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辩的主流。其实，朦胧只是诗歌风格的一种，不能以“朦胧”压倒一切，
代替一切。而且，朦胧不等于晦涩。由朦胧而晦涩，这就走上了魔道。从中
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看，大部分好诗都是明朗和含蓄、朴素和深厚的统一，
即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人们易于理解、一读就能明白的，同时，又是含蓄无
穷、耐人寻味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虽然讲究所谓“弦外音、味外味”和所
谓“探之愈深，引之弥永”，但是，首先必须以明朗为基础。如果离开了明
朗，也就失去了诗歌所要求的形象的直观性，那么，这种诗也就成了谜语。
李商隐，是被某些诗论家视为古代的朦胧诗人的。其实，使他不朽的大抵也
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类作品，并不专以朦胧取胜。
假使他专写 《锦瑟》，会不会在中国诗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恐怕是个问
题。中国古代还有个吴文英，是南宋时的写词高手，他主张“用字不可太露”，
追求笔墨幽邃，情思深曲，要算是正宗“朦胧”派了，然而，当时就有人批
评他，“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涩处，人不可晓”；更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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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楼台，眩人耳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些，都是值得今之“朦胧”
派引以为鉴的。近年来，在所谓朦胧诗之外，又出现了大量冠以“现代派”
头衔的怪诞诗，更加不知所云。我的一位诗论家朋友向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上海的一位年轻诗人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他读不懂，于是，诗人为他一
首首讲解，他似乎懂了。但是，过了几天，又不懂了。这样的诗，人们怎么
会爱读，又怎么会流传呢！最近，有一位年轻诗人说：“诗是中国的强项，
但近些年在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诗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不
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创作也无法向历史交代。”（见
1997年4月15日《北京青年报》）我以为，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反思。
中国古典诗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传统，中国新诗的发展必须吸收这一传
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乐于吟诵的作品。什
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艺术传统呢，我以为至少有四点：
1。和音乐的密切结合。自 《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古体诗、近
体诗 （律诗、绝句）以至宋人长短句、元人的散曲，无一不是在音乐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也无一不能入乐歌唱。它们的广泛流传，也常常要借助于音
乐的翅膀。人们熟悉的“阳关三叠”和“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故事，都
说明了这一点。五四新诗打破了旧诗的格律，这是必要的，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其负面作用是丢掉了中国诗歌和音乐密切结合的优良传统，不少作品
过于自由化、口语化，缺少格律，不能歌唱，或不便于入乐、谱曲。其间，
少数人曾呼吁并企图建立新格律诗，但并不成功。近年来，一面是诗歌语言
自由化，以至散文化的倾向更为严重，诗人们愈加不注意于对格律、节奏的
追求；一面是歌词写作的庸俗化和非文学化，许多歌词充满陈腔滥调，甚至
文理不通。我以为，诗和音乐的再结合应该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之一。
2。以创造意境作为最高的美学追求。中国诗歌讲究情景交融，诗中有画，
说的是诗歌要有意境，鲜明、具体，在仿佛历历可见、可感的形象中蕴含丰
富、动人的感情，并留给读者广阔的想像和回味的天地。白话诗，特别是近
年来的新诗在这点上忽略了。许多诗淡而无味。或有意无境，或有境无意，
有的既无境，又无意，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3。高度精炼的文学语言。一切文学样式都要求精炼，中国古典诗歌在这
一方面的要求尤为严格。一首五绝不过20个字，一首七绝不过28个字。其
他五古、七古字数也都不多。但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在这样短小
的篇幅里，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白话诗、特别是近年来的新诗把这个
优良的传统也丢掉了。
4。善于从民族、民间诗歌中吸取营养。中国的各种诗歌形式几乎都是在
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少优秀诗人也都善于向民歌学习，一面改造、
提高民歌，一面充实并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
黄遵宪等都是如此。近年来，我们的新诗作者似乎忘记了这点。有些人是从
读翻译诗起步的，有些人刻意模仿外国现代派诗人，做的诗也几乎是外国现
