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布劳克塞尔公司的法律顾问也能提供鉴定，这些鉴定在社会学方面所浓缩的客观性能够解除两个调查委员会的怀疑。“产品与顾客之间的巧合，”在一个鉴定中这样说，“是可以预见的，但只能预见到那个相关的事件，因为顾客已开始进行独立生产，将所掌握的产品变成他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变成某种不可侵犯的东西。”
怀疑论者尽可以继续摇头。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决定生产和销售神奇眼镜时，这种季节性热门货的成功都是清清楚楚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德的社会结构，而不管这种结构变化或者顾客变化——就像舍尔斯基①所说的那样——是否有意而为之。
①舍尔斯基（1912～1984），战后德国有影响的社会学家。
青年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当所有生产出来的这种眼镜大半都在购买后不久就被毁掉时——因为父母们预感到这些眼镜意味着什么——仍然剩下大约七十万个戴这种眼镜的人，这些人得以心平气和地看到一个全面的父母形象。大约在晚饭后，在全家郊游时，当父亲用割草机转着圈子割草时从窗口往外看，就会出现一些美好的瞬间。在联邦共和国全国范围内，发生过多起眼镜事件。然而，弄到问题成堆这种地步的只有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而这时在西南部以及巴伐利亚州，这种眼镜仍然在有规律地投放市场。只是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基尔和卢卑克除外——有一些地方，整个地区都找不到这类眼镜，因为在那里，在欧了县、伦茨堡县和诺伊明斯特尔县，官方毫无顾忌，整纸箱整纸箱地就地没收商贩们的眼镜，然后补开一道“临时的处分”。虽然布劳克塞尔公司能够提出索赔权作为要求，可是，只有在城镇和伊策霍周围，眼镜才能找到顾客，这些顾客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印象，一个关于父母的印象。
那么，人们现在通过神奇眼镜仔细观察到的是什么呢？民意测验没有得到很多材料。大多数对父母有一个印象的、或者正准备丰富其父母形象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发表意见。他们充其量承认，神奇眼镜使他们大开眼界。在运动场上和电影院入口前的询问大体上是这样的：“年轻人，您说一说，戴上我们的眼镜对您有什么作用？”
“这该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戴过几次这种眼镜之后，我相当清楚地看到了同我老爸有关的事情。”
“我指的是某些细节。请您不要有顾虑，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从布劳克塞尔公司来。这是为了我们顾客的利益，如果这些眼镜的进一步改进……”
“这些眼镜用不着再改进了。我们对它们都非常满意。我已经表示了赞同。我看过几次，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不能比这更清楚了！”
所有被询问者都在回避，不过，人们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年轻人的肉眼见到的父亲，同一个年轻人戴上神奇眼镜的眼睛见到的不一样。此外还证实：神奇眼镜会给戴这种眼镜的年轻人显示父母变化无常的形象化的过去，而且是够多地、颇有耐心地按照时间顺序显示。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对成长中的孩子缄口不谈的那些插曲，变得明显可见。甚至在这一方面，布劳克塞尔公司以及学校当局煞有介事的询问都是徒劳。