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希，你听，几个钟头前他们就已经开进了奥斯特尔维克！”
对于木工师傅来说，真正的安慰是在九月三号才由一个身穿军服的摩托车手带来的。信使带来的信上说：元首和帝国总理莅临被解放的但泽市，希望认识该市立下功勋的市民，也希望认识木工师傅弗里德里希·利贝瑙，因为正是用他的牧羊犬哈拉斯配种，产下了元首的牧羊犬亲王。亲王这条狗现在也在城里。木工师傅利贝瑙可能在某个时候到达措波特疗养大楼前，在那里向值勤的副官——党卫军分部首脑某某求教。用不着带哈拉斯这条狗，不过，允许带一名家属，最好是带一个孩子陪同前往。要求出示身份证。要身穿制服，或者是干净的日常便服。
我父亲选了他星期天才穿的服装。我这个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反正三天来都是穿少年队的队服，因为到处都在出事。我母亲给我梳理头发，一直梳到头皮发痒。父亲和儿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当然，我们离开住宅时，楼梯被所有的邻居挤得水泄不通。只有图拉不在场，她在新航道搜集榴弹碎片。可是在外面，所有的窗户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的目光。在斜对面的股票房里，布鲁尼斯住宅的一扇窗户洞开着，身材苗条的燕妮神情激动地向我挥手，但是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却没有露面。我久久地惦念着他那长满结节的脸。当我们已经在空着的公务车上，在身穿制服的司机后面坐下来时，当埃尔森大街走完时，当我们将玛丽亚街、小锤公园和栗子路扔到后面时，当我们走到繁华的街道上，然后来到措波特大道上，朝着措波特方向迅速驶去时，我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
除了坐公共汽车外，这是我第一次坐真正的小汽车。还在路上，我父亲就弯下腰来，冲着我的耳朵大声讲道：“这是你一生中的一个伟大时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你就会什么东西都看得见，以后就可以给人讲这些事了。”
我把眼睛睁得很大，迎面吹来的风把眼泪都给吹出来了。就是现在，在我完完全全按照父亲的意思，也同样按照布劳克塞尔先生的意思，讲述我圆睁双眼将它们吞下去，然后作为回忆积累起来的事情时，我的眼睛仍然感到疲劳，变得潮润。当时我担心，我很可能泪眼模糊，看不清元首。如今我必须尽力，别让那时的任何东西由于泪眼朦胧而变得模糊不清。当时那些东西笨手笨脚，身穿制服，旗帜飘扬，阳光照耀，具有世界意义，汗流浃背，实实在在。
当我们从公务车上下来时，措波特疗养大厦和格兰德饭店使我们变得非常渺小。疗养地的花园已被封锁；我们——这些居民就站在那后面，他们的声音已经沙哑。就连通往大门的宽阔斜坡也由双岗把守，不让通过。元首不得不三次停下车，从旁边伸出手来，挥动着一张纸。我忘了讲大街上的旗帜。在我们这儿，埃尔森大街上已经挂满了长长短短的囗字旗。一些穷人，或者说一些俭省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做正规的旗子，便把小纸旗塞进栽花的木槽当中。一个旗架空着，它危及到所有插上旗子的旗架，这个旗架是参议教师布鲁尼斯的。不过我相信，在措波特，所有的人都升了旗。不管怎样，看起来是如此。有人在格兰德饭店三角墙上那扇圆形窗户通往饭店正面的右角上栽了一根旗杆。那面千字旗经过五个楼层，直挂到接近大门的地方。这面旗子看起来很新，几乎没飘动，因为饭店的大门一侧背风。要是我肩上扛着一只猴子就好啦，这只猴子也许会顺着旗子往上爬，爬五层楼高，爬到旗子最上面。
