拍一些片子，为电影市场做点事；再一个就是培养人，也为这个市场做点事。我琢磨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思。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何群
当初的我们那么单纯
看他当时的照片中一脸“愤青”的模样，猜想应该是一个偏执、孤僻、狂暴的人，但有趣的是何群在“78班”中人缘很好，相反倒是个比较“合群”的人。
更有趣的是“78班”美术系中有很多同学后来都做了导演，何群、尹力、冯小宁、霍建起、韩刚、戚健等等，而且都非常出色。何群说虽然改行了，但是一到拍摄现场看到的最多的毛病还是美术方面的，如果可能，他还想做回美工师。
何群：当初的我们那么单纯
高考前的工作是修暖气
那时候比较坚持的一点是读书第一位，我那时22岁，在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机修厂当管道工，干了5年，主要就是修暖气，已经算是错过上学最黄金的年龄了。恢复高考好就好在让我们这帮人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后又有了一次难得的上学读书的机会。那时候并不是以热爱什么为标准，就是觉得进学校读书就是进天堂。我琢磨自己有什么技能可以走进大学校门，当时我们这拨人的中文基础主要就是背毛主席诗词，数理化都很薄弱，只能考虑文科类。当时能够避开考数学的专业一个是体育类，一个是艺术类。
我的父母都是画画的，他们也教我，希望我能画画。我当时也考虑过要上体育学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