人们至少可以——而且会以奇特的方式——猜测，许多性爱秘密会被揭开是不足为奇的——还有一些比比皆是的荒唐行为——更确切地说，在父亲认识眼镜的两个圆圈中重复出现了种种暴行，这些暴行都是在十一二三年前干下的、忍受的、引起的。谋杀，多数为成百人地谋杀。伙同作案。谋杀时叼着烟，在一旁观看。经过考验的、得到奖章的、受到热烈欢迎的杀人凶手。杀人动机变成主导动机。和杀人凶手们同桌吃饭，同坐一条船，同睡一张床，同游一个娱乐场。祝酒干杯，出动命令，档案评语，盖上印章。有时候只是签名和字纸篓。谋杀的渠道很多，言论和沉默都能杀人。每个父亲至少都隐瞒了一次谋杀行为。许多谋杀行为差不多等于没有发生，它们被掩盖，被隐蔽，被埋藏，一直到战后十一年，神奇眼镜上市，使作案人露出原形。
没有特殊情况。除非这个或者那个年轻人准备宣布，他的认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是可以利用的。可是，子女们对现有资料都守口如瓶，恰似以前直到做梦时父母们都神秘莫测一般。羞耻之心很可能起了阻碍作用。长得特别像父亲的人，都害怕那些关于还有其他相似的结论。此外，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都希望质问父母，不要妨碍他们那条由父母往往在牺牲他人的情况下提供资助的学习之路。肯定不是布劳克塞尔公司，但总是有人，总有那种研制出神奇眼镜的人，也就是那种从片麻岩中提炼出云母擦痕面、把云母掺和到常见的玻璃混合物中的人，他们想看到这种眼镜行动的最后目的，而且盼望尽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不过，这不会引起孩子们反抗父母的起义。家庭观念、自卫本能、比较冷静的推测以及对于丢丑之人盲目的爱会阻止一场革命，一场也许会给我们这个世纪提供一些通栏大字标题的革命。这里所说的大字标题有：“儿童十字军东征会遇到新的表现形式！——有组织的半大孩子占领了科隆一瓦恩机场！——紧急状态法生效！——在波恩和巴特戈德斯贝格的流血冲突中，警察和联邦国防军的部队只有清晨才能出动——黑森广播电台除了几座附属建筑物外，均陷入半大孩子之手——迄今为止可能有四万七千青少年，其中还有八岁儿童——自杀浪潮在劳恩堡、易北河地区的青少年中肆虐——法国将执行引渡条约——十四至十六岁的为首闹事者已经供认——在结束有计划的清洗行动之后，明天将通过所有电台广播——对引起和领导这次暴动的共产党间谍的追捕工作将继续进行——在行情暴跌之后交易所出现希望之光——甚至在苏黎世和伦敦，德国有价值的东西重又走俏——十二月六日被定为全国性的忌日。”
根本没有这一类的事情。有些病例将要公诸于世。一批数字可观的少男少女再也无法容忍父母可怕的形象。他们离家出走，跑到外国，跑到外籍军团，这已成为习以为常之事。有几个人又回到家里。在汉堡，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有四起，在汉诺威有两起、在卡塞尔有六起自杀企图得以成功，促使布劳克塞尔公司在复活节前不久就停止了供应所谓的神奇眼镜。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过去突然明亮起来，然后便再一次而且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永远暗淡下去。只有在这里即在马特恩故事中提到的马特恩才理智地对待种种反抗。因为当他在杜塞尔多夫圣诞节市场上给他女儿瓦莉买到这种神奇眼镜时，孩子立即就戴上了它。瓦莉刚才还是笑嘻嘻的，格格地啃着美味烘饼，现在她通过这种眼镜一看见马特恩，便丢下烘饼和用金色带子捆住的包裹，叫了起来，而且一面叫着一面逃跑。