一个身穿制服、歪戴着缩了水而显得太小的鸭舌帽的巨人在饭店大厅里接待我们。他领着我们经过使我膝盖发软的地毯，斜穿大厅，穿过这个闹哄哄的地方。人们来来往往，轮流换班，相互通报，递交东西，接受东西——全是胜利和有若干个“零”的俘虏数字。有一个阶梯通向饭店的地下室。在右手边，给我敞开了一道铁门：在格兰德饭店的防空掩蔽所里，已经有好几个立下功勋的市民在等待。在我们身上进行了搜查，在电话查问之后，允许我保留我的少年队旅行刀。我父亲必须交出他那把精致的小折刀，平时他用这把刀切断他那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烟上的凹痕。在立下功勋的市民当中，有那位来自奥拉的勒布先生，在那时因为同样的目的从许德尔考来的特克拉就是他的狗。特克拉同哈拉斯产下了亲王。所有这些立下功勋的市民，也就是我父亲，勒布先生，几位戴着金色党徽的先生，四五个身穿制服但是都比我大的男孩，我们大家都静悄悄地站着，在进行预习。电话铃响了多次：“没问题，是的，队长，可以进行！”在我父亲交出他的小折刀之后大约十分钟，他又得到了小刀。那个巨人和值勤副官说了一声“大家注意听”之后，开始进行解释：“元首现在不能接见任何人。有许多伟大的重要任务要完成。现在必须往后退，保持沉默，因为在所有的战线，武器都在代表我们大家讲话，这就是说，也代表您和您以及您！”
他立即开始非常熟练地散发元首那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亲笔签名使这些照片成为无价之宝。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张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可是第二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就像第一张那样，放到玻璃下面，放进了一个镜框里——表现的是一个比第一张明信片更加严肃的元首：他身着军灰色服装，没有穿巴伐利亚民族服饰的上装。
大家已经从防空掩蔽所里蜂拥而出，有的感到轻松，有的感到失望。这时，我父亲同值勤副官打招呼。我真佩服他的勇气；不过，在木工同业公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中，他也是以此出名的。他出示纳粹党省党部首脑的一封陈年旧信——当时哈拉斯还乐于交配——给这位副官作了一次有关该信前后情况的简短、实际的报告，机械地背诵出哈拉斯的谱系来——佩尔昆、森塔、普鲁托、哈拉斯和亲王。副官看来兴致勃勃。我父亲最后说：“既然现在牧羊犬亲王正在措波特，我请求允许我看一看这条狗。”结果允许我们看一看；就像允许我们一样，也允许那位怯生生地站在一旁的勒布先生看一看。在饭店大厅里，这位值勤副官向另一位同样魁梧的、身着制服的军官挥手，要他过来，给他作了一些指示。第二个巨人有一个登山运动员的脸膛，他对我们说：“你们跟我来。”勒布先生踮着低帮鞋的鞋尖走过地毯。我们穿过一个大厅，在厅里有十二台打字机在发出嗒嗒声，有更多的电话在使用。一条通道好像没有尽头，走了好多道门。人们迎面而来，夹着公文，赶紧让开。勒布先生对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在一个门厅里，六把有圆形雕饰的沙发椅围着一张沉重的椴木桌子。木工师傅的目光在拍击着这些家具。是贴木板和镶嵌细工。三面墙壁全装上了厚重的框架，画着果品、狩猎生活和农村生活情景的美术作品。第四堵墙安装的是玻璃，像天空一样明亮。我们看见格兰德饭店的温室，看见古里古怪的、难以置信的、禁止栽种的植物。这些植物很可能都在吐露芬芳，不过我们隔着玻璃，什么也没有闻到。
