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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时代
我在另外的文章中曾经证明90年代中国存在一个文化上的转型，也即由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所谓群体本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体制之下的以长老、家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个体本位文化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以青年、个体为本位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转型在历史上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最早的萌芽应该是在晚明，其次是晚清，而五四时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达到一次高潮，但是这种转型并没有实际完成而是因为民族解放要求的压抑而中途夭折了，８０年代这种转型又重新开始，通过整个８０年代的不断的冲击，到９０年代这种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文化转型对于９０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整个社会气象的变化都与之相连。对于这一问题现在中国学界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群体性文化，它的结构呈金字塔型化，在这个文化的最上层是一个独语者，（比如说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独语者就是孔子，孔子可以出语录（《论语》，解放以后６０、７０年代出过语录），其下是一些释解者，再下是群众。这就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文化规则的制定者，第二层是文化规则的解释者；第三层则是文化规则的执行者。这样三个层次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字塔型结构。群体本位文化和个体本位文化的差别所反映的本质是群体本位文化中的等级压抑，在群体本位文化中，整个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档次：独语者、释解者、群众，这三个档次又可以简化为两个层面：超级主体（领袖）和群众，在群体本位文化中，只有绝少的几个人可以成为超级主体，绝大多数人最终成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群众，成为无个性的尊崇者，他们把牧羊鞭交给了那个超级主体，自己成了那些没有身份的羊。
90年代的文化转型奠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诞生意味着社会生活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个体本位的文化尺度，这其实就是尼采说的，〃看！那儿有多好，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它否定了以〃上帝〃为绝对尺度，因为以上帝为绝对尺度会导致某个个人以上帝的身份作为超级主体说话，而剥夺其它人说话的权利，个体本位文化使超级绝对主体不存在，强调任何人都是平等个体，都是相对的有它的限度，因而不能成为绝对仲裁。个体本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了领袖和群众的二分法，上帝没有了，人们从〃群众〃中回到自己的〃家〃，成为那个独立的〃个人〃，由群众变成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他既有最高的权利（自己为自己立法）也还原于每一个独立个体相同的水平上（他的个体性的成立以其他无数个体性的成立为前提），在这个体的竞赛上自然会有人跑在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处于前沿的位置就赋予它一个上帝的权利，因为我们时刻准备超过它。个体本位文化的理想状态是个体的超越竞赛。
和９０年代文化可以进行比较的是五四文化。五四人呼唤的新文化拿周作人的一句话来讲叫做〃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化，五四时期的刊物比如《新青年》、《新潮》等等都强调〃个性〃、〃个人〃，五四文化的整个口号都是个体性的。但是这种文化转型并没有最后完成。而是在其后的民族危机面前偃旗息鼓了。由此我们来看９０年代的文化，这种转型因为有市场经济的支撑而显得成功得多，９０年代特别引人注目的两部电视片，一部是《编辑部的故事》，一部是《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中的那个老主任不象过去的影视作品中的那种领导者，威严、高高在上、富有权威，是政治上的表帅，人格上的典范，思想上的楷模，相反成了一个总是被嘲笑的反讽性的角色，《我爱我家》中我们发现最有戏的是青年人，那个〃爷爷〃也成了一个反讽性的角色，不再是过去那种权威性的家长家庭生活的中心了，这就明显的和传统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不同，比如《红楼梦》中地位最高的是贾母，其次是贾政等，每一辈都有一个等级，90年代个体本位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中，过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处理成正面形象的超级主体身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相反他们成了反讽性的角色。再比如《中国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这两部片子都是描写个人如何在海外发展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影视片在过去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传统的群体本位文化是守成型的，它不主张向外发展扩张，而是主张不离故土，父母在不远游，以父母为中心，家族为中心，而个体本位文化是以发展以创造为本位，只有在这种文化之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影视作品。由这样一些观察我认为中国当今的文化已经进入了个体本位文化的范畴。
