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在这次电视声明中向公众表示道歉，他直视着摄像机说，“我很遗憾这一切的发生”。并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国会参院对有关他的指控进行调查，“我没有意见”。在录音带的问题上，他竭力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情，把话都说到了这样的份上，他把自己和助手之间的谈话录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房话，因此要求大家允许他将录音带持为己有。当然，尼克松抱着最后的希望，希望能够守住这条最致命的防线。
这时，几乎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这样重大的 “宪法性”问题。如果双方不让步的话，那么，就只有等待了。等待什么呢？等待持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出来给出一个判决。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宪法解释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宪法危机。
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新任的宪法顾问才发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这位宪法顾问也是来自一个大学的法学教授。根据他对宪法的理解，同样是根据权力划分的原则，他觉得，如果司法分支强制这个国家的总统，将会毁了美国的总统地位，即毁了行政分支的宪法地位，从而动摇美国的国家制度。那么，如果检察官要坚持强制总统服从法律程序，如何解决这个僵局呢？他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服从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散检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对总统的指控。
同样来自大学法学讲坛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听了这番法理推论之后，他发表了一个短短的声明。只有尼克松总统明白这个声明沉甸甸的份量。考克斯说，总统所永远不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审团。因为大陪审团代表人民，人民有权得到每个人的证据。
尽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闹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还是必须由地方法院先判决，然后再一级级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一场宪法危机真正发生，不论是法官西里卡还是上诉法院，都尽可能地作了局部让步的努力，使得变通的方式有可能被尼克松所接受。
这些变通的方法，主要是如何尽量缩小录音带的审听范围，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审听录音带，再将其变为可由法庭审阅的书面记录，等等。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被尼克松所接收。这时，尼克松的周围又有了一批象宪法顾问，“水门事件”顾问等等这样的新任顾问。尼克松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参考他们的意见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看来，不论尼克松的口气是硬是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新顾问们给他制定的基本上还是 “顶”的方针。
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到了宪法之上，那么，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尼克松在他的新顾问们的推动下，终于在最后的时刻，作出了一个利用职权与法律顽抗的大动作。这使得他被弹劾的命运再也不可逆转。尽管尼克松在避免被弹劾的问题上，可谓费尽了心机。
当尼克松的副总统被迫以辞职交换法律宽大的时候，尼克松处心积虑地挑选了众议员福特作为副总统的替任。在一般人眼里，福特不象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材。尼克松之所以在当时挑选了福特，就是为了使国会在考虑弹劾的时候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尼克松被弹劾成功，他的副总统就将顶上来做完这个总统任期。
如果福特比较软弱，看上去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有一段时间出现 “总统危机”。那时，美国对内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事务执行者，对外也将缺少一个决断的外交事务领导人。这对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外部形势来看，还处在冷战的危险期。从内部来说，美国刚刚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和转变，急需一个安定的环境完成社会过渡。所以，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副总统安排，就是希望国会将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敢轻言弹劾。
那么，尼克松到底做了一个什么大的举动呢？
他想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当时，尼克松确实万分恼火。因为，再三使他感到难堪，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让的那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尼克松行政体系之下一名“下属”。如果不是独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也不可能主动出一张传票，要尼克松交出录音带。考克斯在上任之后，没有一刻表现出他是尼克松的“下属的下属”，相反，他始终保持一个克尽职责的独立检察官的形象。
这时，上诉法院的判决也已经下来了。判决对尼克松很不利。尼克松按法定程序，还有一周时间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尼克松向独立检察官摊牌了。因为录音带是独立检察官提出来要的。如果检方坚持，法院一级级都按这样的趋势判下去，尼克松就非常被动了。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强迫检察官放弃或改变他对法庭提的要求。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告诉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他接受白宫的条件，把交出录音带改为交出根据录音带笔录的谈话提要。否则，请独立检察官辞职，或者由司法部长解除他的职务。他们给了这个最后通谍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
考克斯的回答也很漂亮，他说，他也希望避免冲突和对峙。但是，他不能违背参议院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他所作出的承诺。
看来，不论是让独立检察官屈服，还是让他自己提出辞职，都是不可能的了。
对于独立检察官的这个回答，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早有预料。因为这么一来，一个球两边一踢，最后还是要落到了他的手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从理论上来说，只能落在司法部长这里。既然如此，现在解职权也必定要落在他手里。如果他这样做了，应该说，也无可非议。因为，在政府的行政系统里，司法部长是总统的下级，他即使解除了独立检察官的职务，也不过就是执行了自己的上级，总统的命令。
但是，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当然很清楚，他有一个作为司法部长的职业道德的问题。他今天之所以具有解除检察官职务的权力，是因为他正巧站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的交点上。他是美国的行政系统中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最高官员。他除了必须面对总统的命令，还必须面对法律，面对历史，面对良心。所以，他的选择十分简单，他轻轻放下落在他手里的那个球，冷静地对总统宣布，他辞职了。在辞职信中，他提醒尼克松总统，不要忘记，在当初给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任命书上，规定了司法部长“不能推翻，不能干涉特别检察官的决定”。
