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到处是水，没法去阿克塞尔·海伯格岛，我们在那儿埋了最近的食物。
我们只能随冰向南走。
库克医生希望能到达兰开斯特岛，在利奥德港等待苏格兰捕鲸船，那样便会比我们去格陵兰要近。
9月，我们到了巴芬湾，食物、燃料、弹药都没了。
我常感到他们中有一个不见了，可看看四周却能看见他们三个，前面、旁边、后面都有。
有时，我觉得如果我抬起头，会发现只剩我一人了。
睡着时我已走失，或者被其他三个抛弃了。
最奇怪的事是有时我觉得还有第五个人在我们身旁走着。
有一次，我敢肯定我看到他了。
他跟库克医生肩并肩地走着。
有时他会和埃图克述克或阿瓦哈一起走，像他们那样低着头。
他的帽子却很光滑，尖尖的，有点像修道院里的烟囱。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他没有，也不敢问，我害怕他们说看到他在我身边。
我想那肯定就是死神了。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幻觉，对我来说，是末日来临的先兆。
他却总和他们一起走，不和我。
为确认，我便左右看，要是看不到他，我会看自己的身前身后，然后长舒一口气，他原来没有选我当伙伴。
有一次，我从走着时的睡梦中醒来，看到他们三个在我前边。
在我身边与我保持一定距离，有一个我不敢抬头看的东西在和我同步地静静地走着，是唯一没有雪橇的一个。
我想和别人一样，不理睬他，希望他自己消失。
我打起盹儿。
醒来以后，那不知名的第五个人还在那儿，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别人的长，似乎死神已选过我们四个，最后挑中我，最年轻也最虚弱的一个。
看来他大概不会离开我，我决定面对他，说服他，让他知道我的时间还没到。
我抬起头，他也抬起了头，我们都转头对着别人。
之前是顶尖帽子，现在却是一块面纱，后面是张女人的脸，看上去比我年轻，也一点不像阿米莉亚，但我知道她是我母亲。
她的脸不像是参加过探险的脸，没有因自然条件或匮乏而受损。
是苍白得几乎半透明的脸，眼睛是蓝色的，此外没有别的特点了。
她笑了。
“你不必怕我。
”她说道。
我肯定是睡着了，我记得醒来时，她已经不见了。
我太疲乏，无力去想这个幻觉。
我不停地走，只在脑海里能看到她。
我记得她的声音，听起来离我这么近，跟我自己的一样，在告诉我不必害怕。
我们走到斯巴布角的西头，决定在洞穴般的小屋过夜。
岩石的凹进处有所百年历史的石头房，有草皮和鲸鱼骨的房顶。
阿瓦哈说他的祖先曾建造这房子。
我们找到一艘船的舱门盖和一些宽木板，用这些做了鱼叉打猎。
我们用麝牛和北极熊的皮铺垫到屋子里。
幸运的是，打猎很容易。
即使在牛群中杀了头麝牛，其余的也还得赶才走开。
库克医生有个习惯，是他在比尔及亚号上探险时养成的。
他劝我跟他一起这样做。
晚上风平的时候，我们会躺在地上，透过睡袋上的呼吸口看天空，呼出的空气会一阵阵从那儿冒出去。
有一次，我看到埃图克述克在房子入口窥视我们。
他们一定在想，这两个人疯了。
我只是睁大眼睛躺在那儿，看天上的星星。
有时，月亮很圆很亮，我们会出去走走，聊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这也让爱斯基摩人感到不安。
我们回来后，他们会仔细看我们，好像我们身上丢了什么东西，刚刚出外寻找去了。
我很快就不想北极了。
我觉得想任何事都很困难。
甚至在梦中，我被霜冻坏的手指也会疼起来。
在梦里，天堂阳光灿烂，一片温暖，其他地方尽是寒冷。
天气变坏，我们没法出去。
在白天，这会是极地大暴风雪。
在晚上，连雪都看不见。
我们的房子面对南边，风从东边刮来，门开着雪也进不来，只能听到雪在外面不断飘落的声音。
我把手伸到外面，抽回来便冻得通红，也都湿了。
有时，听上去好像整个房子都被埋住了。
外边的世界只有听上去才存在。
几个星期无事可做，只能睡觉。
我和库克医生会读书，写东西。
带的几本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风声淹没了所有的其他声音，反而变得寂静，一种单调的咆哮。
不可能说话，只能用手交流，指指点点，做个姿势，在空中比画。
最后，我不能读，不能写，吃东西都没力气了。
有一天，我醒来时，风好像要停了。
我仔细听着。
声音很闷，好像我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一样。
我看见库克医生走向“门廊”（其实只是地面和悬下来的石头之间的一道缝隙），想推开门（其实也只是吊在鲸骨下面的皮帘子）。
我看到出口已被积雪堵住。
他使劲推，可只推出了一个凹痕。
埃图克述克从睡袋里爬出来，把鱼叉递给他。
库克医生把它全插进雪里，还是没能弄出一个空气口来。
遥远而沉闷的风声让我们知道，我们被埋了有多深。
太深了，没法挖出去。
