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演喜儿而感到荣幸，同时，又因不懂电影和他的严肃而感到恐惧。我当时是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演员，而我出生在河北农村，正好与《白毛女》的传说中的“白毛仙姑”是同一个地区；在舞台上，一直扮演农民形象，身上有一股乡土气息，大概这些都是导演反复考虑的方方面面。
到外景地平山县后，王滨导演对我说：“别看你生长在农村，但还是要体验生活。”于是大伙儿根据喜儿这个角色，为我找了几个农村姑娘，逐渐唤起了我对农村生活的回忆，把握那种特定的感觉。在人物造型上，王滨导演告诉我，演员的气质无疑要与角色的气质相吻合，但只有这一点还不够，吻合了还要找差距。他说，镜头就是观众，在镜头前面塑造人物，要比舞台上更加生活化。演员既要有镜头感，又要没有镜头感。因此，站在镜头前，就不能老想着我自己；适应了，就不做作了。这些都对我以后的表演有着很大的启发。记得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地里割谷子，王大婶送饭来喊着：“春儿！喜儿吃饭了！”我从谷穗当中一抬头，一抹汗，怀里抱着谷穗一亮相，大家都说一个地道的河北农村姑娘活脱脱出现在银幕上了。
《白毛女》最初放映时，在农村反响特别强烈。甚至在国外影响都很大，1951年有几部片子参加了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第六届电影节，《白毛女》荣获了特别荣誉奖。我去前苏联看到喜儿说着俄语；去日本，看到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世界各地，一听到《北风吹》歌曲，人们就知道是《白毛女》。
杨润身：我来自“白毛女”的故乡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杨白劳式的人物。9岁时就听奶奶讲过白毛女的故事，后来自己就搞了一个村剧团开始排白毛女的戏，也看过当时排出来的歌剧《白毛女》。因为一个什么契机《白毛女》被搬上银幕呢？在40年代末，歌剧《白毛女》在民间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香港那边想把歌剧改编成电影，新中国刚成立的电影局了解了有关情况，认为我们最有条件来把这部电影拍好。当时设备条件最好的是“东影”，就决定由“东影”来拍。为什么我成了编剧之一呢？电影局已决定水华和王滨来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他们知道我曾经组织村剧团排过《白毛女》的戏，就很周折地找到当时在平山的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那年我28岁。
当时有一个《白毛女》的版本，喜儿和大春没有结婚；被玷污的喜儿为黄世仁生下了一个小姑娘。这种结果观众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把这样的结局改掉了。另外还有杨白劳除夕躲债的情节。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穷苦人没有欠账的习惯，有一分还一分，绝不可能怀里揣着几个钱而四处躲藏。就是要让杨白劳冒雪赶到黄世仁家还债去，钱财两清，黄世仁还不肯放过喜儿，这恰恰更好地表现了地主恶霸的蛇蝎心肠。电影《白毛女》的剧本写了一年多，摄制耗时9个月，所有的外景地都选在我的老家平山县。毛主席说过“平山是白毛女的故乡”，现在我还经常回到平山的老家坐在乡亲们的地垄炕头上。白毛女纪念馆成立时，老朋友田华、陈强等人都又回到了50多年前拍电影的地方，大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0年 《我这一辈子》铸就平民史诗
石挥：“我这一辈子”天问式的慨叹
由叱咤舞台的“话剧皇帝”到银幕上石挥塑造的一个个经典形象，他是如此光彩夺目，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敏感而脆弱的人，在艺术生命的正当年选择了自绝。石挥的悲剧完成了，却给中国电影史留下了永久的遗憾。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时，《我这一辈子》获得了“世纪奖”，而石挥本人也获得了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在中国电影诞辰百年即临之际，回顾石挥别有一番深味。
电影大历史：一辈子的辛酸，半个世纪的变迁
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22集电视连续剧《我这一辈子》曾经热闹了一阵，云烟过眼，热闹归于沉寂。但小说光彩依然，和小说一样经受住岁月考验的，还有1950年石挥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这一辈子》。
石挥的一生，和老舍有许多相似之处，共同的生活经历，相似的艺术气质，使得石挥改编起老舍作品来，有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从容与底气，加上他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共同造就了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现实主义力作。电影《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按照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改编，通过“我”这样一个既服务于统治阶级又心牵平民百姓的巡警的命运，映射出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真实可信，感人至深。石挥塑造的这个巡警形象，个性鲜明，形神兼备，在中国电影人物画廊中，独具特色，熠熠生辉。受当时创作环境的影响，电影的结尾要比小说光明得多：革命者申远倒下，“我”的儿子海福跃起，红旗招展。这个光明的结尾体现了石挥当时两难的创作心态：一方面他要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在现实摹写中安排中国的前途与希望出场。但即便如此，电影《我这一辈子》仍不失为一部闪耀着现实主义艺术光辉的经典之作。
