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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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 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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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
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
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
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
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
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
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自己不行,他越觉得你行
——你越是说自己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
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
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
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
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
云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
以后,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
右派,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
的X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
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
的老右姜葆琛。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
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
“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
“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
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
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
西来了。

第2节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
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
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
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
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
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
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
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下往
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
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
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
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
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
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
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
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
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
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
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
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
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有几个
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
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
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
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
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
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
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的不凡
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
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
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
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
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
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
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
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
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
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
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
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
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
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
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
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
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
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
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
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
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
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
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
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
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
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
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
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
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
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
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
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
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
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
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
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
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
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
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
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
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
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
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
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
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
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
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
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
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
“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
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
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
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
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
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
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
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
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
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
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
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
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
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
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
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
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
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
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
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
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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