代派诗歌的翻版。应该说，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国是个诗歌大国、古国。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是发展得最充分也最
辉煌的艺术门类。恐怕没有任何国家的诗歌史能够和我们相比。我们应该无
负于辉煌的过去，努力创造出辉煌的未来。
… 92…
文史贯通寓文于史
——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陈漱渝同志以研究鲁迅驰名，最近破门而出，进入现代史研究领域，出
版了一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它文史贯通，寓文于史，很有特色。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主要成员有宋庆龄、蔡元培、
杨杏佛、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伊罗生及史沫特莱等人。它在反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方面，进行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杨杏佛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盟》一书叙述
了这一团体的历史和主要人物的生平，再现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所演
的有声有色的场面，既是一本研究专著，又是一本生动的历史读物。
研究近、现代史，有它的方便之处，也有其困难之点。方便处是，文献
资料留存得较多，有些当事人也还健在。但是，它的困难之点却也就在这里。
这是因为，材料虽多，却大都未经整理，而且不易见到；其次，当事人健在，
作者又必须在查阅文献之外，调查这些“活材料”。年代久了，各人的记忆
难免模糊讹误，作者又须下一番考核工夫。只有将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结
合起来，才可能准确、全面地理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揭示文献资料所无
法反映的内幕，展现真相。陈漱渝同志写作《同盟》一书不过花费了四个月
的业余时间，而收集资料却达六年之久：不仅“穷搜”一切可以找到的文献，
而且，以各种方式向当事人、知情人宋庆龄、陈翰笙、丁玲、楼适夷等人作
了调查。因此，本书对同盟历史的叙述既清晰、翔实、完整，而且又钩沉发
隐，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史实。例如，1933年，当陈赓被囚禁于上
海狱中时，宋庆龄曾为中共秘密地转交过一张纸条。这一情节，是宋庆龄本
人提供的。又如牛兰夫妇案，是当时轰动中外的新闻，但是，这一对在中国
土地上被捕的异国夫妇的真实身份，却很少为人所知。陈漱渝同志通过外文
局专家魏璐诗向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同志作了调查，函询了远在德国的王安
娜女士，又得到了安全部有关同志的帮助，终于弄清楚了他们的政治面目和
在华使命，有助于人们了解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其他如蔡元培为
保释邓演达，曾派陈翰笙向一度暗中赞助邓演达主张的陈诚递交过保释信。
这一情节，显然也是通过调查访问获悉的。它不仅对研究蔡元培，而且对研
究陈诚都具有一定意义。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形成的。写历史，当然离不开写人。但是，若干年来，
我们的某些历史著作却很少写人，有时写了，也往往只告诉读者，人物做了
什么，而不告诉读者，人物是怎样做的。这样的著作自然干巴巴，缺乏可读
性。陈漱渝同志的《同盟》一书注意写人，力图在可能条件下写出人物的性
格、气质和精神面貌来。例如，作者在叙述营救陈赓等人时有这样一段：
同年五月，轻易不出门的宋庆龄突然出现在辣斐坊七号（现复兴中路复兴坊七号）何香凝
寓所的客厅中。这种一向少有的举动使何香凝有些慌张。宋庆龄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她一面跟
何香凝寒暄，一面向廖承志眨了眨眼。何香凝意识到了，便托词拿糖果，回到了寝室。这时，
宋庆龄面色凝重地对廖承志说：“我今天不能待久。”又补充说：“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来
的，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廖
承志飞快地把叛徒姓名写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宋庆龄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半截烟丝挑
出来，把纸条卷成卷，塞进这根香烟里，接着，泰然自若地走出了何香凝公寓的大门。
… 93…
这段叙述是根据廖承志的一篇回忆改写的。它既富于表现力，又富于戏剧性，
把宋庆龄沉稳、机智的性格写得栩栩如生。我想，如果将它改编为戏剧小品，
肯定可以为演员提供丰富的创造天地。
《同盟》一书除宋庆龄外，对邓演达、杨杏佛、鲁迅、胡适等也都写出
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作者形容邓演达，“像一匹在革命征途上勇负重担
而不幸中途倒毙的驴子”；杨杏佛，如同以膏血换取光明的“燃烧的蜡烛”，
都是很精当的比喻。作者写肖伯纳访华，和鲁迅等人聚餐，一面学着用筷子
吃饭，一面幽默地说笑，虽然只有寥寥几行文字，但这位戏剧大师的性格却
已经跃然纸上。
历史不同于文学，它绝对排斥虚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也排斥形象、
情节和细节。一个历史家不能写不曾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用想像去
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但是，他完全可以在叙述历史过程时，保留历史本身
所具有的多姿多彩的面貌，保留有助于表现人物性格的情节或细节。在这一
方面，《同盟》一书作了有益的探索。《营救被绑架的作家丁玲、潘梓年》
一节，作者首先从《申报》的一则消息——昆山路发现惨死的男尸写起，同
时叙述同一天，著名的女作家、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失踪，上海市长吴铁城和
