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份认同之际，鼻子曾经抢在大脑的前面，眼睛和耳朵现在依然抢在大脑的前面，抢在理性成果的前面，这一点似乎是现代知识大厦的古老基石。
我把一本这样的护照翻看了好半天这是1986年我第一次领到护照，第一次准备出国旅行。
精英
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小雁开着车来旅馆接我去做客。由于路上堵车，我到她家时已经饥饿难耐，急忙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半块披萨饼和几个苹果。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平时不做饭么？我大为不解。
她说是的，基本上不做饭，也不会做饭。
“那我们就随便下碗面条吧。”我表示大度和通融。
但她说家里连面条也没有，真是不好意思呵。她拉着我到超市去买食品，在地下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汽车在水泥柱子上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想那里肯定出现了一道惨不忍睹的刮痕。她笑了笑，没打算下车去看看。“没关系，我这辆车是碰碰车，三天两头就要同人家亲热亲热的。”她满不在乎一扬头，让我暗暗佩服她的豪放不拘。我想起刚才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被她的那辆汽车吓了一跳，如此伤痕累累和蓬头垢面，像堆破铜烂铁：这家伙该不是在美国失业了吧？
她把这堆破铜烂铁开得很疯很野，于是面对着一路上疯疯野野迎面扑来的高楼和立交桥，给我介绍洛杉矶的脏乱差，介绍这里华人区的迅速扩展，介绍美国中产阶级的好莱坞和沃尔玛，当然不忘记把沃尔玛、美西、百事特贝、Food Lion这一类超市批了个透，说超市呵这个，如此工业化而没有人情味，如此全球化而毁灭各民族文化传统，真是十恶不赦，中国大陆可以学美国但怎么能把美国这么糟的东西学过去呢？中国什么时候变得比美国还美国呢？她提到什么引用词语时就两手举在耳边，各有两个指头挠一挠，表示口语中的引号所在。她这样做，有几次两手完全离开了方向盘，吓得我看着无人控制的汽车朝一辆黄色货柜车迎头撞去，心差点要跳出口来。
我已经在美国多个场合见过这种两手挠耳的小猫姿态了。于是发现美国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说美国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并大举讨伐之外，大概都有这样的特征：一，笨得不会做饭菜；二，汽车脏了和碰坏了根本不去care（关心）；三，说话时经常像猫一样举起双爪在耳边挠出引号来；四，一般不打香水我在香港为小雁买的香水，算拍马屁拍在马腿上，被她收下了，也被她嘲笑了。“穿套装打香水的，那是女秘书！”她笑着把“女秘书”三个字说得很重，意思不言自明：你傻冒了不是？
这些特征是源于一些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你完全可以依据这些特征，把她们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比如很容易与浓涂艳抹光鲜亮丽的下层打工妹区别开来，也与衣色深暗低调并且从不出入超市的上流贵妇区别开来。美国社会批评家福塞尔的一本中译为《格调》（Class，1983）的书，已经为这种阶层身份的外观识别，总结了成套的经验，提供了大致可信的指导。他在这本书里还提到：最穷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没钱赶时髦；最富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他们的任何行止本身都会创造时髦。那么时髦是什么呢？时髦不过是社会中层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乱的文化站队和文化抱团。
小雁从她十分愤恨的沃尔玛买回食品之后，十分谦虚地向我请教如何做菜，包括如何下面条，让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情怎么可以是这样？她以为她是谁？她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更没有在太平墟当过知青，他妈的从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成了洋教授，连面条也不会煮了？她又请来一个中国学者以及一个韩国学者来作陪，更加谦虚地向大家检讨她不会做菜，家里也缺少必要的储备，因此主菜只是一些买来的成品和半成品，没有什么像样的好东西，请你们来只是聚聚而已。
她快快活活地愧疚着，好像她一旦会做菜而且家里食品储备颇丰就成了个假教授而且是个中国老妈子，就低人一等了；好像她不长时期熬着这种凉水咽披萨饼的自我折磨，就要让同伴们大惊小怪了，就负有欺民和扰民之责了。因此她的愧疚是学院精英之间一道必要的迎宾大礼。