石挥的表、导演艺术在国内是公认的，随着中国电影不断被介绍到国外，石挥的影响已经超越国界，受到海外观众和电影专业人士的推崇和喜爱。在1982年意大利都灵举行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说：“我参加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说：“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发现还有石挥。”
口述影像：石毓澍：我的“气哥”
杨柳青石家
石挥于1915年生于天津杨柳青，原名石毓涛，生后不到一岁就随父母迁至北京，随同来京的还有大姐毓滋，大哥毓浔，即石开，笔名杨柳青（《我这一辈子》的编剧）和不满周岁的三哥毓涛（即石挥）。到京次年后，我们家中陆续出世了包括我在内的二男二女，我们弟兄五人，石挥行三，由于二哥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石挥就行二了。石挥6岁入北京琉璃厂师大附小，到了高小时，学校每逢一年的游艺会是石挥最快乐、得意的时候，老师常叫他代表班级表演小独幕剧。他与同班的董世雄（即蓝马）经常是不可分离的搭档，谁料他们后来竟都成为了著名演员。
战后兄弟相会
石挥初中毕业后因生活所迫四处寻找工作以补家用。他曾在北宁铁路局做过车童（即列车员），也做过牙医诊所的学徒，他还曾想考入陆军学校，也想过养蜂，但都未成功。他小学最好的同学董世雄突然来看他，蓝马的力邀使得石挥进入话剧领域，从“明日话剧团”到“中国旅行剧团”，再到“苦干剧团”，石挥在话剧界的名气越来越大，被称为“话剧皇帝”。
1945年黄佐临导演的《蜕变》重新上演，我是1945年8月初回国的，由于战争的关系，我们的联系已经中断5年多，我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到上海后看报纸知道“苦干剧团”每晚在辣菲剧院演出，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到达剧院，问了售票的一个俄国人知道演员正在台上吃饭，我从空着的观众席向前直走向台口。忽然我看到了挥兄，我大叫：“气哥！（这是我对他常用的称呼）”跳到台上与他热烈拥抱。别人看愣了，后来知道我们的关系，大家都向我们祝贺兄弟相会。
最后的旅途
石挥后来步入电影界，出演了“文华”公司的诸多经典影片，并开始自编、自导影片，《我这一辈子》更是轰动了全国。《关连长》是继《我这一辈子》后又一部力作，但是却遭到了批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从此，等待石挥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路途。
1957年他导演了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影片剪辑完成后的第二天，石挥被通知要向上影领导交代问题，《雾海夜航》成为一个尚未出世就遭到白眼的胎儿。1957年11月上影召开批判石挥大会，连续两天的会议、铺天盖地的指责使他感到莫名其妙，无法用理智来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回到家中头脑一片空白，沉默不语，这个使他如此投入的世界要抛弃他，他的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无以解脱。他径赴十六铺码头登上他所熟悉的、曾拍《雾海夜航》的“民主三号”轮船，在夜深人静之时，大海里泛起一道白浪，次日凌晨轮船里再也找不到石挥了。
22年后，即1979年3月2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宣布石挥等14位被定为右派的同志全部错划，给予平反。在迟开的、缺席的追悼会上，只剩下一个名字：石挥，原名石毓涛。没有他的尸骨，也就没有墓地，至今也没有一块墓碑。
结束语
石挥的一生短暂而又充实，充满了坎坷也享受了成功的喜悦。他通过表演给我们带来了对艺术的享受，对人类的热爱，然而他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便失望地匆匆离去。今天，他所生活过的世界又重新真实地认识了他，他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得到解脱。石挥曾为《日出》谱过曲，其中的一段话是他最后想说的，我就把它作为对他一生回顾的结束语：“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边，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口述影像：童葆苓：“想起来非常遗憾”
我和石挥相识是他在1948年导演第一部影片《母亲》时，影片中需要一个学唱京剧的小姑娘，他选中了我。当时感觉他和一般的电影明星不一样，穿着很普通，有时拍完戏出来，大家各自回家，他就在马路边的小摊上买烧饼吃，给我留下很朴实的印象，我当时19岁。我欣赏石挥的多才多艺，我觉得他和我在一起很实在，虽然我的家人不太同意，我还是答应和他订婚了。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当时父母都不在北京，只有他的朋友李少春、裘盛戎和我家的几位亲戚办了一桌。那天，我穿一件桃红色夹袍，黑丝绒的领子，很好看，但不是新做的。那是1954年，我23岁。
