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
贾老师告诉我，杨长庆在他们村子里当了将近二十年的民办教师，前些年才转成公立的，每个月可以拿一千多块钱的固定工资。
贾老师还对我说，杨长庆去年退休以后，在乡文教办公室帮忙。听到外边有人敲门，贾老师高兴地说：“应该是他来了！”
进屋来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贾老师首先向我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杨长庆的儿子，曾经和杨长庆一起到他家里来过两次。尔后，贾老师又惊诧地问小伙子：“今天怎么是你自己来了？”
小伙子把带来的一袋子简装营养品放在贾老师床头的桌子上，又将一个纸袋子递给他说：“这是您这个月的退休费。”
“你爸呢？”贾老师又问了一句。
小伙子站在贾老师床前，眼圈红了，声音低沉地说：“我爸爸最近胃痛的厉害，县医院检查以后说是胃癌晚期，昨天我妈和我哥已经陪他到省城的肿瘤医院去了，他让我以后多来看看您。”
贾老师听了小伙子的话，嘴唇哆嗦，老泪横流，哽咽着说：“好人不常在，长庆啊！要不是你经常给我送吃送喝，问寒问暖，帮助我的闺女照顾我这么多年，我也活不到今天啊，老天爷不长眼，为什么不让我替你得这个病呢！”
小伙子拉住贾老师的手，劝慰他说：“我爸爸照顾您是应该的，他经常给我讲他上学时您替他交学杂费的事情，他的病如果好不了，我以后就来经常过来照顾您……”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两天以后就要归队回北京了，这次回来探家，甚至于今生今世，我都不可能再见到杨长庆了，但是，我会在心里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从老家回到北京以后，我串联了几个原来的老同学，他们有的愿意出力，有的同意出钱，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互助小组，由我担任名誉小组长，主要是帮助贾老师和杨长庆治疗疾病和度过生活上的难关。家乡的同学们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我准备负担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费用，以尽到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早就应当承担的义务，
（本篇完）
老师（）
卧铺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也堆了不少的行李箱，旅客们都在心忙着寻找自己的铺位，石良臣好不容易才挤到车厢中间，找到了自己的九号下铺。
行李架上已经摆满了东西，石良臣想把手里的两个提包放在铺位下边，看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一位大妈，正探着身子和躺在对面下铺上的一个大伯悄声地说着话，就客气地问：“大妈，您是在……”
大妈看见石良臣提着东西和她说话，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指了指对面中铺，抱歉地说：“噢，对不起，坐了你的位置了，我的位置在对面中间。”她说完，连忙把身子移过去，在大伯身边坐下来，大伯身边还坐着一个小伙子，看来这是一家三口，老夫妻和他们的儿子。
石良臣把两个提包塞到铺位底下，在小桌旁边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心里在想，这次探家依然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顾得上和过去的老师与同学们见个面。当兵二十多年了，在部队有时候会接到他们的信件或者电话，他们都希望自己什么时候探家的时候，打个招呼，大家在一起见个面，叙叙旧。知道了自己这次又是悄悄地回来，悄悄地回去，不晓得他们该是怎样的埋怨。
对面的大伯发出几声轻微的呻吟，他面色蜡黄，双眼似闭似睁，眼角上不时有混浊的泪水流下来。大妈俯在大伯胸前，轻声的安慰着他，并不停地用手绢为他擦拭眼睛。
石良臣看到面前这个慈眉善目，满头银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的大妈，突然想起早逝的母亲，如果母亲健在，自己既使工作再忙，也不会五六年才回老家一趟。
小伙子听到大伯的呻吟，也站在大妈身后关切地问：“爸，您哪里不舒服？”大伯睁开眼睛，费力地抬起手臂，朝小伙子摆了摆，有气无力地说：“没啥事，车快开了，你下车吧！”小伙子说了一句：“不着急，还没有广播呢！”就又在大妈身旁坐了下来。
石良臣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来是老两口一起外出，儿子送行，就对大妈说：“晚上休息的时候我睡您的中铺，您睡我的下铺，便于照顾大伯。”
大妈和小伙子都感激地连声道谢。
“对不起，让一让！”一个年轻人嘴上喊着，从过道里挤过来。他把手里的小皮箱放在石良臣这一面的中铺上边，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看表，自言自语地说：“好玄，再晚一会就误车了。”
广播员提醒送客人的亲属下车，对面的小伙子急忙站起身来，对大妈说：“妈，我走了，到了北京别忘了让我姐给我打个电话。”
列车启动了。
大妈那个一直站在车窗外的儿子跟着列车跑了几步，给妈妈招着手，嘴里还在喊叫着什么，他是对两个老人不放心。大妈从车窗外收回目光，在手提包里掏出一个病历袋，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看起病历来。
