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部队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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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部队大院- 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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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新词典,还要旧的干什么?我把它和旧报纸一起当废品卖了!”

    听了爱人的解释,我的肺都快要气炸了,大发了一顿脾气。

    一天下午下班时间,我刚走到生活区的大礼堂门口,政治部的王主任喊住了我,他说刚才有个收废品的老头打听我,已经朝我家的方向去了。

    在我住的宿舍楼门口,我看到了收废品的老大爷。

    这个老大爷我见过,他经常骑着三轮车在大院里喊:“有废品来卖!”听口音好像是个老乡。

    老大爷今天似乎比以往显得年轻,黑瘦的脸上少了些胡须,衣服穿得也整齐一些。

    我走上前去,刚想问他找我干什么,忽然看到他手中拿着的马长志送给我的那本小词典。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声说:“原来你是给我送词典的,谢谢你,谢谢你!你怎么知道这个词典是我的?”

    “这上边有你的签名。”老大爷怔怔地望着我,低声说。

    我从他手中接过小词典,从身上掏出一张百元人民币钱,递给他说:“这个小词典我已经珍藏了几十年,感谢你能够帮助我找回来,这点钱希望你能收下。”

    老大爷搓着两只手,仍然怔怔地望着我,口中喃喃地说:“我不要钱!我不要钱!”

    “不要客气,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把钱放在三轮车上,转身就要离开。

    “皮猴!”老头在我身后高喊了一声。

    好像是万里晴空一个炸雷。我“忽”地一下子转过身去,惊愕地看着面前的老人。

    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身材瘦小,又很调皮,同学们给我起了个外(绰)号:“皮猴”,三十多年了,我的这个外号从来没有再听到别人叫过,这个老人怎么会知道?

    “我是马长志!”老头看我还楞在那里,声音颤抖地说。

    “你,你是马长志?”几十年来,马长志在我头脑中已经定格为朝气蓬勃的中学生,怎么会是眼前这个形容憔悴、面目枯槁的老头。我觉得身上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结结巴巴地问他。

    老人家肯定地点点头,我抓住他的手,凝视着他,想从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找到当年马长志的影子。

    在我家的沙发上,马长志手捧着我给他沏的龙井茶,满怀深情的望着我。记忆的游丝把他牵回到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班长,在同届三个班一百多名学生中,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矛,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是上名牌大学的材料,我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文革”期间,我和我的同学们凭着一腔热血,把个人的前途置之度外,关心起国家的命运来。打打杀杀了一年多的时间,老师靠边,学校停课,我们都成了没娘的孩子,我回到农村和普通农民一样,整天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日子。后来上大学采取推荐的办法,每年分到我们那里有限的几个名额,都被干部们抢去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亲戚了,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些人。”

    我往他茶杯里加些开水,听他继续讲。

    “你参军以后寄给我的几封信,我都收到了,由于我当时心灰意冷,万念俱灭,情绪非常低落,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也就没有给你回信。这些年我碌碌无为,随波逐流,不知不觉已经成了六十来岁的人了。现在农民的日子很难过,种粮食卖不了几个钱,买农药、化肥、种子的投入倒是不少。我和两个同乡结伴来这里收废品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三个人在市郊垃圾场旁边租了一间房子合住。没事的时候,我喜欢翻看废品中的书报,无意中看到这本小词典以后,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我知道你就在北京市,而且还可能就在我常去的几个部队大院里工作,但是我并没有下决心找你,我不想打扰你平静的生活,也不想和你一起去翻看过去那些发黄的日历。”

    马长志说到这里,眼睛里闪现着泪花,我从他手中接过茶杯,放在茶几上,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马长志舒了一口气,接着说:“一个人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一个人的命运也靠自己来安排,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会怨天尤人。一年多来,我省吃俭用,已经积蓄攒了两万多块钱。垃圾场旁边住着几户菜农,平时我跟他们学了一些种菜的技术,准备回老家以后种植大棚蔬菜。我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后天就走,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收废品。这几天我心里很矛盾,后来觉得还是应该和你见上一次面,不然会终生遗憾。”

    “这些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马长志似乎不准备给我讲多少他过去的经历,我忍不住问他。

    马长志只是肯定地点点头。

    看到天色已晚,马长志站起身来就要走,我死死的拉住他,一定要留下他吃晚饭。马长志说:“因为这几天要回家,有些杂事还要处理一下,没有时间在你家吃饭了,如果你同意,我想把这本小词典带走,它对我今后会起一个很好的警示的作用。”

    我欣然答应。

    我想给马长志一些钱,他坚决不要,我们俩拉扯了好一阵子,他拿起小词典就要出门。我灵机一动,对他说:“这些钱你不要就算了,我把词典给你包好,送你下楼。”

    我用报纸把词典,连同偷偷夹在里边的两千元钱包好,又装进一个信封里,到了楼下才递给马长志。

    望着马长志远去的背影,我百感交集,心潮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虽然都是已经六十来岁的人了,但是,后面的道路还很漫长,我衷心地祝福他:一路走好!