石挥非常喜欢小孩，我也喜欢，可是我怕生孩子影响演出，就提出暂时不要孩子，他为我着想，同意了，当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我现在想起来，非常遗憾。我们婚后，长期两地分居，直到1957年我才调到上海。团聚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在淮海路租了一套西班牙式的两层小楼。上海夏天热，我们俩就到平台上睡觉，他爱给我讲故事。这简直像一出戏一样，我们刚刚尝到幸福生活的甜美，正想要一个我们盼望已久的孩子，不料，一场急风暴雨改变了一切。
想起来我挺难受，那天有国外代表团来，领导通知我去参加接待，就把石挥自己留在家里，临出门的时候，他拼命拥抱我、吻我，我却没意识到会有什么事发生。下午等回到家他没在，我就等，一直等了一夜。我害怕了，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领导，领导说帮我找，后来就一直没有消息，我就生病了。最后起不来床了，我妈妈把我接回了北京。有一次我到山东去演出，接到一封信，说石挥已经去世了，我哇地一下就哭了。我一直不知道石挥是怎么死的，姐姐童芷苓后来告诉我说他是投江死的。
石挥如果能活到今年，他的才华会充分施展，他的艺术理想会一一实现。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的电影作品这么受欢迎，他本人的表演这么受到后人的赏识，他伤心的心是会受到安慰的。——本节口述资料由北京电影学院舒晓鸣教授提供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0年 新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创刊
伴随着中国电影共同兴衰起落
《大众电影》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即是介绍国产电影，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的起伏跌宕也深深影响着《大众电影》的兴衰起落。上世纪80年代正是全民热衷于电影的火热时代，《大众电影》在黄金时期最高销量达近千万册。对于如今的电影杂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背后有着浓重的时代原因，但其中令人最感无奈的，恐怕仍是中国电影长期疲软所造成。
口述影像：“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创刊：《团的儿子》做封面
《大众电影》是1950年6月创刊的，我是在1950年冬天进入《大众电影》，那时《大众电影》的主编是梅朵。我最早是在书店里看到的这本杂志，因为一直喜欢看电影，所以拿起这本杂志就爱不释手，竟没想到后来会在这里工作那么长时间。那时候《大众电影》人很少的，除了梅朵也就三四位同志，而且是半月刊，所以每个人都是“多面手”，编辑、美编、排版、校对样样精通，我们当时组稿直接下工厂，中午几个人在一起吃碗排骨面，下午接着干，那时的工作气氛非常好，每个人都很尽力，合作得也很愉快。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全部是黑白的，不到32页，画页比较少，也没有电影剧照，我们就自己做封面设计，自己画插图，这很锻炼人，所以我对做杂志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熟悉。
杂志刚一出来非常受欢迎，创刊号印了1000本，全部卖光，后来又再版了很多次。这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呢？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美国影片不允许放了，就只能放国产影片，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
移师：植根于新土壤
做了两年的时间，大事情来了，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因为这部影片我们在杂志上做过重点介绍，上面就要求我们把还没有卖出的刊物都回收。紧接着就是《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片子也遭到批判，这样的题材本身是受工农兵欢迎的，所以刊物就不好办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艺整风运动”开始，我们就依照上面的安排来到了北京。
因为《大众电影》基础很好，在上海办得也很成功，于是当时在北京的另一个电影刊物《新电影》并入我们的杂志，这样《大众电影》就成为指导全国电影观众的一个刊物，《大众电影》杂志社成立，归中央电影局领导。那时候分组很细，工作人员也有二三十人了，有评论组、影讯组、读者来信组，还有印刷、发行以及行政人员。杂志当时还是不好办，因为要求很严，有时一个文字的错误都要上纲批判。我们还想了办法，不同片种让不同行业的专家来谈，但是分寸把握起来依旧很困难，由于清规戒律较多，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刚开始那么生动了。到了1962…1963年搞运动最厉害的时候，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就停刊了，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
复刊：新辉煌时刻
在我看过的很多读者来信中，都曾提到在没有杂志、没有电影看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把以前的《大众电影》宝贝似地藏起来反复看，这是令我至今都很感动的事情。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众电影》准备复刊，1978年我从北影厂编导室调回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筹备《大众电影》的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