来客也是精英，衣着都朴素和随意，其中一位女士席间说到她有一钻戒，是丈夫买给她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该不该戴上，总是心怀愧疚地觉得一戴上就是向资本主义或者共和党妥协了。他们把这一类事谈得很认真，就像他们同样把住房升值、波兰开会、学院终身教职、波德莱尔的诗歌、卢旺达的军阀专制等等谈得很认真，餐桌上荡漾着左派的舒适气氛或者舒适的左派气氛。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钻戒“左派”对一种形如小粽子的阿根廷菜十分惊喜，重点向大家作出推荐。“好吃！你们都尝尝。”这个说：“确实好吃！”那个说：“真的好吃呀！”在一片“好吃”的热烈赞赏中，我差一点也跟着附和了。但我对那些绿叶包着的半熟米粒或豆粒实在没有兴趣，没嚼出什么味，便斗胆向他们另外推荐油淋豆豉辣椒萝卜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前几天送给我的，就藏在我的旅行包里。他们对这种常见的中国菜没有特别的新奇之感，但片刻过去，我偷偷发现这盘油淋豆豉辣椒萝卜已经一扫而光，而他们盛赞“好吃”的阿根廷菜却堆积无减，其实一直暗受冷遇。
他们在饭后仍然在称赞阿根廷菜。这有点奇怪。
显然，从他们的生理口味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那种奇怪的“粽子”。但他们在餐桌上必须发动对这道菜的赞赏，那么他们的赞颂必定不是来自肠胃而是来自大脑，不是来自欲望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分子么，吃也得知识起来，就像钻戒也得戴出政治来。阿根廷菜是少见之物，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因此最可能被有身份的人士表示喜爱，至少也要表示尊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亚裔学者的眼里，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现代精英以文化的开明和多元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边缘地暧昧不清么？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一盘突然冒出来的阿根廷文化掉以轻心？怎么可能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
看来精英也难当，有时口舌必须服从大脑。
摇滚
小雁回到国内来时，我请她听过一次摇滚。我们在大厅里听不清任何一句歌词，听不清任何一句旋律，脑子里只有节奏整齐的撞击，只有黑压压的一片固体在翻滚和爆炸。嘈杂灌注到我后脑勺、太阳穴以及后颈的血管里，使一根根血管顿时粗大起来。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些血管在哪里蠕动和抽搐，像要暴出表皮。
我逃到大厅外，逃得足够的远，还能听到身后咣咣咣的机械冲压，一声声冲压着我的心脏。我找不到曾经听到过的崔健当时听歌碟还有依稀可辨的旋律。我也找不到大厅里歌与歌的任何差别除了机械冲压间隙中歌手宣布的歌名，是我唯一听清了的人声。我不知道听众为何都听明白了冲压，都如此陶醉和激动，包括好些留着披肩发的纯情少女们，鼓掌、流泪、呼啸、吹口哨、摇晃鲜花和荧光棒，挤到走道里或者台前，举起手的森林向左摆又向右摆，陌生人之间也可以拥抱和搂腰。
她们玩的就是血管粗大？
也许音乐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不仅旋律将让位于节奏，节奏变化将让位于节奏单调，而且音乐将让位于对音乐的“听”。听众不是来听“音乐”的，只是来表现如何“听”的。一整套“听”的姿态（流泪等）、动作（摆手等）、器具（荧光棒等）、言语（叫喊着“酷毙啦”或“哇噻”等）已经构成听众们的仪规，构成了音乐会实际上的主体。观众是花钱进场的演员，是花钱闹腾的主角。全世界正在大批产生着这样的主角，正在通过电子传媒培训着这一批批彼此无异的主角。他们其实不需要崔健，不需要任何歌星，但不能不对台上的歌星更加疯狂地崇拜这是“听”众操典的一部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音乐，能听清或者不能听清已无关紧要，听革命摇滚或性爱摇滚已无关紧要，那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背景，做广播操时不也需要一点背景音乐吗？苦役犯们搬运石头不也需要一点劳动号子吗？重金属摇滚就是新一代的劳动号子，是发烧友们心身全面跟上新时代的号子。
他们在这种号子中已经激动，已经完成了激动的操典，这已经足够。但他们反过来制造了歌星：那些歌星本来是可以唱得清楚的，现在却必须嘶吼得含混不明；那些歌星本来也是可以唱出悠长或轻快的，现在却必须嘶吼得单调而重复，其它的一切务必统统放弃。他们已经被听众指定了仆从的角色，只是劳动号子的节拍提供者。
母亲
多多这个小杂种也喜欢摇滚，真是让人奇怪。他是老木第二个儿子，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长大，从不好好读书，最后被父亲押送回内地来重读补课，一脸的愁云惨雾。妈妈提着大包小包来看过他一次，不过她当时手里的股票被套，一个新办的药厂又遭遇危机，有几千箱药变质了，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新药，说药瓶的质量其实很好，反而没有与儿子说上多少话。她的新药推介开始还让人颇感兴趣，反复唠叨的结果，是任何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她终于唠叨出肝癌，开始瞒着多多，怕扰乱他读书的心绪；后来又决计告诉他，无非是想用大祸临头的压力，打掉他的懒散和轻浮，激发他自救图强的斗志。但“癌症”一词并未让多多面色大变，他甚至目无定珠，挠了挠鼻子，揉了揉衣角，不一会就去看他的卡通书，在那边咯咯咯地笑得拍床打椅。
