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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光曲》的成功促使电影制造商把目光投向了电影歌曲，《大路歌》（影片《大路》插曲）、《毕业歌》（影片《桃李劫》插曲）、《夜半歌声》（影片《夜半歌声》插曲）……一大批电影歌曲和电影一起开始流行，在早期电影还没有更多娱乐手段的前提下，电影歌曲作为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道具为电影的商业成功铺平了道路。
从某种意义来说，今天的普通观众能够了解到的中国早期电影史，更多的是电影歌曲的历史，连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一首插曲。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忆起当年那些老电影的故事，但是电影中的那些老歌，已经成为怀旧的人们挥之不去的一段情结。
回顾中国电影歌曲的这段光辉岁月，让人不得不感叹，直到今日，中国的电影音乐虽然不缺乏高水准的作品，但还没有其他任何一段时期可以和20世纪30年代相比。坊间流行的电影歌曲大都来自美国大片，而中国电影在攀向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和艺术高峰的时候，几乎已经忘记了电影音乐的存在。对于电影歌曲来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已经很少有什么歌曲能在电影观众的心中留下什么印迹了，1934年早已成为过去。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达与完善，电影的表现手段越来越多，电影需要依靠音乐作为宣传工具的时代已经不再，电影歌曲的黄金岁月也已经不再，或许，我们再也不能拥有第二个电影歌曲的辉煌岁月？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盘丝洞》这样的镜头，当年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
1930—1931年 《电影检查法》
水银灯下，剪刀亮相
正如上世纪30年代一位研究电影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电影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一种肤浅的、无关紧要的娱乐，然而到了《电影检查法》登场的时候，这种“活动影戏”甚至已不仅仅被视作艺术了。大规模地进入市场使得电影成了当局眼中“思想交流的利器”；而世间万物危险不过“思想”，于是从1930年11月《电影检查法》的颁布开始（或者把这个时间推迟到1931年1月《实施细则》颁布），悬在中国电影制作者头顶上的，除了市场之剑外，又多了一把剪刀。
电影大历史：破冰上的杂技
最初刺激国民党政府定立电影检查法的具体原因已指向不明。左翼电影人士愿意把此法的定立归于对异见镇压的需要，那或许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但是并不能概括这样一部法律出台的全貌。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电影检查法出台当年，电影界最轰动的事件是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上映风波。这部电影最终被上海电检会以“侮辱我华人处，令人发指”为由禁映，并由出品者美国派拉蒙公司和上映者大光明影院登报道歉。当时政府在电影外交上的强硬态度可见一斑。再以1934年为例，当年电影检查标准重新修订，禁映电影9部，其中美国片占6部，远远高于国内影片的禁映数。国民党政府中央电检会将“注意侮辱国体之外片”列为工作之一，并派联华公司总经理罗明佑赴美，以考察之名与美国电影界沟通，以避免辱华影片的再出现。1934年，美国米高梅公司来华摄制赛珍珠原著的《大地》，剧本经中方审查修改，拍摄亦由中方派人监视。可见在电影检查法出台的动因中，维护民族、国体尊严是不可忽视的最重要因素。在此之外，才是排斥异见、抑制武侠神怪泛滥、维护传统道德规范三大主旋律。
无论如何，与好莱坞的电影经验相比，中国电影检查法的诞生显然过早了些。虽然好莱坞那部著名的《海斯法典》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担负着管理电影内容与社会伦理冲突的重任，但它只是一部行业范围内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规范手册，最终要受到法律的监督。60年代，当美国宪法第34条修正案的运用越来越成熟，《海斯法典》的运用不断与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相抵触，一部基于电影发展意义上的全国性的电影法才正式诞生，那是1968年，距离《海斯法典》订立已近40年。
对于电影这项属于20世纪的最伟大发明来说，中国绝非一个良好的培育土壤，她无法像好莱坞那样从容，承担了太多电影之外的内容。在1930年，中国电影25岁的大好年华漂浮在水流湍急的动荡年代，犹如在破冰上演杂技，一方面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脚下的虚实。对电影的恐惧与对电影的狂热几乎同时进行。对电影的恐惧与狂热与对国家现状的恐惧与狂热之情又不期而遇，造就了一部充满非电影情绪的电影检查法。譬如《电影检查法》具体实施条款规定，有损中华民族尊严者包括9条，如为他国宣传、危害中华民国者，诋毁现政府之措施者，表现我国或民族之不良风习者；揶揄国人共同敬仰之先哲或现时闻人者，表演服用鸦片吗啡者，等等……
出于一种企图贴近历史的猎奇心理，我们极想知道的是，出生25年后，中国电影剪下来的见不得人的边角料究竟能接成一部什么样的“天堂电影院”。可惜我们的历史书更急于告诉我们真理，而非满足一些无聊的猎奇心理，所以我们的愿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
