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讲的是反封建的民主斗士，他们曾是“旧垒”中人，但已“警觉”，已
离开了“旧垒”，并与“旧垒”为敌了，所似能“反戈”，并能“喊出一种
新声”（《鲁迅全集》第1 卷，第364 页）；蒲松龄呢？自始至终是“旧垒”
中人（71 岁还应考呢！），其“强敌”自然不是什么“旧垒”（科举制度），
无所谓“反戈”，更喊不出“新声”，只能痛骂一番“盲心瞽目”的“幕中
人”，同情一番有才不售的落第者。两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总之，揭露、
攻击官场、科场的作品是好的，有意义的，但不能说是反封建的。
蒲松龄是个封建文人。他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从周
公、孔子传下来、又为后世的儒家学者发展、补充了的种种封建伦理观念，
蒲松龄几乎全部接受了。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在他的文集、诗集里，也清楚
地反映在《聊斋志异》里。小说不仅在各篇结末的“异史氏曰”中有不少关
于忠孝节义、等级名分的迂腐的议论，而且用许多艺术形象进行这种封建说
教。有些篇章的主题就是宣扬某种伦理观念，其形象塑造、情节构思都是为
这种说教服务的。《孝子》、《珊瑚》彰表割肉疗疮、以德报怨的愚孝行为，
前者无异于《二十四孝图》。《牛成章》、《金姑夫》反对寡妇改嫁，后者
骂“易操”为“无耻”。《嫦娥》、《邵女》特别强调名分，等级，甚至通
过正面人物的口说出了这样一些话：“为人上者（指杨贵妃），一笑。。皆不
可轻。”（《嫦娥》）“大者不伏小。以礼论，妻之于夫，犹子之于父、庶
之于嫡也。”（《邵女》）《素秋》、《小二》、《白莲教》、《邢子仪》、
《鬼哭》、《盗尸》各篇，对李自成、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多有贬词，呼为“贼”
“盗”，目为“匪僻”，这是“忠”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小二》，
全篇歌颂白莲教的逃兵，敌视农民起义的立场十分明显。有的评论文章不看
作者对农民起义错误的立场和态度，孤立地肯定上述作品“反映了山东各地
的农民起义”，并把这说成是《聊斋志异》的“伟大成就”之一，这显然是
十分错误的。
有的文学史以《霍女》为例，认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否定”过
“贞操、名节”观念，其实是一种误解。蒲松龄诚然肯定了霍女这个人物，
但不是肯定其“不贞”，而是肯定其“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的思
想行为。“三易其主不为贞”的评论，不正说明他念念不忘“贞操、名节”
吗？不正是对霍女“三易其主”的微辞吗？不过，他似乎更恨吝啬和淫荡，
所以对以破悭惩淫为目的的“易主”者没有给以过多的责难，反称她是“非
无心者”。这怎么能说是“否定”真操、名节呢？
《聊斋志异》塑造了商三官、侠女、庚娘、乔女、颜氏这样一些有胆有
识有才的女性形象，这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标准自然是不尽相
合的，可见蒲松龄的妇女观确有某些进步的、民主性的因素。但是种种迹象
表明，他并未突破“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这一封建妇女观的基本伦理
观念。他在《聊斋志异》中反对寡妇“改醮”，嘲笑女子“更二夫”，并反
复批斥所谓“妒妇”，但对男人纳妾、狎妓等行为非但不加批评、反对，反
而津津乐道，竭力美化。在《林氏》、《陈云栖》、《莲香》、《香玉》、
《巧娘》、《青梅》、《寄生》、《张鸿渐》许多篇中都以美满和谐的“双
美”生活图景美化了一夫多妻制；特别是《林氏》，极力强调林氏主动地为
夫“置媵”，并错误地称赞说：“古有贤姬如林者，可谓圣矣！”作者也看
到了一夫多妻家庭的纷扰、纠葛，但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婚姻制度的罪恶，
反而归咎于女子的“狡妒”，怨他们不能和美相处，互谅互让，怪做妾的不
能“以命自安，以分自守”，不能像青梅那样始终卑躬屈膝地“执婢妾礼”，
像邵女那样心甘情愿地受大妇的折磨。这是多么反动的封建观点和奴隶哲
学。在封建社会，妇女受的压迫最深重，压迫和支配她们的除了政权、族权、
神权以外，还有夫权。可是以描写女性著称的《聊斋志异》很少表现与抨击
这种夫权的压迫，相反，却在《马介甫》、《江城》以及其他一些篇章里大
力塑造“悍妇”的形象，并用过分夸张的手法把她们丑化到令人难以理解的
地步，不遗余力地加以批斥；他鄙薄“惧内”、“遵阃教”的男子，为“牝
鸡之鸣”、“乾纲”不振慨叹不已，愤愤不平。《马介甫》篇末附录的那篇
《妙音经续言》充分表现了他是恪守并维护“乾纲之体统”的夫权主义者。
《江城》篇末有“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的议论，这虽然不能看得
太认真，但也能见出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使蒲松龄对妇女的看法是怎样的错
误了。
《聊斋志异》中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有种种。如重礼，重义，重子嗣宗绪，
以及鼓吹“宗支敦睦”、得恩知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还要特别说
几句的是前面已经提到了的逆来顺受、以忍化人的思想。蒲松龄在45 岁时写
过一篇《省身语录序》，大意是说，他的先人“生平重于忍辱”，自己少时
