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红卫兵多以军装为制服，显示出他们的家庭的权力背景，还有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军服中最牛的又要数深色呢子装，号称“将军服”，只能为极少数高官的子弟拥有。这当然让其他同辈人羡慕不已。老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处心积虑地穿上了一件军上装，草黄色，有四个口袋，看来也是排级以上军官的行头，颜色褪得恰到好处，既不是退役兵的破旧，又不是新兵娃娃的崭新，再配上一条棕色武装带，有一种英俊潇洒的劲。据说这件衣是他用父亲留下的一块上海手表交换来的，当时交换另一方脸上的五官紧急集合和解散了好几次，一副痛不欲生和舍得一身剐的模样，叹了一口气，才把手表舍己为人地收下。
老木穿了这身黄皮，像只开了屏的小孔雀，双手插在裤兜里，成天在初二（95）
班的教室前晃荡，口里吹着“你是一朵玫瑰花”之类的曲子。表弟跟在他后面晃了两圈，觉得一点也不来劲，说到底来玩什么呵，走来走去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去“拍油板”和“砸跪碑”这是当时两种最简便的少年游戏。老木只装着没听见。
他是在等小雁，准确地说，是等别人都称之为“小雁”的那个女生。他并不知道她太多的情况，只知道她有眨巴眨巴的大眼睛，是校体操队的牛屎之一，有很多男苍蝇叮着，在这间教室里出入，偶尔也来学校看看大字报。
他没有料到自己不能参加红卫兵，而且无权模仿红卫兵的装束一个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居然也蒙上一层黄皮，简直是人群里冒出一头猪，皮肉里扎了一根刺，是可忍孰不可忍，几个红卫兵发现了他，勒令他立即脱下。
“我已经与家庭决裂了……”他怯怯地低声哀求。
“谁相信呢？”“我在家里贴了父亲的大字报……”“是花言巧语的口头革命吧？
“”我早就不要他们的零花钱，早上也不喝牛奶了……“”那怎么还长得这么肥？红军还要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八年抗战和三大战役，就是为了养肥你们这些狗崽子？
“”我明天就不吃早饭了，好吧？不吃中饭……“”那也不行。你说！这件军装是哪里偷来的？你们这些狗崽子也真是太胆大包天了，还敢偷盗国家的军用品？“”我是换来的，用一块手表换来的……“”你还有手表？好哇，你们家剥削来的东西还没上交人民政府？“……
他死死地揪住衣襟不放，不愿意脱衣，尤其不愿意在初二（95）班教室前脱衣，结果被一伙人拳打脚踢，发出了一串难以辨认的叫声，据目击者后来说，根本不像是他的声音，是牛马般的嗷嗷嗷乱叫。
他只剩下一条背心，是一只拔光了羽毛的小孔雀，有点冷，觉得没有脸面见任何人。他天昏地暗想到了死，摇摇晃晃来到了学校后面的铁路线上，看着火车轰隆隆地一列列驶过，飞沙走石地动山摇，知道只要闭上眼心一横，一切就简简单单地结束了，是不是盗窃过军用品也就无所谓了。他想象人肉与钢铁较量的场景，一颗脑袋被撞碎，身子被碾压成薄薄的肉饼，脚与大腿完全错拧着角度，几根肠子挂在轮子上拖出几十米，于是血滴也飞旋着溅出漫长的曲线……他有点奇怪，自己并不害怕这种想象，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小子们，你们打人算什么本事？你们敢死么？不敢吧？你们这些草袋子，老子今天死一回给你们看看！你们怕了不是？你们威风呀，你们做了开头，就由不得你们来结尾。老子要死给你们看，死给大家看，死给公安局和全校师生看，死出你们无法逃脱的罪责！你们逼出了人命就想扬长而去么？你们抢走了我的衣就想拍拍屁股开溜么？休想！你们这些草袋子得一辈子永远背上杀人的恶名！以后一想起你们的木大爷就要毛发倒竖魂飞魄散做鬼叫！
他越想越兴奋，有一股报复成功的得意洋洋。他冷笑着，把报复一步步设计，包括得饱吃一顿再死，得让很多目击者看着他死，还得给外婆一个告别那个每天晚上带着他入睡的外婆，皮肤多皱的手总是透出甜薯的气味。他打定主意最后去看外婆一眼，哪怕是躲在窗外偷看。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老人，无法兑现给外婆挣钱的承诺了，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就顾不上这些小事了，但不辞而别是说不过去的。
天黑下来的时分，他蹑手蹑脚来到自家窗前，见外婆正坐在床头补袜子，针线老是穿不上。一想到自己没法上去给外婆穿针，一想到外婆的眼睛越来越瞎了，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酸，不管自己如何捂住嘴，竟忍不住哇哇哇大哭起来，结果被外出撒尿的表弟一举发现。当时我正在他家向他父母解说军上衣的事情，听到他表弟在门外惊慌大叫。
多少年后，老木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他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装。我不知道他这一特殊爱好是不是来自多年前那个伤心的故事。其实，这个时候的军装和仿军装，已经成了最不入时的东西，常常堆积在路边街角最不起眼的小店里，标以最低廉的售价，还是很少有人去光顾。除了进城打工的贫寒农民，谁还愿意去穿这种可笑的衣服？正是在这种小店前，看着那些民工身上似曾相识的一身黄皮，我常常有一时的恍惚：我也曾这样穿过的，那么我的一部分，我过去的众多日子，似乎眼下正在被陌生人领走，就像我的一张脸已经改装在别人的肩上，我的四肢已经移植在别人的身上，我的一个背影正在路边一个屋檐下昏睡。它们不认识我。它们迎面而来却冷若冰霜，擦肩而过且一去不返，一次次让我惊愕。它们是已经与我绝交的自己，是我不敢认领也不能认领的青春。