同窗(中)() 
儿子的女朋友今天是第一次到家里来。

    儿子的女朋友长相不错,高挑身材,眉清目秀,职业也很好,和我儿子在同一家外企的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而且她的父母还与我是同一个县的同乡,尽管儿子说这一点并不重要,但是,我和老伴依然非常高兴,我们心里总是觉得,亲不亲,家乡人,曾经在一个地方生活过很久的人,起码在以后的相处当中,共同语言比其他人可能会多一些。

    现在的姑娘可是真够大方的,儿子的女朋友进了家门,看见老伴正在忙活着做饭,脱去外套,换上拖鞋,就下了厨房,帮助老伴又是淘米,又是切菜,老伴高兴得像是吃了蜜蜂屎,自打姑娘一进屋,嘴巴就一直没有合拢过。

    为了招待儿子女朋友的这顿晚餐,老伴整整忙活了三天,几次去市场上购买的鸡鸭鱼肉,差一点把冰箱的肚子撑破。

    在儿子女朋友的帮助下,晚饭终于做好了。尽管姑娘一再劝阻老伴,让她不要再炒菜,但是,老伴为四个人准备的这一顿晚餐,依然能够把一个班战士的肚皮填满。

    我事先警告过老伴,吃饭的时候,客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能像以前家里来了客人一样,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总是没完没了地给人家夹菜,也不要像过去在官府里过堂一样,对人家的情况问个没完没了。老伴当时答应的很好,可是,一到时候老毛病就又犯了,儿子女朋友面前的菜碟子一会儿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不过,儿子女朋友个人和家里的情况倒是不用老伴怎么多问,这个姑娘很健谈,饭桌上边吃边说:“阿姨做的饭菜真好吃,我妈妈就不怎么会做饭,来了客人都是我爸爸一个人里里外外地忙活。”

    老伴受到称赞,给姑娘夹菜夹得更勤了,急得我用胳膊肘直碰她。

    姑娘接着说:“我妈妈家务活干得不多,但是在单位的事业心非常强,她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听说你妈妈也是个领导干部?”老伴问了姑娘一句。

    “也算不上什么领导干部,是咱们老家市经委的副主任。”姑娘说,“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就很能干,她是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干了几年农活以后才上的大学,大学毕业两年以后就在咱们邻县当了商业局的副局长。”

    “你妈妈姓什么?在哪里上的中学?”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夹着一块排骨正准备往嘴里送,忍不住问了姑娘一句。

    我问姑娘话的时候,可能是有些失态,老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她心里一定会想,我不让她问姑娘太多问题,为什么自己反而问了与姑娘初次见面就不应当问的问题。

    姑娘似乎不太介意我问了她什么,很坦然地告诉我,她的妈妈姓宋,接着对我讲:“她上中学时就在咱们县城的一中。”

    “啪!”的一声,我筷子上夹着的排骨掉在了汤碗里,鸡蛋汤溅了我一身,也溅了一桌子。

    老伴一边用餐巾纸给我擦拭身上的汤汁,一边嗔怪地对我说:“你看看你,平时办事挺谨慎的,今天怎么这样毛毛草草!”

    我推说身体不太舒服,放下筷子,起身离座。

    我一个人仰靠在书房的沙发上,闭上眼睛,觉得脑袋里成了一团乱麻。

    姑娘的妈妈肯定叫宋玉玲,她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宋玉玲人长得很秀气,但是性格外向,在我们学校是个有名的“假小子”,我们俩都是班上男女学生中比较调皮的几个学生之一,也都是班里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几个学生之一,也可能是气味相投,也可能是性格差不多,我一直对她存有好感。

    我参军以后,有个同学想把我和宋玉玲两个人往一块撮合,这个同学写信给我讲,他已经当面征求了宋玉玲的意见,宋玉玲同意先与我通信交往。但是我不同意,我是准备当几年兵再回农村扛锄头当农民的,而她当时正红得发紫,刚刚从生产大队妇女主任的位置上到公社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我不想当那种让别人认为攀高只嫌梯子短或者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

    我在部队提干以后,又主动找到当初给我写信想成全我和宋玉玲好事的那位同学,旧事重提,让他牵线,希望与宋玉玲通信联系。过了几天,那个同学给我回信说,他把我的意思给宋玉玲讲了,这一次是宋玉玲不同意。事后我才知道,由于派性斗争,宋玉玲已经被免去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又回到农村当了农民,当时她觉得自己是“配不上”我。