不以为然，现在“醒悟”了：他“兄弟不失读书种子，皆忠厚之谟所贻留也”；
他自己“半生落魄，碌碌无所短长”，是忍辱不够，“遗行或多”的缘故。
于是“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并大声疾呼：“凡我后人，共听
之哉！”很清楚，这里，蒲松龄已把“忠厚”、“忍辱”，奉为处世金科。
这显然是一种很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聊斋志异》中《邵女》、《珊瑚》、
《妾击贼》诸篇都突出地宣扬了这种观念。不过，黑暗的现实、人民的斗争
以及他自己强烈的正义感又促使他常常突破这一信条，在《席方平》、《向
杲》、《王者》、《侠女》、《商三官》、《细侯》、《窦氏》等好多篇里
热情地歌颂了复仇和反抗，歌颂了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这又是《聊斋志异》
重要的思想精华，是很可宝贵的。上述这种矛盾的现象乃是作者矛盾的世界
观和道德观的反映。
《聊斋志异》的封建伦理观念之重，清朝的许多评论者们已经看到。不
过他们都是交口称赞的。什么“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一以贯之”
（高珩《聊斋志异序》）；什么“有功名教，无忝著述”（但明伦《聊斋志
异序》引许信臣、朱桐轩语），“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赵起杲《青本
刻聊斋志异纪事》）。冯镇峦在其《读聊斋杂说》中说：
《聊斋》。。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
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
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这些话虽有虚饰，却也不是全无根据。它以完全错误的观点道出了《聊斋志
异》的某些问题。有的文章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所寄托的‘磊块
愁’。。也表现为他对当时的人情世态、社会现象以及某些道德伦常观念的
不满。”可是举的例子全是“人情世态”方面的，根本没涉及“道德伦常”，
可见能证明上述结论的篇章实在太罕见了。本来么，抱着“伦常者，生民之
大命也”（《蒲松龄集》第107 页）观点的蒲松龄怎么会在其作品里表现出
对“道德伦常观念的不满”呢？
这里有必要指出，《聊斋志异》作者的所谓“孤愤”、“磊块愁”也是
含有封建的思想因素的，不能笼统地、不加区别地肯定和赞扬。他既然尊仰
忠孝节义那一套，对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之人之事就看不惯，不满意；
就要慨叹世情浇漓，人心不古。前面论到的他对农民起义的敌视，对妇女不
贞的微辞，以及《珊瑚》、《曾友于》等篇对不孝不悌之辈的惩戒，都是这
类封建性的“孤愤”、“磊块愁”的流露。还有，神话题材也可以用来寄托
这种坏的思想，所以不能说凡是神话题材的作品就应该肯定，我在前面是从
其与神鬼迷信相对的意义上称赞神话题材的，称赞的是其中的好的篇章。
三反封建的爱情的颂歌间有庸俗的思想趣味
《聊斋志异》写了许许多多爱情故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作品和里
面的人物呢？是笼而统之地把它们归于“反封建”大旗之下、“爱情的颂歌”
之中呢，还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呢？我以为应取后一种态度。
像《鸦头》、《连城》、《细侯》、《晚霞》、《白水练》、《瑞云》、
《阿宝》、《婴宁》、《王桂庵》诸篇，不仅歌颂了忠诚专一、生死不渝的
爱情，而且大多赞扬了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斗争，确实
有不同程度的反封建意义。如前所说，蒲松龄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基本上是封
建主义的。但是在男女婚姻问题的某些方面，他确实突破了封建罗网的一角。
他虽然偶尔也发发“会于濮上，世所交讥；约于桑中，人且不齿”的议论（《犬
奸》），但其笔下的婚姻爱情大多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些
青年男女自来自往，自作主张，作者不仅同情他们，而且赞美，许多作品俨
然是自由恋爱的热情颂歌，歌颂了好些“雅是情种”的痴情男女。其中比较
典型的要推《阿宝》和《连城》，它们所写的都是严肃而纯洁的爱情，而不
是“恶少年”、浪公子的轻薄行为。两篇小说都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封建社
会青年男女的痴情写到魂梦相逐的地步，这对封建礼教确乎是个有力的冲
击。《红玉》、《梅女》的某些章节还直接肯定了为孟子所反对的“钻穴隙
相窥，逾墙相从”的行动。这对蒲松龄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过更有意
义的还是那些着力描写反封建斗争的作品。它们在歌颂自由恋爱的同时，树
立了一些比较清晰的对立面，《鸦头》中的鸨母，《细侯》中的富商，《连
城》里的史孝廉，《白水练》里的高小寰，都是爱情自由的反对者和阻止者，
体现了某种封建势力，作者歌颂了青年男女同他们所作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这些恶势力。有些作品，主人公经历了生生死死的风雨
才获得爱情幸福，显示了环境的险恶和斗争的艰难。《连城》、《晚霞》都
是。还有些作品，女主人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她们争取爱情幸福的斗