在温室中间，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他很可能被植物的芳香弄得疲倦了，这个人同我们的巨人相比，显得矮小。在他脚旁，有一条发育得很充分的牧羊犬在玩一个中等大小的花盆。盆中原有的花草——一种浅绿色的纤维状植物，连根和厚实的土壤在一起，就摆在旁边。这条牧羊犬在转动空花盆。我们觉得听见了转动的声音。站在我们身旁的这位巨人用指节敲着玻璃墙。狗立即停止了嬉戏。门卫扭过头来，上身并没有动一动，便像一个老熟人似的冷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大概是想向我们走来，然后又坐了下去。温室的外层玻璃正面使人可以看到奇妙的景色——看到疗养地花园梯地，已经停止使用的巨型喷泉，设计很宽、逐渐变窄而最终变得很厚的木板小桥，有许多同样类型的旗子，但是除了双岗之外，没有人。波罗的海举棋不定：它忽而绿、忽而灰，它徒劳无益地尝试着闪烁蓝光。不过这条狗是黑的，它四条腿站着，歪着脑袋。这正是我们的哈拉斯，像它还年轻的时候。
“像我们的哈拉斯！”父亲说。
我说：“就是我们的哈拉斯。”
勒布先生补充道：“可是它这长长的臀部却是从我的特克拉那儿传下来的。”
我父亲和我都说：“这个我们的哈拉斯也有。它有一个长长的、稍微有点下垂的臀部。”
勒布赞赏道：“上唇的下垂部分并拢得多紧，多合适啊，就像我的特克拉一样！”
父亲和儿子齐声说：“我们的哈拉斯也并拢得很紧。脚趾也一模一样。还有耳朵的姿态，就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勒布先生只看到他的特克拉：“我敢说——人们可能弄错了——元首这条狗的尾巴同我的特克拉的一样长。”
我代表我父亲讲道：“我敢打赌，元首这条狗同我们的哈拉斯一样，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都是六十四厘米。”
我父亲敲敲玻璃墙。元首的狗叫了两声，同哈拉斯的叫声完全相同。
我父亲想透过玻璃墙打听：“对不起！您可以给我们讲讲亲王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有多少厘米吗？厘米？对，到前肩隆起的地方。”
温室里那个人告诉我们，元首这条狗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有多高。他伸出十个指头，比了六次，他的右手只伸出四个指头，比了一次。我父亲好心好意地拍着勒布先生的肩膀说：“这可是一条公狗，要比母狗高四五厘米。”
我们三个人对于温室那条狗的毛看法一致——那是短毛，每根毛都是笔直的，每根毛都紧紧地贴在身上，又硬又黑。
我父亲和我同声说：“像我们的哈拉斯！”
勒布先生毫不动摇地说：“像我的特克拉！”
我们那位身穿制服的巨人认为：“好啦，你们都别摆谱了。它们看起来多少总有点相似，都是牧羊犬。元首在山上大院里有满满一狗舍牧羊犬哩。这一次他带了这条狗。有时候，他带别的狗，换来换去的。”
我父亲想给他作一次报告，讲讲我们的哈拉斯及其来历，可是这个巨人摆手表示拒绝，而且还弯着带表的胳膊。
元首那条狗又在玩空花盆了。我在离开时大着胆子敲敲玻璃墙，但这时它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就连温室的那个人也宁肯望着波罗的海。
我们退走时穿过柔软的地毯，从画有果品、农村生活情景和狩猎生活的美术作品旁边走过——一些短毛大猎犬在舔死兔子和野猪，没有画牧羊犬。我父亲摸摸家具。整个大厅都是打字机和电话机。饭店大厅无法通行。我父亲牵着我的手。本来，他该牵着勒布先生的手——勒布先生走路时老被人撞着。大衣和头盔上满是灰尘的摩托车手跌跌撞撞地穿过衣着整齐的人群。这是些传令兵，他们的包里揣着种种捷报。莫德林是否已经阵亡了？传令兵们交出包，躺到宽阔的沙发椅上。军官们一边给他们递火抽烟，一边闲聊着。我们的巨人推着我们从五层楼长的旗子下挤过去，出了大门。我肩膀上始终没有想要往上爬的猴子。我们被领着通过了所有的警戒线，然后被允许离开这里。警戒线后面的居民想知道我们是否见到了元首。我父亲摇着木工师傅的头说：“没有，先生们，没有看见元首。不过我们看到了他的狗＼那条狗黑乎乎的，给你们讲，就像我们的哈拉斯一样黑。”
亲爱的图拉表妹：