但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又是不彻底的，个体文化的建立尚没有最终完成，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中国文化一方面消灭了领袖与群众的二分法，另一方面又建立了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理想的个体文化形态对于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也是要解构的，这一二分法依然不符合个体文化的本质，但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过来，所以目前的这种二分法依然有它存在下去的条件。
相对于领袖与群众二分法，自然精英与大众二分法是一种进步。领袖与群众二分法是一种等级，这一二分法的本质是上级与下级、统治与被统治、主宰与被主宰，所以在这种文化二分法中，｜奇…_…书^_^网｜实际上群众是没有什么文化主动权的，甚至可以说群众文化只是一种附庸性文化，没有什么独立的品格。而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则不存在上述问题，二者不存在谁统治谁的问题，甚至二者之间也没有截然的高下之分，二者可以同时共存，互相作用。精英文化并不如我们的许多文化〃精英〃所想当然的那样就可以主宰和指导〃大众文化〃，因为大众并不是〃精英〃的〃群众〃，〃精英〃也不是大众的〃领袖〃，大众和精英的关系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因此今天的大众文化批评不能采取领袖对群众的那种方式。
所以我说，今天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应该是中国90年代个体文化时代的两个合作者，它们共同构成90年代中国个体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的关系应建立于平等互动的基础之上，在建立真正的属于我们中国的个体文化的道路上他们应该联手前行。90年代中国的精英文化不应该取西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绝然对立，不合作的态度，而应相反，充分地与大众文化合作，它应该对大众文化的反伦理中心、个人主义、现世主义等等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的领袖与群众二分法，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等级秩序、伦理中心、群体主义方面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在这些方面与大众文化展开积极的合作，这是今天的大众文化批评所应持的现实主义态度。大众文化不同于过去的群众文化，比之于群众文化它的进步性自不待言，但是比之于理想的全面实现的个体文化而言，大众文化的存在又是个体文化不彻底的象征，真正的彻底的个体文化不仅是消灭了领袖和群众的二分法的文化，同时也是消灭了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的文化，因为个体文化的精义是社会变成由一个又一个充分的在精神上独立平等个体组成的大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要说精英所有的人都是精英，要说大众，所有的人都是大众，换而言之，再不存在精英和大众的二分局面。所以今天的大众文化批评应同时将大众文化看成是一个过程性的文化，因而大众文化批评的过程同理论上的大众文化的消亡（同样也是精英文化消亡）的过程相统一的，这是今天的大众文化批评在另一方面所应持的超越立场。
精英主义的废墟
精英主义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精英主义的基石是传统思想最保守的方面：人的身心二分法，进而是劳心与劳力的高下等级制度。身心二分法经过神人二分法落实到当代社会在50至70年代就是社会的领袖与群众的二分法，在80年代以来就是《读书》所推崇的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它将大众放在了精神的低点上，自认自己为大众导师，这种所谓的启蒙主义态度和50至70年代的蒙昧主义政治态度在表面上看似乎相反，其实是一致的，都是教大众不要思考，认为大众只要听从领袖或者精英就够了，他不是让人去独立思考，去做那个个人，而是使他成为〃群众〃或者〃大众〃。
如果说80年代初期，因为反文革（〃非人化〃）时代命题的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急切间拾起了17、18世纪西方古典人道主义启蒙理念，为黑暗时代的结束而开蒙解惑，这尚有道理。但是〃启蒙主义〃并非万世良药。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说：〃启蒙所谓旨在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进步思想在今天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把世界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回到了它所企求摧毁的神话之中；它变得具有破坏力，变得无法控制了。其后果是，在改造周围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出巨大力量的人误将理性变成了统治工具。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周围世界、自然和别的人身上，而且反作用于人本身，即人也在压迫自己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自由，人生而自由，虽然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理性只是人通向自由的手段和桥梁，绝不是人的本性本身更不是人的存在的目标。传统启蒙理念将〃寻求人类自身活动的理性规范〃作为人的本性，是怎么也说不通的，如果人是纯理性的生物，那么他自身之中就包含了理性的规范行，用不着到他的身外去寻找一个异己的理性规范；如果人生而是非理性的，那么他不可能本质地拥有不是他的东西。其实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是〃新启蒙〃就在于它意识到了这种传统启蒙理念的虚妄从而部分地修正了它，但是〃新启蒙〃过于急切的对〃人的外部（政治的、经济的）自由〃的要求掩盖也在实际上扼杀了它本应作为主导的〃人的内部自由〃的主题，并使它过早地遭到了外力的挤压而结束了自己。
