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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青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要跟他算账，等于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尴尬透了，这段日子晒黑了的脸让血一涌，颜色就跟我们刚刚吃过的猪下水一样。不过李冬青到底是李冬青，尴尬只是瞬间，接着哈哈一笑说：“尕掌柜真有意思，本来这些事情我是想一笔撂过的，你说得也对，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那么我也就跟尕掌柜细细算一下账。你从我们家里头……我不说抢，就说借吧，一下子就借走了三万六千块大洋，按当时当地的价格算，三万六千块大洋能买两千石麦子绰绰有余吧？再算算我从你那里拉走的一千石麦子，说五万块大洋那是河南发了水灾以后麦子的浮价，我们动身晚，赶到的时候麦子价格已经跌下来了，只卖了不到三万块大洋。再后来我把大洋变成药材、布匹千里迢迢拉回西安城里，才多卖了两万多块大洋，这样算下来总共五万块不假，扣除你欠我的三万六千块，再扣除吃喝运输费用五千来块，还剩下九千块。原本讲好了你我三七分成，你应得六千三百块，我应得两千七百块，再扣除你借我给佃户赔鸡鸭猪狗的一百块，还有给李敏敏挂红的两百块，你应得六千块，我应得两千九百块。结果你又把我们家的房子烧了个一干二净，我们家那个堡子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是一万大洋总值了吧？你要不信到时候我专门请个估价的，估清楚了之后，咱们多退少补，该我给你多少就多少，该你给我多少也是多少。今天当着各位乡党跟八路军的面，你说我的账有没有出入？”
他这账算得实在复杂透顶，最让我难以辩解的是，抢他的三万六千块大洋变成了“借”，我又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那三万六千块不是借的，是抢的，转眼间他就成了我的债权人，我成了欠他三万六千块大洋的债务人。他又把我烧了李家堡子的事端了出来，还吹嘘他那个堡子至少值一万大洋。其实那个时代，盖他家那样一座地主土围子花上五六千大洋足够了。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事实再一次证明，兵要是遇上不讲理的秀才，有理更说不清。让他这么一算，我的一千石麦子他就白拿了，而且拿得理直气壮，反过来我还倒欠他五六千块大洋。我感觉他这种算法不对头，却找不到可以对他进行反驳的理由，明明知道他的算法大有破绽，却不知道这个破绽在什么地方。他算的这笔账困扰了我许多年，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心里明明觉得他不对，嘴上却说不出道理来反驳他。直到解放后我进了改造土匪培训班，经过洪连长，那时候他已经是我们县的军管会主任了，帮我详细分析批判了好几天，才明白李冬青跟我算的是生意账，其实他跟我之间是阶级账。我由于不懂得算阶级账，没有把我跟他的关系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比如说我从他们家里“抢”的三万六千块大洋，既不是“抢”，更不是“借”，而是替劳苦大众向吃人贼和李冬青讨的剥削账，我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讨来的阶级账分给穷苦百姓，而是留到伙里自己花了，所以我才会让他那么一搅和便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在众人面前大大地难堪了一阵。
正在我心里气愤无比却又张口结舌的时候，洪连长出面了，他说：“这些账现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再说了，现在也不是算这些账的时候，有账不怕算，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我建议咱们先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撂到一边，我们面前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联合抗日、消灭日本鬼子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的意见，如果尕司令和李县长对这份联合抗日盟约本身没有意见的话，就先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办了，其他一切事情都等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
回音壁这一次给洪连长发了一次回声：“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再说，再说……”
洪连长带着八路军救了我们，这是天大的面子，我怎么也不能不听他的话，再说了，跟李冬青算账我也算不过他，于是我说：“好，就听八路军的，我现在就签字，往日的老账先放下，先打日本人。”