没有空着的公务车把我们送回朗富尔。我父亲、勒布先生和我乘市郊列车回家。我们先下车，勒布先生坐着车继续往前走。他答应有机会来看我们。我感到丢脸的是我们必须徒步穿过埃尔森大街。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按照父亲的愿望在访问措波特的当天就写了一篇作文。我必须把这篇作文交给布鲁尼斯参议教师看，我在这篇作文头上加了一个标题：《我最美好的一天》。
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把这篇作文修改后发还给我时，他从讲台上往下说：“观察得非常仔细，简直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在格兰德饭店，的确是挂着几幅价值连城的表现狩猎生活、果品以及土里土气的农村生活情景的画，作者大多数都是十七世纪的荷兰大师。”
他不让我朗读这篇作文。相反，这位参议教师却在狩猎生活和农村生活情景上面耽误了不少时间。他谈到风俗画和他喜欢的画家阿德里安·布劳尔①。然后，他的话题又回到格兰德饭店、疗养大厦和赌场上来。“红色大厅总是显得特别漂亮和富丽堂皇。过不久燕妮就要到这个红色大厅去跳舞。”他故弄玄虚地低声说道，“只要他们一走，只要这些目前比比皆是的军人阶层溜之大吉，只要他们连同那些武器的喧嚣声和获胜后的狂喜一道悄悄溜走，溜到另一个疗养地去，疗养院院长就要同市立剧院经理联合举办一次小型的却是纯粹的芭蕾舞晚会。”
①阿德里安·布劳尔（1605／1606～1638），又译勃罗威尔，佛兰德斯风俗画家。
“我们可以观看，可以参加吗？”四十个学生问。
“这是一次为慈善事业举办的活动，所得收益要用于寒冬赈济。”布鲁尼斯同我们一道感到苦恼的是，燕妮只是在没有外人的聚会上跳舞：“她要上两次场，甚至在著名的四人舞中上场，当然是按照儿童简易本来跳，尽管如此，也不简单！”
我同我的作文本一道，又回到了书桌旁。“我最美好的一天”已经过去好久了。
无论是图拉还是我，都没有——
看见燕妮跳芭蕾舞。但是她肯定跳得不错，因为从柏林来的人当即就要聘她去跳舞。芭蕾舞晚会在圣诞节前不久举行。观众是通常所见的党内知名人士，不过除此之外，还有科学家、艺术家、海军和空军的高级军官，甚至还有外交官。布鲁尼斯说，演出结束的掌声刚完，一位衣着人时的先生就立即走过来。这位先生吻了燕妮的双颊，想把她带走。他给他——布鲁尼斯看了他的名片，证明他是柏林德国芭蕾舞团——过去是“快乐带来力量①芭蕾舞团”——的首席芭蕾舞教练。
①纳粹的一种娱乐和休养组织。
但是，布鲁尼斯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虚与委蛇，答应芭蕾舞教练以后再说，因为燕妮太孩子气，还没发育成熟。熟悉的环境，学校和家庭，优秀古老的市立剧院和拉娜夫人，也许还得抚育她好几年。
这时，我在休息大院里走到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身边。他像往常一样，忽而左边，忽而右边，吮着他的麦芽止咳糖块。我说：“参议教师先生，这位芭蕾舞教练究竟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的孩子——他没告诉我。”
“可是您不是说，他把一种名片之类的东西给您看了吗？”
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双手一拍说：“对呀，那张小卡片！可那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呢？忘了，我的孩子，我忘了！”
这时我就猜道：“他可能叫斯特普恩、斯特波泰特或者斯特潘洛夫斯基吧？”
布鲁尼斯高高兴兴地吮吸着他的糖块说：“不沾边儿，我的孩子！”
我试图用别的鸟儿名称来猜测：“他可能叫施佩拉，或者施佩林斯基，要不就是施佩巴拉？”
布鲁尼斯咯咯地笑：“另外猜，我的孩子，另外猜！”
我喘了口气：“那么，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