马特恩同狗在后面追赶。可是两者——因为瓦莉也看到了这条狗的真正面貌，看到它很可怕——在孩子眼里变得越来越可怕。他们在快到拉廷根门前时才抓住她。过往行人都可怜这个叫嚷着的女孩，他们要求马特恩出示证件，证明父亲身份。出现了种种麻烦！已经说出了这样的话，譬如：“这个人肯定想动手打这个孩子！你们仔细瞧这个人。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谎！臭狗屎！”这时，终于有一个警察来分散蜂拥的人群，查明履历。证人们说看到或者没有看到这样和那样的事情。瓦莉叫嚷着，仍然戴着这种眼镜。一辆巡逻车把马特恩、普鲁托这条狗和受到惊吓的孩子交还给孩子的父母萨瓦茨基。可是即使在熟悉的住宅里，周围有很多贵重的玩具，瓦莉仍然没有在家里的感觉，因为这个孩子一直戴着这种眼镜。不仅仅是马特恩和这条狗，就连约亨和英格·萨瓦茨基，在瓦莉眼里也都是新面孔，很清楚，很可怕。这种叫喊声把普鲁托赶到了桌子下面，让大人都呆若木鸡，它充斥着整个儿童寝室。在此期间说的话虽然被叫喊声弄得支离破碎，却仍然意味深长。瓦莉结结巴巴地说到很多雪和流到雪里的血，说到与大家同样的牙齿，说到可怕而又可爱的胖子，爸爸和瓦尔特叔叔，说到还有别的人看起来都很可怕，他们打那个胖子，不停地用拳头打，打得最多的是瓦尔特叔叔，不停地打那个可爱的胖子，那个人再也站不住，然后便倒在雪里，因为瓦尔特叔叔把他……“你不该这样做！不该做这种事！打人，残酷对待人、花和动物，这种事到处都禁止。每个做这种事的人都进不了天堂。亲爱的上帝什么都看得见。住手，住手……”
只是在英格·萨瓦茨基把这副眼镜从吵吵嚷嚷的孩子脸上取下来后，孩子才稍微安静了一点儿；可是在几个钟头之后，当她已经躺在小床上被所有的玩具娃娃围了起来时，抽噎仍然不止。要测量和检查体温。必须叫一位医生来。医生说，既不是刚开始的流感，也不是常见的儿童疾病，他认为，很可能是一种打击引起了这种危象，这是某种估计不到的东西，因此必须保持安静，大人最好避开，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就要把孩子送进医院。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两天两夜不退烧的这段时间里，冬天的景象在孜孜不倦地、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白雪皑皑，鲜血流淌，拳头在说话，胖子倒了下去，一再扑通扑通地倒下去，倒在什么里面？倒在雪里，因为马特恩叔叔和爸爸也倒了下去，倒在雪里，而且吐出那么多牙齿，一颗、两颗、五颗、十三颗、三十二颗！——很可能再也没有人一起来数这些牙齿了。因此，要把瓦莉同她的两个最喜欢的玩具娃娃一起送进玛丽亚医院。男子汉萨瓦茨基和马特恩并未坐在过于空旷的童床旁边，他们坐在厨房里，用饮水的玻璃杯喝着酒，一直喝到他们从椅子上摔下来。约亨保持着这种对于厨房环境的爱好。白天，他是商人，衣服笔挺，堪称楷模；晚上，他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从冰箱走到炉旁，拉着裤子背带。白天，他操着他那一口灵活的商业德语，军事用语的残余赋予这种语言以生动精确和省时简洁。“我们不想拖拖拉拉，我们想快刀斩乱麻！”过去军事首脑古德里安想要坦克大规模快速行动时，就说过这种话，如今萨瓦茨基想以一批单排纽成衣充斥市场时，也鹦鹉学舌地跟着他这样说；可是傍晚时分，他穿着拖鞋，在厨房里大口大口地吃着烤得松脆的蛋煎饼，絮絮不休、唠唠叨叨地谈着“过去在五月份，那是一个冷冰冰的故乡”。就连马特恩也学会了估计厨房的安全性。两个同事哭泣着，拍着肩膀。感动和未加水的烧酒使得他们的小眼睛在不断地眨巴。他们把一半的负罪感在厨房用的桌子上推过来推过去，当事情涉及到详细日期时，他们还要争执一番。马特恩认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在三七年六月，萨瓦茨基持反对态度：“那件事正好发生在十二月。我们当时曾经低声耳语过那件事，说它只好那样草草收场。”可是两人都认为，他们当时就不赞成那种事：“你知道，我们中队其实是这样一种国内流亡①的避难所。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柜台边探讨哲学。维利·埃格尔斯在场，在场的还有杜莱克兄弟、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布布利茨、霍佩和奥托·瓦恩克。而你却不停地讲呀，讲呀，讲存在，一直讲到我们大家都迷迷糊糊为止。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那么现在呢？现在怎么办？现在，自己的孩子这样对待自己，还说：‘杀人凶手，杀人凶手！’”