后来上车的年轻人看了看坐在小桌旁边正向车窗外观望的石良臣，觉得有点面熟，轻声问：“请问，您是？”
石良臣扭过脸来，还没有说话，年轻人就一把拉住他的手，兴奋地说：“您好，石老师，想不到在这里碰到您！”
石良臣一脸茫然，有些难为情地说：“你看我这记性，你是那个单位的？”
“我姓方，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您去年到我们那里去讲过两次课。”
“噢，对了，我去年是去你们那里两次，当时听讲座的人很多，我记不住……”
“这我知道！”小方理解地点点头。
“你是外出休假？”石良臣问他。
“不，是出公差，事情办完了，回北京。”方干事回答，他又问石良臣，“石老师您这是？”
石良臣告诉他，老家有点事，自己是请假回来处理家务的。然后，又不好意思地对小方说：“你叫我老石就行了，我只是总部机关的一个普通干部，与你一样做政治工作，不要叫我老师。”
小方认真地说：“哎，那不行，您看看现在的有些人，把比自己年纪大、出道早的人都叫做老师，何况您还确确实实地给我们讲过几次课呢！”
石良臣笑了笑说：“现在把‘老师’这个称呼叫俗了，挺庄重的一个词，成为与‘先生’‘小姐’一样普通的称呼了。我上学时候，老师和学生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老师’两个字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神圣。记得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姓徐，他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真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石良臣正和小方坐着说话，突然发现了什么，“忽”的一下子站起身来，急切地问对面的老大妈：“大妈，你们是……去…”
大妈摘下老花镜，看着石良臣失态的样子，不解地说：“我们是去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在那里给老头子查病治病，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是说……”石良臣指指躺在卧铺上的大伯，语无伦次地说“他是……”
“他是我的老伴，一个退休教师。”
石良臣把大妈身边的病历袋拿过来，又看了看上面的姓名“徐文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大伯的面孔，一下子握住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徐老师，我是您的学生，石良臣呀！”
躺在铺位上的徐老师睁大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二十多年了，石良臣刚当兵时给他寄过两次信，后来再没有联系，更没有见过面，他已经不记得这个学生了。
石良臣看到徐老师清瘦的脸上皱纹密布，生命之树的年轮已经错乱，头上稀疏的灰白毛发在颤动的列车上如同秋风中摆动的枯草，只有那一双眼睛、那两道曾经坚定了多少学生学习和生活信心的目光，自己还是那样的熟悉。他感到心里有几分酸楚，又有几分悔疚，满含热泪地紧握着徐老师的手，喃喃地说：“徐老师，我对不起您！”
小方站在石良臣身后，满腔热情地对大妈说：“徐老师是石老师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北京几个大一些的部队医院里都有我比较熟悉的战友和同学，如果需要检查、治疗或者住院，尽管找我，我待一会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您。”
大妈正担心自己一个人在路上照顾不了老伴，突然碰到两个热心人一路同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老伴早年的学生，心里非常高兴。
石良臣在老家的这几天，生活没有一点规律，都是深夜一两点钟才能睡觉，原来想在火车上好好地休息一晚上。但是现在不管大妈怎么劝他，他都不愿意躺下睡觉，非要坚持披着大衣坐在徐老师身旁，要好好地照顾老师一个晚上。
大妈可能是长期劳累，也可能是对石良臣比较放心，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一会儿竟躺在石良臣的下铺上扯起了轻微的鼾声。
疾驰的火车拉着石良臣的身体往前走，也拉着他的思绪往后退，二十年前的学生生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幕一幕地的在他脑海中呈现出来。他突然觉得，时光的流水不但冲刷不掉铭刻在心底的记忆，有时候反而只会使它更加清晰。
徐老师一个晚上还都比较安静，喝了两次水，解了一次小便。如果有人搀扶，他可以慢慢地走，但是石良臣还是硬要背着他去卫生间。
黎明的曙光从没有关严的窗帘缝隙中泻进车厢里，火车徐徐地驶进北京车站。
大妈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老远就看到了等候在站台上的女儿和女婿，她敲敲车窗，女儿也看到了她，一路跟着速度逐渐慢下来的火车走，母女俩隔着窗户玻璃打开了哑语。这一边的石良臣正给小方交待，让他拿着几个人的东西，自己要背着徐老师下车。
“我年轻，我来背徐老师。”小方不同意石良臣的分工。
“别争了，徐老师一定由我来背。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有回乡下家里，夜里在学校寝室里发起了高烧，是徐老师和同寝室的一个同学轮流把我背到城关医院。当时我伏在徐老师背上就想，有朝一日我一定也要背一背徐老师，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能让给别人吗？”石良臣边说边做好了背老师下车的准备。