在朱塞佩·托纳拖雷的那部《天堂电影院》里，意大利小镇的居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接吻镜头最后被收藏在一个胶片盒里，成为一个时代压抑激情的象征，别有一种全民浪漫的劲头在里面。如果有人试图拍一部中国的“天堂电影院”，情况恐怕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假使真的有一个被精心收藏的中国电影盒子，那么这个盒子里装的，除了激情之女神外，还有羞辱、恐惧等各色妖魔，所以中国版的“天堂电影院”只能是一部集言情武侠神怪政治民族宗教于一炉的周星驰式恶搞片。
口述影像：反神怪，也反好莱坞
《电影检查法》的推行意义深远，中国电影不再被看做是简单的娱乐工具，在商业标签之外，还需加盖法律公章。中国最早看到的外国影片都是以纪实性为主的影片，由于技术及各方面限制；放映面不是很广，关注程度也不是那么多，到了1910年左右，电影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均开始放映，影响面也开始扩大，连集的外国侦探影片开始放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尽管社会上有限制某些影片放映的呼声，但没有具体实行起来。1927年，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已经有地方性的电影法规出现，那时还是“令不出都门”。
国民政府颁布《电检法》主要是三方面原因：其一，是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确实需要管制，如果不管制的话电影有可能走入歧途；其二，是国民政府号召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希望把电影等文化事业统一到“三民主义”的体制之下；其三，因为当时影坛正盛行武侠神怪片，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反对声浪很大；另外好莱坞影片不加节制地进入中国，主管机关对此也不认可。这些原因促成了《电影检查法》的最终出台。
美国于1930年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起草了著名的《海斯法典》，而中国的《电影检查法》也几乎同步出台，二者在形态上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电影检查制度在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英、美等国强调“行业自律”的电影检查制度，像《海斯法典》基本是用市场手段来进行约束的；而另一种如前苏联、日本以及中国等国家是政府机关设定的有关制度，基本上是强制执行的。
《电影检查法》当时的实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强制的约束政策使得四类违禁影片在数量上急剧减少。而根据史料上记载，电影公司的不满还是有的，毕竟会损失一些经济利益，但是总的来说反对的声音并不是很强烈。一些专门摄制神怪片的公司曾向当局请愿，要求予以通融。直到1933年，仍有少量神怪片上映，尤其是地处当时中央政府势力边缘的省份。
总体来说，当时的电影检查制度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有关电影检查的条例在哪个国家都有，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既使电影有发展，又能规范电影行业。而电影检查制度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段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就是说要与社会需要紧密贴合，比如当时遭删减的镜头在现在看来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另一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地域性”，比如某些影片、某些镜头在当时时髦开放的上海能够放映，而内地比较闭塞的城市就接受不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1年 《歌女红牡丹》
沉默是银，有声是金
1929年美国有声片正式输入中国之后，“有声”还是“无声”，成了当时中国电影公司必须回答的一道选择题。
1931年3月，由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于上海公映，立时轰动海内外。到了下半年，两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有声片，华光影片公司的《雨过天青》和天一公司的《歌场春色》也呱呱坠地。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中国电影人就完成了有声片的试摄工作，尽管之后有声电影与无声电影竞争的硝烟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毕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电影大历史：插上声音的翅膀
1926年8月6日，世界第一部有声短片《唐·璜》在美国上映，从此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当时的电影艺术家强烈反对使用电影有声技术这个新发明。查理·卓别林说道：“拍摄现场中有几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那儿，打扮得像是来自火星的战士；在演员的上方悬挂着几只话筒，犹如钓鱼的鱼钩一般。这种景象是如此的复杂而又令人沮丧。在这堆垃圾的包围中，谁还能有创造力？”而在投资商那里也有两派意见，华纳公司的老板萨姆和哈里·华纳认为有声电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而另外一些老板担心这项技术会让他们在添置设备方面花去太多金钱，担心演员有声对白的产生会使美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失宠。