笔墨砚台都是备好了的，回音壁亲自磨墨，我拿起毛笔饱饱地蘸上墨汁，在抗日联盟盟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李冬青也签了名字，洪连长也跟着签了名字。签过名之后，回音壁又捧过了一方印台，说还要各方按个手印。我说：“从古到今讲究的是歃血为盟，我们今天办的是正式结盟打日本的大事，不能用猪血代替人血。”于是忍着疼咬破了大拇指，在我的名字上按上了血印。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却知道印台用的印泥都是“猪砂”研磨后制成的，我不知道朱砂的“朱”并不是“猪肉”的“猪”，“朱砂”是红颜色的，便想当然地认为“猪砂”是用猪血提炼的，所以我说不能用猪血代替人血。好在在场的人除了李冬青可能也没有几个比我有学问，听我那么说倒也没有人反驳、纠正我。
我看到李冬青皱了皱眉头，显然他比我还怕疼，可是我已经做了，他要是用“猪血”来按手印，虽然也是红的，却显得没有我诚心，也没有我的决心，气势上就让我压倒了。李冬青只好苦着脸在自己的大拇指上咬了一口，可能是怕疼，咬得不够狠，也可能他的大拇指长得太结实，咬了一口却没有出血，只好换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再咬，还是没咬破，疼得嘴里丝丝拉拉地直嘘气。他干这种事情没经验，这种事情不能犹豫，既然非咬不可，就下狠劲猛然一咬，咬破了也就是疼那么一眨眼的时间，像他这样想咬又怕疼，试探着下嘴，人本能的反应自然是一疼就缩手，所以挨了疼还咬不破。
洪连长说：“不行的话还是按印泥吧，只要心诚就好。”他的本意是看李冬青手指头咬得痛苦，帮他解脱一下，好赖按个手印算了，听起来却有几分讥刺、嘲弄的味道。
李冬青更加尴尬了，摇摇头说：“不用，上了战场死都不怕还怕手指头上破个口子吗？”
我说：“李县长自然是不怕手指头上破个口子，可就是咬不出血来，还是心疼自己的手指头下不了狠心。来，我给你咬，保险一口见血。”说着就拉过他的手作势要咬。李冬青急忙甩开我说：“不麻烦尕掌柜，你还不得把我的手指头咬下来？还是我自己来吧。”
酒楼老板不知道从哪找来一根针，此刻凑上前来说：“还是用针扎，用针扎不疼。”
回音壁跟着说：“用针扎不疼，不疼……”
我心里暗暗咒骂这个老板，更加讨厌回音壁的回声，说：“对了，怕疼就用针扎，就是怕针扎的眼太小，流出来的血不够用，按的手印作不得数。”
李冬青狠狠瞪了我一眼，“扑哧”一声笑了：“尕掌柜，你好赖也是领兵打仗的人，咋净跟我斗这些小趣子呢？你不就是想看着我把手指头咬破吗？好，哥哥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说着，一口咬将下去，鲜红的血总算流了出来，李冬青又挤了挤咬破的手指头，让我看了看：“尕掌柜，够不够？”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再说就显得惫赖了。李冬青在盟约上用力按上了他的指纹。到此为止，我们三方正式成立了联合抗日同盟，或者说我正式加入了联合抗日同盟，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成立了抗日同盟，我属于后加入的。李冬青按过手印之后，对我说：“尕司令，朱砂跟猪没关系，朱砂的‘朱’也不是猪肉的‘猪’，朱砂是一种矿物，叫硫化汞。”我没搭理他，可是心里头却觉得挺没面子。
盟约签订之后，我们又口头决定：双方互派联络员，常驻对方，以便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络。我就派了四瓣子，李冬青派了保安团的一个排长，双方派的肯定都是可信的人。我问洪连长是不是也派个人到我们伙里搞搞联络。洪连长说不用了，有什么事情他有办法跟我们联络。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他没回答。我猜想他是不愿当着这么多的人说这件事情，怕暴露了他们八路军的秘密，便没有再问。散摊子以后，我又到医院里看了看我的伙计们，有一些伤不重，包扎好了之后就可以跟我回山了，还有一些伤比较重的要留在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于是我就领上能走的伙计告别了李冬青他们。洪连长说我送送你们，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就跟他一起走。路上他告诉我，战场已经打扫过了，打死了八十多个日本兵，没有抓着受伤的，可能都让日本人逃跑的时候带走了。
“李县长挺配合的，缴获的武器弹药他们没要，全给了你们，现在都装到车上了，你带回去吧。”