小方没有再争辩，忙着收拾东西。
大妈回头看到这边的架式，着了急，对石良臣说：“待车上的人下完了，女儿和女婿就会上车来接老头，让我家女婿背他，你一晚上没有休息好，不能再背他了。”
小方帮助石良臣说服了大妈。
车上的旅客快要下完了，石良臣背着徐老师，觉得背上很轻，当年身强力壮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成材，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只剩下干瘪的躯干。他又觉得背上很重，师生的情义使他体会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份量。
（本篇完）
小镇半边天（上）（）
位于北京市远郊区的这个小镇很小，如果有人在镇子的南头放个屁，要是顺风，镇子北头的人都能闻到臭味。但是，庙小神灵大，镇小名人多，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地方。
小镇实际只有十字交叉两条街，街名却有四个：东街、南街、西街、北街。镇政府位于西街路北中间位置，西街路南有一家镇上唯一的非私营百货商店，西街西口有一所中学，西街自然就成了小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镇上的名人，特别是几个女名人都集中生活在西街。
杨春妮，副镇长的爱人，一胎生了两个姑娘，人称“吨粮田”。由于镇长和书记的家都在北京城里，爱人和孩子也都不在本地，杨春妮就成了小镇上的“第一夫人”。
杨春妮勉强算是个初中文化程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本来上学的时候认识不了几个字，干了十几年农活，认识的字一多半都丢到田里肥了庄稼。
杨春妮的丈夫在祖国的大西北当了十四年兵，前年在部队提按拔为副营职以后，杨春妮办理了随军手续，但是她并没有到部队去生活。因为丈夫服役的地方生活条件非常差，捡一个土坎坷掰开，两边都喊渴，那个地方最缺的就是水，干部战士每人每天一桶水，先洗脸，再洗衣服，最后冲厕所。杨春妮自己不怕吃苦，但是怕女儿受罪。去年冬天，丈夫转业回到位于北京市郊区的老家成为镇领导以后，杨春妮才扔掉锄头，带着一双女儿，搬到镇子上常往，
杨春妮黑红的脸膛堆着笑，粗手大脚闲不住，离开农村大半年，普通得依然像是田里的土坷垃。嫁汉时只想找个“当兵的”，一不留神成了“官太太”。
赵美凤，爱啃甘蔗，外号“榨糖机”，人家都说吃甜食容易发胖，她的身材却像是在炸油条的锅里过了几遍，两只圆眼睛在瘦长脸上占了太多的比例，一对喜欢品尝美味饭菜和专爱拨弄是非的薄嘴唇，只有睡着了觉才闲得住。因为爱人在镇子上的中学教英语，她有时高兴了，也会来一句“三克油”、“咕噜百”什么的，让人听了身上起鸡皮疙瘩。
齐霞，别人叫她“老军属”，其实她才三十一岁，每天在镇政府办公室里做文秘工作，她的面清目秀，肤嫩肌白，由于风刮不着，雨淋不到，长相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因为小镇上其他当兵的两三年都复员回家了，只有她的爱人，原来在北京某个部队大院当战士，当兵的第二年考上军队院校，从军校大专毕业以后分配到偏远的基层部队当排长，成为干部，在部队服役已经过了十二个年头。所以，齐霞连续多年的春节都能享受到镇政府慰问的十斤猪肉、两斤点心和一封慰问信，自然算得上“老军属”了。
齐霞的爱人与杨春妮的爱人不同的地方是，杨春妮的爱人当兵的地方，最缺的就是水，齐霞的爱人当兵的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水。齐霞的爱人所在的是海岛守备部队，一个只有零点几平方公里的小海岛周围，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海水，守岛的干部战士看到附近驶过来一条渔船，也都像见到天外来客一样稀奇。
距离小镇不远处的大山里，就有部队驻军，那是一个存放战备物资的后方仓库，齐霞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丈夫能够调到这个属于部队管辖的后方仓库服役，自己免受每年带着孩子的寻夫颠簸之苦，但是，爱人的一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使她的愿望成为泡影。
小镇的百货商店不像那些零零星星的小卖部，七八个员工都是拿工资的工作人员。这个商店不仅是买卖东西的地方，也是交流各种消息的场所，如果说商店的商品买卖是经理当家，那么，收集、传播消息应该算是由售货员赵美凤负责了。别看赵美凤卖东西时马马虎虎经常算错账，对于小道消息、马路新闻，可是特别经心，并且精于“来料加工”，专营“批发零售”。她对东家娶亲和西家出殡一样觉得好奇，张三升官和李四坐牢一样感到新鲜，一张嘴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高的说成矬的。杨春妮多次劝她“多嚼点甘蔗，少嚼点舌头”，她振振有词地说：“人长一张嘴，不是吃喝，就是说话，现在不是信息时代嘛，有些事情你不说他不讲有谁知道？我看现在的好多领导干部都不合格，市里开会一大本，区里传达一张纸，回到镇上不几句，单位领导不吭气，该说的话都被他们贪污了。”杨春妮抢白她说：“人家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要是谁说话多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