争带有较为明显的反抗阶级压迫、争取人身自由的性质，意义又深一层。《鸦
头》、《晚霞》、《瑞云》都是。特别是《鸦头》，把后者写得很突出。当
然，上面这些作品同时又都宣扬了“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但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眼光，把它们置于其所产生的背景之下，毕竟不愧为反封建的佳篇。
另一些篇章，如《萧七》、《狐梦》、《天宫》、《章阿端》、《绿衣
女》、《莲花公主》、《荷花三娘子》等，就不能做如是观。这些奇异的艳
情故事，非但不涉及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上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和斗争，也不
是歌颂正当的爱情，而是在那里津津乐道公子、书生的风流艳遇。那里所写
的“爱情”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所谓“春风一度，即别东西”，而且内容
猥陋，格调甚卑，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中狎妓、调情、追欢买笑等龌龊生活现
象的折光，是封建文人庸俗的生活趣味和心理的反映。《狐梦》中的毕怡庵
“每读《青凤传》，心辄想往，恨不一遇”；《章阿端》中的戚生于二女鬼
去而不返之后，还“每独宿亭中，冀有他遇”，都是这种趣味和心理的自白。
这些作品不但对今天的读者只能起消极毒害作用，就是对封建社会的读者也
没有什么益处。
还有一类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香玉》、《莲香》、《青凤》、《小谢》、
《阿绣》、《巧娘》都是。这类作品都有歌颂深挚爱情的一面，而且把这一
面写得相当突出，但同时又都杂以较多的“风流艳遇”的成分，是两者的混
血儿。它们或写已有妻室的男人忽又倾心于别一女性，努力追求，终得美妾，
“另舍舍之”（《青凤》）；或写一个书生同时钟情于两个女性，两个女子
共同爱恋一个情人，结局是“双美”而共一夫。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
男子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种制度本身就是把妇女置于被玩弄
的附属地位，体现这种制度的“爱情”无法不夹带玩弄女性的成分。上述作
品把歌颂男女双方忠诚、深挚的爱情与肯定一夫多妻制的“双美”思想熔于
一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结果必然是以前者美化了后者，美化了一夫多
妻制。但这种美化是有限度的，文中仍有许多庸俗的笔墨，使这些作品带有
较浓的风流艳遇、玩弄女性的色彩。然而，过去评述《聊斋志异》的文章一
谈到爱情主题就首先抬出这些作品，大力赞扬，而对上述问题总是轻描淡写，
甚至绝口不提。不久前出版的一部文学史在论述《聊斋志异》“描写爱情主
题作品”“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时，具体谈到三篇作品，就是《香玉》、
《莲香》和《小谢》。好像除了这些描写“双美”共夫的篇章以外，再没有
别的好谈了。
我们这样把《聊斋志异》的爱情故事分成三类，并不是说第一类就没有
一点庸俗的东西。第三类毫无可取之处。实际上，作者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思
想趣味庸俗的一面几乎贯穿所有这方面的作品。描绘女子的美丽外貌和多情
性格的文字就有不少是俗笔，而那些为数不算太少的色情的或近于色情的描
写更无情地沾染了一些优秀篇章。第三类作品也大多带有表现深挚爱情的因
素，但那是很微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足道的。
《聊斋志异》的庸俗思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除了上面论述的风流艳遇
的生活趣味以外，还有功名富贵的生活理想。
蒲松龄是个功名心很重的人。在他看来，“轩轩方是奇男子”，所以对
“他日勋名上麟阁”无限憧憬。他虽然“年年文战垂翅归”，有时也未免有
些灰心，说过“白首低垂意兴无”的泄气话，但终不能死心塌地，并以暮年
登第的梁灏砥砺自己，不耻与童子为伍。可是直到71 岁他才考取个“岁贡”，
这种遭遇使他又伤心又惭愧，甚至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老妻。一首《语内》绝
句云：
“少岁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餐。未能高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
他自己无望，就把理想寄托在儿孙身上，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大吾门，亢
吾宗”，“骧首登云路”。他用“不受三年劳，遂得百年苦”的思想教育儿
孙，说什么“智慧皆从致志生，功名要自读书始。”孙子“七岁能说典”，
他喜欢的了不得，儿子“弃卷拟执鞭”，他就认为是“不肖”，是“不才无
远志”，特别心酸（分别见《蒲松龄集》第575、464、601、622、92、630、
545、640 页）。
蒲松龄的功名富贵思想反映到《聊斋志异》里，不仅使“他笔下的正面
知识分子的出路常是登第做官，由于登第解决了百样矛盾”，而且有的篇章
就把这种庸俗的思想作为主题。最明显的是《细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