    宋玉玲回到农村干了几年农活,由于一个在地区工作的亲戚的帮助,成了省城某名牌学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条件相当、“门当户对”,当原先那位热心肠的同学再次想成全我们两个人好事的时候,可惜宋玉玲已经名花有主,我也初为人夫。

    此后,我只知道宋玉玲大学毕业以后分到邻县当了干部,而且工作干得不错,被提拔为局级领导,其他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我与宋玉玲各自组成了家庭之后,宋玉玲怎么想的我不清楚,我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感慨,红花落,满地残,两人无份又无缘,是命运在故意捉弄有情人。

    饭厅里,姑娘和老伴、儿子欢声笑语,谈兴正浓。我睁开眼睛,像是做了一场梦。命运之神这样安排,对我和宋玉玲,不管是一种补偿也好,或者是一种惩罚也好,我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今后生活的漫长道路上,多一些坦途,少一些坎坷,有情人终成眷属。

    餐桌上正在吃饭的老伴、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对我刚才的异常表情和行动,好像并没有怎么在意。当然,我这个时候也不会向他们挑明事情的真相,只是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冬天的故事不会再在春天里发生!

同窗(下)() 
有一年的秋天,我随着总部工作组到驻守在我家乡的一个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检查工作结束以后,我向工作组的领导请了几天假,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做短暂停留。

    由于父母都早已不在老家生活,这一次我回老家只准备住两三天的时间,主要是想见一见多年没有谋面的亲戚、同学和朋友,了却自己的一份心愿。

    与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全兴,是我在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把我安排在县城一个装修还算不错的宾馆里。

    杨全兴知道了我这次回家的安排和想法之后,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应当先去看看我们一起上中学时候的班主任贾老师。”他告诉我,贾老师退休以后就由于患了严重的脑血拴,治疗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是落下个半身不遂。在老家的同学们几乎都去看过他,有的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听杨全兴讲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心里感到很内疚,在外地当兵这么多年,我连信都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也很少向别人打听过他的消息。

    贾老师是教我们历史课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略微有点驼背,走路时上身总是左右摇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平时堆满了和蔼的笑容,只有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才会喜怒哀乐溢于言表,表情丰富的面孔,演译着风云变幻的历史话剧。

    他很少批评人,有时候有的同学做错了事,他也只是片刻敛起笑容,脸上泛着红晕,慈祥的目光看着你,好像做错事的不是我们,而是他自己。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我们班在他当班主任期间,组织纪律、学习态度一直是全学校最好的。我在参军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偶尔能够想到贾老师注视着我们的时候,那种希冀和自责的目光,特别是在我自己做了错事之后。

    贾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他住在我家邻乡据说是最穷的一个村子里。他的家不难找,“房子最破的就是他家!”——在村口有人这样给我讲。

    几间草屋与周围的砖瓦房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我敲了敲虚掩着的院门,轻轻地喊了一声:“贾老师!”

    一个中年妇女从西头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她打开院子大门,好像正在家里忙活别的事情,怀里抱着几件衣服,指了指中间的房子对我说:“我爸在堂屋里躺着呢!”

    我悄声地走进屋子里,看到床上躺着的老人几乎成了一个骷髅,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稀疏的花白头发像是秋霜下的枯草,这就是贾老师?当年在三尺讲台上纵谈天下事、横论世间人的风采,在他的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觉得心里一阵酸楚,放下手中的礼品,几步跨到床前,握住老人家的手,激动地喊了一声:“贾老师,我看你来了!”

    贾老师身体虽然不能动弹,神智还比较清楚,我作了半天自我介绍,贾老师才像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噢,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外号叫‘皮猴’的捣蛋鬼!”

    贾老师讲述自己几十年的风雨生涯,远没有在课堂上讲解历史事件那样生动和具体,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他简单地给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以后,才十分感慨地说:“要不是有同学们的帮助,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成棺材瓤子了,特别是杨长庆,亲儿子也没有他孝顺,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你们好像是同届同班,你应该还记得他吧?”

    我摇了摇头。

    贾老师似乎是有点遗憾,不甘心的提示我:“他的个子不是很高,娃娃脸,特老实,平时不爱说话……”

    我实在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个同学,更不记得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对着贾老师企盼的目光,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贾老师开始有些失望,一会儿又欣喜地说:“他每个月的十五六号,肯定要过来一趟,把我的退休金送过来,今天是阳历十六号,他昨天没有来,今天应该是会来的,你等一会说不定就能见到他。”

    贾老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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