上海公安局矢口否认绑架，一时间，形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无头案。然后，
接着叙述丁玲被捕，特务潜伏在她的寓所张网以待，等候抓人：“下午四点
左右，一个身着灰色哔叽长衫，戴着眼镜的高个子男人大步跨入室内，他就
是左翼作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在历史家的笔下，应修人的
衣着、眼镜、身材、步伐等纯属细节，可以省略，然而，本书却保留了。最
后，作者才说明，应修人和特务格斗，夺窗而走，从三楼跳下，壮烈牺牲。
《申报》报道的“无名男尸”即是应修人的遗体。这段叙述，有悬念，有人
物，有细节，因而，很能抓住读者，但是，一切又都是历史——真实而无任
何虚构、想像的历史。
很久以来，就有所谓文笔和史笔之争。一种说法是，文笔属于艺术，史
笔属于科学，二者间界限分明，不能混淆。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它们为
什么不可以贯通渗透、相辅相成呢？我看是可以的，只要不以文害史就是了。
《同盟》一书的另一特点是史论结合。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有丰
富的史料，而且要有深刻的思想和见解，即所谓史识。本书所涉及的“民权”
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理论问题，它要求作者进行必要的议论和分析，而又不能
离开历史，写成一般的政治读物。本书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它在叙述同
盟活动的同时，回顾了民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孙中山、宋
庆龄、蔡元培等人的民权思想，批判了胡适的“人权观”，总结了同盟的历
史经验，不少地方，都闪耀着思想和理论的光彩，可以给予读者以智慧的启
迪。如果要寻求不足的话，它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权问题缺乏论述，令
人略感遗憾。但这也许不是本书的任务，我的意见大概近于苛求了。
陈漱渝同志正在写作《宋庆龄传》一书，期望它在文史贯通、寓文于史
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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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杂志发刊词
自鸦片战争以迄今日，时光流逝了一百五十余年，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文明史中去考察，不过是短短的一段。然而，这一段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多
彩。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在此期间发生的变化，至深至大，没有任何一个历
史时期可以与之相比。
中国历史有过辉煌的往昔，但是，一百五十多年前，却已经疲弱不振。
在和来自万里之外、所知甚少的敌人交手之后，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落伍，
于是，奋起图强，开始了振兴中华，建立现代文用社会的伟大努力。自此，
潮起潮落，一浪又一浪，一代又一代，无数志士仁人弄潮搏浪，前赴后继，
奋斗不已。本刊的创办，旨在记述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奋斗，黑暗与光
明，失败与成功，用以纪念以往，激励现在，为民族和国家的振兴，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史学的主要职能是记事。本刊提倡记事史学，发展回忆录，口述史、人
物传、本末体等史学体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
记叙一百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本刊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本刊
的追求是：“信史、实学、新知、美文”。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倘有虚饰，
即非本相；再加抑扬，更离科学。因此，本刊将真实视为最高准则。同时，
本刊也将力图再现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希望向读者奉献既新
颖真实而又斐然可读的作品。中国古代的史学杰作大都情节盎然，人物及其
语言高度性格化，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继承的优良传统。当然，这一境界很不
容易达到，但是，我们“心向往之”。
生活是多样化的，历史作品的体裁也应该多样化。长篇宏议，固为繁荣
史学所必须，而札记、随笔、短论，亦为史学园地所不可少。因此，本刊体
裁不拘，风格不限，提倡量体裁衣，因材作文，能写短决不拉长，能轻松决
不故作严肃，希望既力避八股陈腔，而又不媚俗取宠，保持高雅的风格，示
人以清新活泼的面孔。
我们的老祖宗喜欢把历史比作镜子，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历史的
重要作用。但是，历史的作用又不止是镜子。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也都参
与历史的创造。了解历史，不仅有益于兴邦、兴业，而且也有益于立身处世，
提高作为现代文明人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因此，我们希望，历史能从史
学家的书斋中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倘若本刊能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真实
性与生动性，使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发表的作品既对专家有研究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