库克医生只动了几分钟，便精疲力竭。
阿瓦哈和我一样，还躺在睡袋里，无动于衷地看他们费力地挖着。
库克医生说，没什么办法，只能回自己的睡袋里躺着，除非绝对有必要，不要再动，以节省我们不多的空气。
一天后，我们还都清醒，我知道肯定有空气可以进来，尽管不知道这种情况可以维持多久。
我在想鲸骨的屋顶能不能撑得住。
我看看手表，每次上表我都担心它不会再走。
我得靠它计算天数。
风声越来越小。
我在想，到底是把我们埋在下面的雪越积越厚了，还是我耳朵有问题，听不到声音了。
我们四个整日都昏沉沉的，抵挡不住阵阵的睡意，只想闭上眼睛，却也总是突然惊醒过来。
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在想，等我什么都听不到的时候，末日便到了。
我使劲地听，好像声音便如宝贵的空气，正慢慢从雪中渗入。
好似只要我们能够听得到，便能呼吸一样。
一天，我醒来时，声音没有了。
躺在我身边的库克医生握住了我的手。
“不要害怕，德夫林。
”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道。
“不要害怕，我的儿子。
睡觉吧。
”风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同时醒来了。
我们大叫起来，好像有人正从上面走过，不知道我们在下面躺着一样。
我们觉得只要叫得够大声，就可以让他把我们挖出来。
声音逐渐大起来，一分钟比一分钟大，风似乎还是像以前那样使劲地刮，只是变了个方向，雪被吹走了。
听到风声，我们从没这么高兴过。
我们庆祝风的归来，像庆祝重新又有了光一样。
不到一个小时，埋了我们几个星期的雪便被吹走了。
新鲜的空气一下便涌进来，如潮水般让人无法呼吸。
我们咳嗽，感到窒息，可还是像孩子般开心地彼此笑着。
如同是自己粗心身陷险境，但纯粹的好运却让我们扬了名。
风平息后，我们设法出了屋子。
狗都不见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它们曾经中断的叫声。
它们能不能活下来，会不会被谁当成野狗，我们便永远不得而知了。
从斯巴布角出发，4月中旬我们到达了伊塔。
一位名叫哈里·惠特尼的猎人住在我们的小屋里。
皮尔里前个夏天向北极进发时，他被扔在这儿。
小屋。
伊塔。
山上小屋里的爱斯基摩人。
这一切怎么还会在此？如同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但却发现一切还是你出发时的模样。
库克医生和惠特尼闲聊起来。
惠特尼对皮尔里很不满，说皮尔里对他不好，他从皮尔里那里获取的报酬与他的劳动付出极不相称。
库克医生用一堆笔记本记录我们的行程，说这是我们曾到达北极点的科学证据。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破碎。
支离破碎，肮脏不堪的笔记本用胶水和驯鹿皮做的绳子固定在一起。
我们不必和惠特尼一起等皮尔里，他决不会让我们上船。
最近的港口是乌佩纳维克，我们得步行到那儿，得走四个月。
库克医生说，如果步行这么远的距离，笔记本肯定会成碎片的。
“我必须把这些笔记本留在您这里，惠特尼先生。
”他说道。
“或许我该信任您，您会把它们安全带回纽约交给我妻子？不然，它们很快就毫无用处了。
”惠特尼说他会照顾好这些笔记本，也不会跟皮尔里说起它们。
库克医生告诉我，我们得尽快到乌佩纳维克。
没有消息说皮尔里何时会从北边回来，也不知道他已走了多远。
我们在乌佩纳维克与埃图克述克和阿瓦哈分了手。
我们和他们拥抱告别，尽量克制住自己不要哭出来，他们被我们的举止搞糊涂了。
他们只是腼腆地笑着，然后便转身向伊塔走去。
我们上了艘名为汉斯基号的丹麦船。
它应驶往哥本哈根，但中途拐到了莱威克，是苏格兰最北端城市，设得兰群岛首府所在地，也是最近一处拥有无线电设备的港口。
丹麦人告诉我们，如果直接去哥本哈根，就可能让皮尔里首先宣布他的胜利。
他们更喜欢我们，不仅因为他们可以载我们回归文明世界，而且还可以带我们去他们的国家。
那儿会成为第一个欢迎我们，为我们庆祝成就的国家。
从莱威克，库克医生给布鲁塞尔的科学院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们于1908年4月22日到达了北极点。
发报日期是1909年9月1日。
我们回来整整用了16个月的时间。
我给克里丝丁发了封电报，告诉她我“安全无恙，即将返家”。
我不知道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会不会在乎我的安危。
库克医生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给纽约《先驱报》发了封2000字的电报。
他简要介绍了我们到北极点的经历。
《先驱报》将此登在了9月2日的头版上。
“虽有斯特德先生与两位爱斯基摩人陪伴，我仍深觉孤单。