在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在对口语和书面语精益求精的审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强烈反对电影有声化，在法国出现了一条反对有声电影的标语：“噪声吗？是的！语言吗？不！”在日本，有声片遭到了“辩士”们的强烈抵制。这些人本来是喋喋不休的解说员，向观众解释默片的动作，能拿高额报酬，但现在他们的存在显得多余了。最初他们试图用大嗓门盖过影片的对话，或者强迫电影院经理关掉声音设备，最后他们开始采用恫吓、雇打手入室袭击电影放映公司经理等方式来抵抗。
而在中国，对于电影有声化，赞成和反对两方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反对的意见似乎稍占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一则我国的方言不太统一，二则无雄大之投资，颇难进行，三则另要训练一班有好喉音而同时能表演的演员。”而这一切“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
时间就在争论声中度过了，结果如何呢？在美国，力推有声片的华纳兄弟公司在竞争中获得了领先地位，它的市场价值在两年之内从600万美元一路飙升到2。3亿美元，其他电影业巨人如派拉蒙和米高梅也不得不将所有资源投入到有声电影的摄制之中。到1930年底，差不多所有的美国电影院都已经达到了放映有声电影的要求。《财富》杂志对此评论道：“这是整个工业革命的历史中一次无与伦比的革命，发生速度最快，也最令人惊奇。”
事实证明，关于“语言屏障”会使美国电影失宠的担心对了一半——在欧洲，美国电影不但没有因为有声化而遭受冷遇，反而成了英语席卷世界的利器；而在印度，本国语言成功地成为抗击美国电影入侵的坚强壁垒，在日本也是如此。
在中国，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因为中国当时的电影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全面推广有声片，同时观众又不爱看洋文对白的电影，所以无声片和有声片的生产竟然共存达7年之久（1930…1936），而中国绝大部分的无声片精品也正是在有声片出现之后才产生的。当然，之后就是有声片的一统天下了。在电影领域，正像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一种影响巨大的新技术最终会取得支配地位，拒绝它和抵抗它都是徒劳无功的。
口述影像：胡蝶：“国语”是我的法宝
有声片的挑战是几方面的，从演员来说，默片时代不需要将对白录下来，所以在摄影棚里各种方言都可以说，表演的好坏，取决于演员的表情、演技。现在，新的潮流向演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说国语，必须预先背熟台词。
当时的电影演员以广东人居多，如张织云、阮玲玉，所以大家非要勤学语言不可，并要请专人教授。我在这方面却略占先著，因我幼年曾随父亲奔波于京奉线上，后来虽然又回广东去住了几年，但幼年时学得的北方话仍未忘却。此外，我庶母的母亲，我称之为“姥姥”的，多年来一直跟着我们，她本是北京旗人，家里是两种语言同时通行的，就像英语、法语是加拿大规定的两种官方语言一样。所以由默片进入有声片，由于有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也就顺利地过渡到有声片时代。
《歌女红牡丹》严格说来，只能说是半有声片，因为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他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
说起制片的过程，读者听来一定觉得十分可笑。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间装留声机放蜡唱片，通过银幕后的扩音机播出。这种方法，实是很原始的，顺利时还可以，但是遇到影片跳片、断片时就苦了，观众只见电影上张嘴的是男演员，而出来的声却是女声。
在录音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辛苦的。我当时的心情也和其他电影从业员一样，十分紧张，似乎这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因为在录音时，演员对着自己饰演的角色念台词，如有念错念快念慢，就要重来。所有演员与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曾接连试验了四次，失败了四次，到第五次试验才获得成功，每天在录音室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现在想起都怕。
片中红牡丹唱京剧的戏，很多人以为我会唱京戏，也有的书写我如何练习京戏，说得有鼻子有眼，煞有介事，我看后不禁哑然失笑。我常对别人半开玩笑半解释说：“我不是梅兰‘芳’，而是梅兰‘圆’，是那个圆盘在代我唱哩。”
当然，影片利用有声的优越条件，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等四个节目的片断，效果很好，这也是《歌女红牡丹》吸引观众的另一个原因，观众可以在银幕上第一次听到戏曲艺术的唱白。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电影皇后胡蝶
1933年 “电影皇后”选举
美人阵中看“蝶”舞
时间距离1926年《新世界》杂志举办的那次女星评选已经过去了7年，随着电影的影响越来越大，电影明星的地位也越来越高，狂热的追星族已经出现，各种高级社交场合，明星和政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