想到我们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也就没客气，跟洪连长告别之后，带了伙计们赶着五辆大车，拉着两挺机关枪、七八十条三八大盖，挎了奶奶弄来的望远镜回山了。我和我的土匪奶奶 第三十章我们跟李冬青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做生意，以我吃了个哑巴亏告终。但愿第二次合作这家伙能诚实点，玩心机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奶奶过去说我我还不服气，现在我自己也承认，我这个人脑子聪明，心眼却太实在，这是一组矛盾，智商和性格的矛盾决定我跟诚实的人合作可以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如果遇上李冬青那样的对手，稍不留意我就会吃亏栽跟头。可是，我又不能拒绝这种合作，打日本人靠的就是大家合伙，独木难支，一根筷子夹不起菜的道理我懂。朋友可以选择，合作伙伴往往没办法选择，比如李冬青，现在我不跟他合作就没办法对付日本鬼子，反过来他也一样。日本鬼子在县城吃了大亏，我们估计日本鬼子肯定得报复，加紧整军备战。老伙计们都配上了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这种枪枪身长，射程远，又有刺刀，不适合我们干过去那种打家劫舍、绑票抢掠的事情，却适合战场上两军对阵。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肥羊、油点子，而是日本鬼子，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这些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的新式武器。
在县城外打那一仗时的天气状况，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可能跟精神太紧张战斗太激烈有关系。过后我曾经问过伙计们，伙计们说的各不相同，有的说是晴天，有的说是阴天，有的说那天刮风了，有的说那天根本连个风丝丝都没有。看来伙计们也跟我一样，浴血奋战时留在记忆里的天气状况成了空白。跟日本人在我的地盘上干的那一仗天气情况我却记得非常清楚。跟日本人在县城打了一场之后，我们估计日本人肯定会很快就来报复，日日夜夜都在紧张地关注着日本人的动向。日本人倒好像把那一场败仗忘了，大半年过去了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华北和华东，西北这边沿黄河布了一条松散的防线，并没有作为他们的进攻重点，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再向我们进攻。跟他们再次打仗是在我的地盘上。那是一个跟出生婴儿一样纯净的日子，天空蓝汪汪的见不到一丝云彩，早上我们喝过苞谷糁糁，奶奶正逗着胡小个子跟过油肉的儿子比赛谁尿得远。过油肉的儿子比胡小个子的儿子小了一岁半，尿的自然没有人家远，奶奶就把作为赌注的洋糖给了胡小个子的儿子。洋糖就是外头裹了一层纸的糖，花花绿绿的好看，比我们平日里吃的黑乎乎的土糖洋气，我们就都把那种外头裹了一层糖纸的糖叫洋糖。过油肉的儿子眼巴巴看着胡小个子的儿子得意洋洋地吃糖，嘴巴一撇一撇的就要哭出来。奶奶骂他：“你看你那个窝囊样子，赛不过人家哭啥呢？奶奶又不是红苕，还不知道你比人家小了一岁多，奶奶就是想叫你自己想一下咋样才能吃上糖呢。你好好想，想出好主意奶奶给你两个糖。”
奶奶逗他们的方式逗起了我的兴趣。我根本不相信过油肉的儿子会想出什么好主意来，过油肉就有点木瓜瓜的红苕气，他儿子随他的种肯定聪明不了。过油肉的好处就是命大，肚子上挨了一刺刀，在县城的医院里躺了两三个月居然又活蹦乱跳地回来了。过油肉的儿子说：“你哄我呢，你只有一块糖，给了狗蛋，再没有了。”狗蛋是胡小个子儿子的乳名。我们的根据地是狗娃山，奶奶给我起的小名叫狗娃子，我当了掌柜的，胡小个子他们生下来的娃娃就都以狗字打头往下顺，胡小个子的儿子叫狗蛋，过油肉的儿子叫狗毛，再往下生还会起出什么狗字招牌的名字谁也说不清。眼下我们伙里只有这么两个娃娃，李大个子倒有两个娃娃，一男一女，可是从来不到山上来。
奶奶对狗毛说：“胡说呢，奶奶哪能骗娃娃呢，不信你看。”说着张开手让他看，奶奶的手里还有两三块糖。谁也没想到，狗毛闪电般地一把将奶奶手里的糖抓起就跑。奶奶让他闹愣了，等明白过来才啼笑皆非地骂了起来：“这狗日下的，小小的就成了土匪，过油肉老实着呢，下的种咋这么匪气。”骂过了回过劲来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这娃保险不是过油肉的种。”
我在一旁说：“这就叫老鹞子叫鸡雏叨了眼睛。”
奶奶说：“人么，自然要一辈比一辈强才行，不然人不是活倒了么。过油肉这的种天生就是当伙计的料。”
我说：“你还盼隔辈人接着当伙计呢？”
奶奶叹了一口气说：“不当伙计干啥呢？当老百姓能不能混口饱食不说，就是受的欺负让人都难活，我宁可当土匪叫人家灭了，也不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活。”
奶奶的过去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她过去在马戏班子卖艺，卖的就是她甩绳子飞人的本事，她过去生活的情景从来没有给我讲过，我不知道她是不善于讲述过去，还是过去太痛苦而不愿意提及，人对过往的苦难经历有回避的本能。有人说时间可以抹平一切，让我说，对曾经遭受苦难的回避本能才可以抹平一切。奶奶说得不错，在那个以有钱人为主宰的社会里，如果我们没有枪，不在伙里当伙计，我们就只能是有钱人脚底下的泥土。
我正在跟奶奶闲聊，李大个子像一个漏了气的大皮球，气喘吁吁地滚了过来，见到我跟奶奶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一直在山下带着他的那个队经营农副业，负责我们伙里的外围守卫，一大早他突然亲自跑上山来肯定发生了大事。我跟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