作为老木当年的插友，鲁少爷是小少爷在内地的看护者，差点被这种笑声气晕，忍不住咬牙切齿：“你是个畜牲么？你怎么还敢看卡通？你懂不懂癌症？癌症！”小少爷被鲁少爷吓得面色惨白，自觉有错，把卡通书塞进抽屉。但这种负疚感只保持了几分钟，就像他平时偷钱、逃学、交白卷以后的负疚感只能保持几分钟，很快就歪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
鲁少爷把冬瓜烧成了焦炭，气得一时没脾气。
几个月后，多多的母亲经过内地几家大医院的治疗，终于死在香港。鲁少爷把多多送回香港向遗体告别。母亲已经瘦成床上小小的一撮，头发脱尽，在殡仪工给她调整假发的时候，暴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据说她死前喉音已经喑哑，双目已经失明，眼里总是涌出浆糊状的黄色脓汁，得靠旁人一次次抹去，不然就盖满眼眶。
但她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一刻也不安宁，坚持要锻炼，要下床来行走，摸索着周围的墙壁或者窗台，希望自己的咬紧牙关和不顾一切的挺住能够带来奇迹。她说她还不能死，多多还太小呵。
小少爷对躺在花丛里的这样一位母亲仍然没有什么悲痛，呆若木鸡，偷偷地瞅瞅这个或者那个长辈，似乎擦了一下眼睛，也没擦出什么泪光。倒是在走出太平间后，他有了下课式的如释重负，回到家里更有欢天喜地的自我补偿，开冰箱吃美国草莓，开电视机找卡通片，深深陷入沙发里再把双脚架向空中。见鲁少爷是第一次到他家，是第一次到香港，便热情万丈地请他四处参观，大咧咧地指导他如何使用浴缸按摩器，如何使用电话子母机，如何差遣菲律宾女佣，喝威士忌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啤酒……在他看来，鲁少爷这个内地“干爹”太土气了，太没有见识了，连用杯子的规矩都不知道。他许诺，过几天带干爹去逛逛中环和铜锣湾，找个有档次的夜总会好好乐一乐。
他的热心教导使鲁少爷怒气冲冲，仗着几个月来的看护之功，也憋着对老木养子不教的怒气，当着他父亲的面，给多多来了一记耳光：“畜牲，你就忍不了这几天吗？你还敢看电视！”多多捂住脸，看了父亲一眼，偷偷溜出门去。
但门那边还是没有哭声，静了一阵，发出哗哗翻着画报的声音，声音还是没有任何沉重。这一切让老木也不无难堪。与鲁少爷谈话的时候，他百思不解，说妻子最疼爱并且最寄望的就是多多，但这小王八蛋居然没有为母亲之死流下一滴泪，真是邪了。他相信这就是命，是孽障呵，报应呵。也许上帝就是存心要用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来报复他在商场上的奸诈和情场上的放浪。他这个流氓自作自受，这一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
老木放声大哭了一场。
直到很多天以后，直到多多又回到内地，鲁少爷才发现他其实也有无泪的苦恼，也在惦记着妈妈。他给一位香港女同学的电子邮件是这样说的：“……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呵？……”从鲁少爷口里听到这件事，我有些难受，而且为多多感到委屈。我也认识这个孩子，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坏。家里一只小狗病死的时候，他是伤心落泪的，整整一天不想吃饭。他家里以前那个菲律宾女佣兰蒂离开时，他也是失魂落魄的，三天两头就要给兰蒂阿姨打电话，甚至偷了父母的钱去公共电话亭。他并不冷血，并不缺乏情感。事实上，他对父母没有感情只是因为他缺乏父母。他的父亲只是每个月开出来的支票，是衣橱里陌生男人的领带和桌上的肮脏的烟灰碟，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个没有踪影的空空概念，这个概念叫“父亲”。他知道这回事但很难看到这件事。他母亲近来也总是不在家，忙着股票和药厂的生意，特别是把他送回内地托人看护之后，母亲也成了一件可以知道但很难看见的概念。他的母亲是什么？不过是经常托人捎来的大堆玩具、零食、时装以及最先进的电脑，是电话筒里一个叫作母亲的女人时而严斥时而哀求的唠叨。
这些当然不够，当然不构成真正的父母。情感是需要具象来孕育和传递的，只能从图象、声音、气味以及触感中分泌出来，人们常说的“触景生情”和“睹物思情”，早已描述了情感的特质。人们悼念亲人时常说“音容宛在”，忍不住的悲情，必然来自记忆中的“音”和“容”，来自一只手的抚摸，一双眼睛的凝视，一个背着孩子找医院的宽大背脊，一柄盛夏之夜给孩子带来凉爽的蒲扇，一次给孩子带来喜悦的全家出游和野外游戏。这就是父母哪怕是孩子犯错误时父母的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也能在孩子心目中构成回忆的切实依据。如果老木两口子无法给多多提供这一切，如果他们总是用封闭式贵族学校、他人托管一类方式使自己远离孩子，无法提供给孩子得以清晰辨认的父母面目，他们就没有理由强求孩子面对记忆中的一片空白而流泪，也没有理由奇怪于孩子竟把情感交给了一条狗或一个女佣。
孩子是一心一意要悲痛的，只是“爸爸”和“妈妈”的空空概念无法让他悲痛，特别是在卡通、广告、夜总会、电视娱乐等花花世界里，�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