一开始，尼克松的顾问还以商量的口气，请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是否考虑先解雇考克斯再辞职。他提出当时的中东危机，要求司法部长解雇独立检察官，给美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司法部长断然拒绝。接下来，黑格则毫不客气地给司法部长来了一个电话命令，“解雇考克斯。”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约见尼克松总统。
在会见尼克松之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见到了黑格。黑格再一次向他提到中东危机。他说，美国正在就中东危机与苏联谈判，“水门事件”一直在让苏联看笑话，弄不好就会让苏联人在谈判桌上占上风。理查德森不为所动。当他走进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手里也只有这一张相同的牌。“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
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么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当黑格再一次给理查德森打电话的时候，他反问黑格，既然中东危机如此紧要，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延迟几天解雇考克斯呢？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其回答颇具军队风格，后来在美国众所周知，他说，“你的总司令给你下了一个命令，你别无选择。”理查德森严丝合缝地接了一句，“除非我辞职。”
当晚，抢在司法部长宣布辞职之前，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卑劣，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对黑格说： “我们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以外，不欠他什么东西。理查德森必须解雇，我可不想看到他回到印第安那再去竞选参议员。”
至于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几乎只能以“悲愤” 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
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么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在考克斯从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为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作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
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在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提出辞职之前，司法部副部长已经表示，如果要逼他就范，他也做好了辞职的准备。因此，随即，司法部副部长也因同样原因辞职。
剩下的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鲍克。他曾经对理查德森表示，他只是在理论上同意总统有权解除手下一个检察官的职务，因此如果总统下命令，他会同意签字解雇考克斯。但是，他不想让别人以为他是个贪图高官的“贪生怕死之徒”，签完解职令，他也会要求辞职。理查德森在自己离任之前，劝阻了鲍克的辞职。他要为司法部留下一个看家的。
就这样，在尼克松总统的命令之下，鲍克签署了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解职令。
这一解职并没有就此划上历史的句号。这一“强盗解雇警察”的“解职”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在此后作为一个案子上了法庭，并且经过了颇多上诉的周折。直至最高法院终于否决了鲍克签署的解职令的合法性。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看来，尼克松还是达到了自己一除心头隐患的目的。
权力看来还是十分管用的，就看你用不用了。权威并施之下，讨厌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还有堂堂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不是都乖乖地“走人”了吗？至少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新顾问们，感受到了权威的力量和成功的快感。
晚上八点二十五分，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宣布，“水门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于今晚八点左右解散”，它将归还司法部。黑格命令联邦调查局，前去封闭前独立检察官和两名前司法部正副部长的办公室，一副大获全胜的派头。
黑格的担心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考克斯整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抢在几天前已经开始保护所有的调查文件。他们先租了一个银行保险柜，专门保存他们与白宫的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尽可能地复印了大量文件，分散到每个人家中“自行保管”。
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十点，也就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之后，考克斯的副手把记者们招到办公室的图书馆，他向记者们说，“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被解职的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本人，在这个时候仍然对美国，对美国人民持有信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将继续成为一个法制的政府，还是成为一个人治的政府，这必须由国会，也就是最终由美国人民来决定。”
在此之前，国会也已经通知白宫，参院调查委员会不接受白宫以“谈话提要”替代录音的要求。
相对而言，尼克松们显然是低估了美国民众的觉悟。独立检察官被解职，办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发布，全美国就跟触了电一样。由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是传统的老兵节，是美国的国定假日。因此，这是一个长周末，连放三天假。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轻松度假，国会也在星期二才会上班。
但是，历来以散漫著称的美国人，就在这个轻松的假日里，从全国各地打来抗议电话。这些电话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地区的电话公司，通常一天给国会转接约三千通电话，可在这个星期天上午，他们转接了三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在星期二以前，已经转接了高达三十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电话公司不得不修改计算机参数以适应新的需要。人们估计，共有三百万个来自民众的抗议和要求，对国会倾盆而下。
在白宫门外，有一个孤零零的抗议者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鸣响喇叭，要求弹劾”。当时，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还没有关闭，这是一条非常繁忙的交通要道。结果。过路的汽车纷纷响应，白宫门前一片汽车喇叭声。此后的两个星期。尼克松一直待在平时只有度假才去的戴维营。
一年前还是支持尼克松再任总统的美国劳工组织，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会，如果尼克松不辞职就弹劾他。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则宣称，白宫的行动是破坏了已经建立的司法程序，所以他公开呼吁国会采取适当行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形成对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强烈的不信任，弹劾总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这时，白宫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一周期限已经到了。但是白宫却没有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上诉的焦点是，白宫是否应该应检察官的要求，交出那九次谈话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