①指纳粹时期一部分不满法西斯暴政的人士在德国国内对当局采取的回避态度。
在经历这样一番诉苦之后，厨房环境每一次都有一分钟之久鸦雀无声，充其量只有咖啡水在唱着它那笃信上帝的小曲儿，一直到萨瓦茨基再次开始讲话：“总而言之，小瓦尔特你说说看，我们就活该如此吗？我们都做了什么呀？——我说不行，决不！”
当瓦莉·萨瓦茨基在将近四个星期后离开医院时，那副所谓的神奇眼镜已经从住宅里消失了。既不是英格·萨瓦茨基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也不是约亨和瓦尔特把它放在厨房了，很可能是那条狗把它咬碎，吞下肚子消化掉了。不过，瓦莉并未问起这件下落不明的玩具。女孩一声不吭地坐在她的斜面写字台前，因为耽误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功课，所以必须把好多东西都补上。瓦莉变得神情严肃，人也消瘦了一些，她已经能够做乘法和加法。所有的人都希望，孩子可能会忘记她为什么变得这样消瘦、这样严肃，为什么她再也不是胖乎乎的、滑稽可笑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瓦莉呆在医院里，受到很好的护理，以便让她忘记不愉快的事情。这种行为方式逐渐成为所有参与者主要的生活准则——遗忘！种种格言被绣在手绢、毛巾、枕套和帽子的衬里上。每个人都必须而且能够遗忘。遗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据说记忆是令人愉快的回忆的栖身之地，而不是折磨人的丑事所呆的地方。要进行正面回忆并不容易。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有某种他能够信仰的东西，譬如说上帝；或者说，凡是不能信奉上帝的人都应当信仰美，信仰进步，信仰人们心中的善，或者信仰一种别的什么思想。“我们，在这里，在西方，我们坚定不移地信仰自由，直到永远。”
那么就行动吧！遗忘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马特恩买了一个大的橡皮擦，坐到一张厨房用的椅子上，开始擦去心脏、脾脏和肾脏上所有那些已经显示和尚未显示的名字。就连普鲁托这条狗，一段长着四条腿、虽然又老又弱却又在周围走来走去的过去，他也想卖掉，想把它送给无主小动物收养所，想把它擦掉。可是，谁会买一条老野狗呢？再说，母亲和孩子也反对这样做。英格·萨瓦茨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这段时间里，她已经对这条狗感到习惯了。瓦莉在哭哭啼啼，要是把狗卖掉，看来她又会生病。这就是说，它依旧黑糊糊的，而且不容忽视。甚至就连那些名字也在对马特恩巨大的橡皮擦进行顽强的抵抗。譬如说：他擦去这个名字，把橡皮屑从脾脏上吹下来时，他阅读报纸时就会遇到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撰写戏剧评论文章的人的名字。这是因为在擦去名字时还作了某种附加说明。每篇文章都有一位作者。这儿这位作者是一个行家。他获得了种种认识，而且还要说、要写：“人们渴望戏剧，戏剧也同样渴望人们。”可是紧接着他就抱歉道，“如今人们处于这种相互疏远的状态中。”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人类的历史可以在戏剧史上找到自己的最佳相似点。”可是，他在写到他怎样看到这种情况到来时却说：“如果室内剧场变得平淡乏味，再次成为有幕布、背景和侧景的舞台”，那位在自己的文章下面签上R．Z．这一名字的先生就只有赞同伟大的莱辛，而且大声叫道：“戏剧表现形式这种艰苦的工作有什么用？”他的文章同时包含着警告和劝告：“并非在人不再成其为人之时戏剧终止；正相反，如果剧院关门，人就会停止再成其为人！”总而言之，人这个词使罗尔夫·灿德尔先生——马特恩在演戏时就认识他——心醉神迷。譬如：“未来几十年的人”或者“所有这一切都要求竭尽全力研究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