如此一处毫无生机之地，竟成多年来人之梦想。
处处紫雪，无生命，无土地，冰霜之地千篇一律。
我等仅为冰雪世界中脉搏跳动之生灵而已。
”他在电报中写道。
我们到了哥本哈根。
这样一条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路真让人难以置信。
我刚从极地到了欧洲。
到了丹麦，到了那些曾打败英格兰人的部落中，到了那些英格兰人的祖先中。
老丹麦。
老哥本哈根。
库克医生、爱斯基摩人和我如同一个四个人的部落，刚刚穿越时空隧道。
我们曾到过斯巴布角的石器时代，曾在那儿身住洞穴，手持自己制作的骨制武器捕食猎物。
汉斯基号驶进哥本哈根港的时候，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曼哈顿的情形。
刚经过昨夜的风雨，湛蓝的海水衬着天空。
港口布满小艇，很多都插着星条旗。
汽笛与喇叭声响成一片。
乐队开始演奏，每声号响会带出不同的乐曲。
我能听出的只有一首“看到远征的英雄归来”。
从我们到北极起，生活似乎变成了一系列的发现。
在发现之前，斯巴布角、乌佩纳维克与哥本哈根似乎并不为外界所知，一切于我如此陌生。
库克医生说，自我们坐火车从曼哈顿到格洛斯特算起，已经过去了27个月了。
数字、月份对我都没有意义了。
用数字来计量时间或者距离看上去如此荒谬，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会持续多长时间。
《纽约的探险家》第37章
到达了哥本哈根港，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库克医生和我穿的是七种破烂不堪的动物皮。
码头上，丹麦王子跟我们握手，脱帽向我们致意。
他们在船上帮我们做了清洗。
前一天，我和库克医生一样，头发及肩长。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脏，好像不管多少肥皂和水都没法把我洗回正常的肤色了。
可是并无人介意。
成千上万的人到了港口，想看我们一眼。
没人知道怎样的赞美才合适。
有些人唱丹麦国歌，有些人唱美国国歌。
我们被介绍给神父，他们和我们一样感到迷惑，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召唤来。
第一天结束时，我们的手疼得厉害，再也不能握了，为了提醒民众，我们进门出门都戴起手套。
与经历过的无边的空旷相比，哥本哈根看来如此反常与纤细。
在我的眼中，哥本哈根人没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包容了他们的黑暗之中。
城市如同大海，容得下每艘沉船。
楼房、桥梁、马车、汽车、电灯，一切看起来都微不足道。
库克医生曾尽力让我在最后一刻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但看来仍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这次探险还是他的。
一家哥本哈根报纸这样写道：“慷慨而大度的库克医生让其初出茅庐的被保护人走完了最后宝贵的几步。
我们对斯特德先生高呼庆祝，但享受首位到达北极点的荣誉的人，还应是库克医生。
”有一阵，看到人们为看我们而开出很高的价目，库克医生非常高兴。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从《汉普敦》杂志那儿接受了3万美元，将独家刊载权卖给他们，那些人还说有人会出比这高十倍的价钱。
他从演讲组织者弗莱德里克·汤普森那儿拿了25万美元，准备为他演讲250场。
哈勃兄弟出版公司很快也要为书的出版权而出价。
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凤凰酒店住了三个星期。
在雨夜中人群依然聚集在楼下，希望我们能够出现。
我们会时不时地出来，引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呆在相邻的套房里，轮流去窗户边上，一起出现只有一两次，总在人群中掀起最响亮的欢呼声。
“库克，斯特德，库克斯特德。
”他们唱道。
政府官员把我们安置在这家酒店，告诉我们不要担心花费的问题。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食物。
我看到酒店的菜单便已经快晕倒了。
如果不是库克医生提醒我，我肯定会撑死的。
他告诉我，我的胃已经萎缩，如果立刻吃较多的东西，我会病倒。
如果再吃比较难消化的食物，我的身体会像吃毒药般地起反应。
无论我们走到哥本哈根什么地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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