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 ，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了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的right（权利）和 power（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予夺之「权力」（power）也 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教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二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著，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教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意、俄、日为师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o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栗」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用这套后文革名词，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思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 ，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要做伪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Iow 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 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social ethics）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拚」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二、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〇〇）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袁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澧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袁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国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颟顸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人之初，性本恶。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哪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的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