我还看到了商店里销售着中山装、劳动装、休闲装、运动装等各类衣服，不知道那些衣服是不是也一度成为什么人的青春，他们后来不敢认领的青春。我从此知道，衣服都有灵魂，商店不光是在销售货品，而且在涌流着情感，是一个个隐秘情感的陈列馆。
时装
我不喜欢母亲捎来知青点的新衣。我憎恶它的新，还有它的色泽鲜亮，忍不住把它揉皱一些，有意给它抹一点灰土或者污渍，恨不能在上面再打上一两个补丁，把它做破做旧以后再穿出去，让我在农民中感到心安理得。我在乡下小学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有一次觉得身上干净得太可耻，太资产阶级了，竟不敢直接从学校回家，因为路边正有很多人一身泥水地在抢收稻子。我一直等到天黑才贼一样地潜回去。
外形向下层贫民看齐，是那个时候的潮流，却是历史上的反常。历史上服装演变的动力大多是“高位模仿”，即外形贵族化而不是外形劳工化的模仿，正如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考证过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乡绅们打猎时，常常穿着前短而后长的燕尾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猎装略加修改后就成了流行便装。自那以后，普通西装、茄克、超短裙、牛仔裤等等，都因为最先是上流人士用来从事射击、钓鱼、高尔夫、马球、滑冰、网球一类休闲活动，后来才在社会上流行开的。（见《人类动物园》）尽管人们后来穿上茄克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赛马骑手，穿上超短裙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网球运动员，穿上牛仔裤时也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拥有乡间牧场可供度假的富翁，但他们的服装兴趣都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休闲而那正是贵族的生活特征，是阔绰和闲适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放牧、种粮、打渔等劳工者的装束（如牛仔裤），因为出现在富翁们的假日里，有幸身价大涨和名声鹊起，最终进入了时装的堂皇橱窗，定为劳工者们始料不及。
美国经济学家韦伯龙写过《有闲阶级》一书，也说设计女服的目的常常不在于体现女性美，而在于“使女人行动不便和看似残废（hamper and disable）”：高跟鞋、拖地长裙、过分紧身的腰束都显示当事人是有闲阶级，永远不会受到工作的残害。这也是中国传统贵族自我形象设计的隐秘原则：长袍马褂，窄袄宽裙，甚至把指甲留得长长的，把脚裹得小小的，宜静不宜动，宜闲不宜忙，一看就是个不需要干活的体面人。即使实际上还没混出那种资格，即使实际上还需要偷偷地流臭汗，但至少在外形上给人一种有头有脸的气象，也可让人产生错觉，让人高看一眼。
眼下满世界似乎都是有闲阶级。我重访太平墟的时候，穿了一双特别适宜步行的浅口黄面子胶鞋，发现乡民们对此大为惊怪。这种旧式鞋在当地已近绝迹。倒不是这种鞋不再适用，他们大多还需要行走，还需要爬山和下地，并没有阔绰和闲适到哪里去。但这里的青年干部、青年商人、青年无业者大多西装革履，都像是从电视机里走出来的现代人，是日本、韩国、东南亚一类地方来的小侨商，你需要仔细观察，才可发现他们头发还较粗硬，耳后和颈后还有尘灰，因此不完全像侨商。这里的很多女仔则穿上了高跟鞋，或者一种底厚如砖的松糕鞋，大概是日本传来的式样。还有一种露跟女鞋，一穿上就像脚底抹了胶水，让女人摇摇晃晃步步小心，每一步都似乎怯于提脚，都得埋怨没有配套的地毯铺展到菜园里去，没有配套的汽车和电梯供她们驶向灶台或茅坑。我在这里发现，乡村首先在服装上现代化了，在服装、建筑等一切目光可及的地方现代化了，而不是化在避眼的抽屉里、蚊帐后以及偏房后屋中。他们在那些地方仍然很穷，仍然暗藏着穷困生活中所必需的粪桶、扁担、锄头、草绳以及半袋饲料什么的。
穿上现代化的衣装以后，他们对我的落伍行为大为困惑。听说我愿意吃本地米，有人便大惊：“这种米如何咽得下口？我买了二十斤硬是吃不完！”听说我的小狗吃米饭，有人也大惊，说他家那只小洋犬只吃鸡蛋拌白糖，吃肉都十分勉强，对不入流品的米饭更是嗅都不嗅。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他们的父辈如何种粮、如何养猪、如何榨油、如何烘茶、如何砍柴从而使他们能穿上时装，你肯定一无所获。他们即便略有所知，也要扮出一无所知的模样，不愿意说道那些与时装格格不入的陈谷子烂芝麻。
《礼记》称：“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文以君子之德……”看来，服装有时候确实是可以管住容貌（容）和言谈（辞）的，有时候甚至能够管住心性（德）的。当新一代乡亲们都穿戴如小侨商的时候，我再想与他们谈谈山上几百亩油茶是如何荒废的原因，看来是有些困难了。