然而长期以来被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精英主义的泥淖里不愿起身，坚持着一种精神贵族的立场，宣扬着一种没落的精英主义，这和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文化的建立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更可笑的是有些人似乎更加地悲愤起来。而且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悲愤的来由竟然是大众，在他们的眼里大众太不争气了，看到大众自娱自乐地生活了，不把他们这些精英当成神仙一样供着了，就满肚子不愉快，就觉得大众堕落了，要给大众指导指导。
悲愤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可是他们不满的对象似乎选得有点儿离奇，他们不满的对象竟然是那个叫〃大众〃的人，因为大众的日子稍微好些了，甚至有的比他们过得还要好，对他们有点儿爱理不理的样子了。于是他们就对大众开刀了。他们的这种立场是极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们那种悲愤的样子，你还真的笑不起来。但是，你终于还得笑，你不能用甘地、曼德拉的要求来要求他们，只能用小丑的要求来要求他们，看他们表演得那么认真，你不笑就有点儿不近人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们只会对软的，不会回嘴的大众文化动刀动枪。〖我的意思是说，大众文化在今天是有它的价值的，它对〃体制〃、〃主流〃的宏大叙事是有解构的功能的。这种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
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
王朔和金庸的论战引起文坛关注，是有道理的。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作家个人之间不同审美趣味的争执，从深层看，这却是主导中国当代文坛的两种文学观念的进一步较量。
一、 两种价值观念
90年代以来，金庸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种荣誉来自多方面：一方面是学院派的鼓吹，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先生率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对金庸作出高度评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先生在《二十世纪小说选》中将金庸排名第四，列于茅盾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前，此后，金庸小说研究渐成热潮，有人甚至提议建立〃金庸学〃；另一方面，金庸在北大等数所大学获得客座教授等荣誉职位，进而又获得了新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头衔。所有这些，再加上他在全国性政治机构中的职位，可以说90年代以来，金庸已经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认可。金庸从不被主流文学体制认可到被捧为大师；从港派文学思想和作风对大陆文学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很有意义的象征；意味着南方商业型文化向中原体制型文化渗透，一种跟中国古代传统结合得更紧密，同时又跟现代商业文化结合得更紧密的闲性型审美文化开始由香港岛北上中原，并为大陆文化接受。
而王朔恰恰相反，王朔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最底层的读者当中，他的许多小说段落成了人民大众的口头语，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但是，学术界，特别是学院派教授、评论家对王朔却一直不看好，出于误解，他们认为王朔没有人文理想，没有文化品位，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同时，王朔虽然在普通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他一直没有获得意识形态的承认，没有获得过什么重要的来自意识形态的文学奖项。
为什么金庸和王朔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命运会有如此巨大反差？原因是二者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金庸来自香港，他是香港现代商业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结出的鬼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宣扬中原传统文化，维护中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他是在制造侠义文化的幻觉，他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因为当代社会功利主义、金钱本位带来的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他给世俗社会的实际上只是封建之鸩，而当代人却诚心地用来止渴。他的这一招甚至也迷惑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大陆教授们，那些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市场化中成了边缘人的教授，受到当代中国市场化原则无情嘲弄的学术界人士，士大夫主义者，他们一下子在金庸那里找到了心理上的暖窝，于是便深深地寤了进去。
其实金庸在价值形态上是没有什么正面诉求的，他既不是知识分子写作者，也不是民间写作者，而是资本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合姻的怪物。他――一个所谓的浪漫主义者，给人的是沉迷而不是清醒，是逃避而不是面对，是幻觉而不是现实。
〃武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高估的，最早，《史记》中给游侠很高的地位，至于《七侠五义》、《水浒》等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