我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谈城里的歌舞厅、贷款消费、特大凶杀案以及股票商的巨额收入，让他们听到两眼圆睁啧啧惊叹。这就是说，我只能听任时装没收我的话题。
裸体
老木很小的时候偷看过女澡堂，砖墙上一个小洞，这边是小学的工具房，那边是公共浴室，很长时间内不为人知，让他一个人独享。他说女人也是人，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白腿么，还算可以，背和手臂也马马虎虎，最难看的是屁股，人人都挂着那一大堆死肉，要多呆笨有多呆笨，要多愚蠢有多愚蠢，从来就是坐享其成无所用心厚颜无耻的样子，居然还有一道暗色的肉沟，让人看着要呕。三角区的阴毛让他惊讶也让他厌恶，虽说也是体毛的一种，但完全比不上眉毛的机灵小巧，完全比不上头发的热情奔放，是属于比较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以及不怀好意的那一种，属于肮脏和凶蛮并且完全不合适女人身体的那一种。
他后来说，洋人讲原罪，那么阴毛就是原丑，这绝对没错。他还说，你看有些外国画家画人体时就不画阴毛，有些人体模特也刮掉自己的阴毛，大家一定都是对那黑乎乎的一团失望透顶和痛恨不已。
他的偷窥史很快结束，因为他觉得人还是穿着衣服好看，还是套上泳装或者裙子好看，至少能避免给他一些重大的精神刺激。他最崇拜的一位女校长，是个风度翩翩的丹青高手，一转过身来，居然也同烧开水的老妈子一样，夹着一撮丑恶的阴毛。他心目中最漂亮的一位女音乐教师，一脱下三角内裤，居然也同那个满脸横肉的班主任一样，挂着一个愚蠢无比的肥大屁股。他天昏地暗，觉得裤子一脱整个世界就乱了套，一切都让他灰心。他本来是一心争取进步的，眼下觉得进步不进步都没什么意思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68年下乡前。他每天早上一身肥肉晃晃荡荡地去公园里长跑，说要把自己的屁股跑瘦一点，跑小一点。我明白他那股韧劲从何而来。
颜色
记不清是哪位文艺理论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写过一篇文章，质疑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美，认为美是客观的，形式的，相对独立的，不会因人的阶级属性而转移变更。文章谈到他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评审。当时决定国旗为红色，只是因为红色好看，不光为共产党的代表支持，也为评审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所支持。还有五颗星是放在红旗的中心还是放在红旗的一角，并不牵涉到什么政治含义，只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考虑，结果被各方代表不约而同地赞成放在一角，可见有超阶级的美学规律在起作用。他后来把这一心得告诉了毛泽东，居然得到了赞同与应和。毛泽东还说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古训，表示人类有共同的美感。
两人的谈话在很长的时间内秘而不宣，因为在当时一旦公开就将动摇“阶级性”所奠基的意识形态，危及整个官方文化理论体系。直到毛泽东去世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位理论家才在一篇回忆文章里透露这一史实。
与同时代大多正统或异端的思考者一样，这两位前人私下的交谈，仍在寻找一种普遍而绝对的解释：如果不是普遍“阶级性”的解释，那就是普遍“人性”的解释。其实世界上的人不仅可以类分“阶级”或“人”，依据其它观察角度，还可以类分为男人和女人，老年和儿童，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山地居民和海岸居民，爱读书者和不爱读书者，患高血压症的人和没有患高血压的人，如此等等，不可尽说。类与类之间有异，一类之内则有同。各类属性交织于人，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情境，使其审美趣味变化万端，在不同层面上出现无限组合，岂能是“阶级性”和“人性”的两把大尺子所能一劳永逸地划定。因此，如果说国旗方案评审委员们一致同意了将五颗星放在红旗一角，但这种方案未必能让一个咬着指头的孩子满意；如果说评审委员们还一致同意将国旗选定为红色，但这种选择未必能让一个犹太教或者一个伊斯兰教的人觉得满意。而这些不满，既不是“人性”失效的结果，也不是“阶级性”失效的结果。
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有同嗜”的还是“无同嗜”的，完全取决于不同方法下的比照，更进一步说，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来进行比照。即便是看似最具普适品格的色彩，看似最为超然、抽象、纯质、物质化的色彩，作为相对形式中最基本和最彻底的形式，一旦进入某种比照，也会有特殊的义涵和功能显现出来。比如红色既可以用来制作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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