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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紧紧咬着下嘴唇，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燃烧。她恨不能抓住朱暮堂，亲自打他一个痛快，不能发泄积郁在胸中多少年月的仇恨。想到朱暮堂早已被捕伏法，人不能再死第二次，她激怒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
她回到大厅，张学海和巧珠已在那里等她了。张学海问她到啥地方去了，她说：“随便看看，”把他支吾过去。接着汤富海和阿贵从地里回来了。汤富海见了汤阿英，不满地瞪了她一眼：
“你怎么还有工夫回来？我以为你把阿贵的病忘了！”
“爹，我一接到你的信，就打算请假回来看阿贵，正巧碰上厂里要开劳资协商会议……”
他不让女儿解释，拦腰打断她的话：
“我晓得，又是‘三反’啦；‘五反’啦……别给我上政治课。我在家里也不闲着。这些事体，我全晓得。”
张学海从旁帮助汤阿英说话：
“她是细纱间的劳方代表，不好请假……”
没等张学海把话说完，汤富海气生生地说：
“怪不得哩，当了代表，大人物啦，把弟弟忘了，连这个穷家也不要了！”
“一开完会，就买了火车票，现在不是来了吗？”“不告诉你弟弟生病，你会来吗？”汤富海虽然表面生气，可是内心里得意，这一着成功了。
“阿贵怎么忽然生病呢？”汤阿英觉得刚才弟弟没有把病情讲清楚，关心地问。
“还不是想你们的呗！”
“想我们会发烧？”汤阿英从爹信口回答里看到了漏洞，回忆刚才弟弟支支吾吾的答复，再看看弟弟魁梧结实的身体，不像刚刚生病的样子，恍然大悟地说，“阿贵没病，骗我的吧？
爹！”
汤富海没有回答。
汤阿贵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这笑声更证实汤阿英的猜想，她问弟弟：
“你没病，是啵？”
汤阿贵笑而不答。
“他整天想你这个姐姐，想得饭都吃不下了，觉也睡不好了，怎么没病？”汤富海代儿子回答，“上海，大地方哪；花花世界，住在那里多好，不告诉你阿贵生病，你会想起我们这个穷乡村吗？”
“爹，你别说了……”阿贵向爹招呼。
“我憋了一肚子气，你不让我说，难道要憋死我吗？”
“不是这个意思……”
阿贵去叫爹，他听说女婿来了，头一回上门，赶紧收拾收拾和阿贵一同来了。一进门又忍不住生女儿的气，把女婿扔在一边。阿贵走上一步，提醒爹：
“你还没和姐夫打招呼哩！”
他这才放下笑脸，对张学海说：
“你们一路辛苦了，快坐下。”
“不累，不累。”张学海尴尬地站在那里。
阿贵想起早一会爹说姐姐，姐夫冷落在一边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暗暗笑了。爹气还没消，说：
“笑啥？姐夫来了这半天，也不晓得倒杯水喝？这么大了，还像个孩子？”
阿贵不声不响地走进屋子里去了。一会，他提了一把灰色瓦罐子，拿了三个饭碗，舀了三碗冷开水，分送到姐夫、姐姐和爹面前。姐姐又一次望了姐夫一眼，向放在红木八仙桌上的礼品撅一撅嘴。张学海把饼干和冰糖送到丈人手里，笑着说：
“这是我和阿英的一点小意思……”
他接下礼品，哈哈大笑道：
“只要你们来了，比啥礼物都好。带这些玩意儿做啥，留着给巧珠吧。”
“这是学海的一点心意。”她从旁补充了一句。
他右手拿着礼品，流露出兴奋和惭愧的神情，说：
“我日夜都盼望你们来啊！……”
他拿了一块饼干送到巧珠面前。她两只小眼睛滴滴溜溜地向娘看。汤阿英微笑地说：
“收下吧，给外公敬个礼。”
巧珠高高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少先队的队礼。汤富海眯起老花的眼睛对外孙女仔细一看，一块鲜红的领巾挂在她的胸前，忍不住嘻着嘴笑了：
“当上少先队啦，我的好孙女！”
“这个丫头早就想参加少先队了，今年总算称了她的心。头一天带红领巾还不会打，在镜子面前一边看一边学，可高兴哩！”
“谁说的？”巧珠扭了一扭身子，歪着头，忸怩地看了娘一眼。
“你不承认吗？”阿英脸上显出得意的笑容，夸耀地说：“看你戴上红领巾，我心里也乐滋滋的。过去你娘在乡下，一个穷孩子，连饭也吃不饱，哪里有钱念书？只好眼巴巴的看着朱筱堂这些公子少爷念书，自己没有份。现在你可幸福了，从小就念书，没耽误过一天，又带上红领巾，不愁吃，不愁穿，和我小的辰光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是呀，你娘说的对，她从小都没念过书，斗大的字认识不到一石，更没戴过红领巾。”汤富海指着阿英和阿贵对巧珠说，“你现在念了书，又戴上了红领巾，可不容易啊。这红领巾要好好保护着。”
“这丫头对红领巾倒很爱惜。她晓得红领巾是祖国旗子的一角，不让一点龌龊物事沾在上面，经常洗得干干净净的，折叠的整整齐齐，平时藏在书包里，出来才戴上。”阿英看着那一尘不染的红领巾心里乐极了，就好像自己戴上一般。
“记住外公的话。”张学海说。
巧珠低着头，望着耀眼的红领巾，轻轻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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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饭后，汤富海的话像是惠山上的泉水，无休无止地潺潺地流着：
“学海，我们这会的日子可好过哪！从前我们是九年三熟，帽子籴米，罐头里烧粥，现在是九年十熟，锅子里烧饭，罐头里烧肉。吃的好，住的也好。”他指着大厅高高的横梁说，“你们看，这房子多结实，再也不愁风雨了。”
张学海随着丈人的指点，认真地从横梁看下来，看到一人抱不过来的暗红色大圆柱子，惊叹地说：
“这柱子真好，我在上海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房子，住多少年也不会坏呀！”
“说的是啊，朱老虎想的可周到，花了不知道多少钞票，盖了这样的好房子，梦想世世代代住下去哩！”
汤阿英把嘴一努，说：
“他哪来的钞票？还不是农民流血流汗，被他剥削去的。”
汤富海惊奇地望了女儿一眼：觉得她虽然在上海做工，可是农村的事体还没有忘记，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你说的对，我亲眼看朱半天刮地皮起家的。别的人家不说，就拿我家来讲吧，我只欠朱半天两石租子，七算八算，没有几年光景，就变成一百一十多石租了……”
汤富海一见了人就要诉说他被朱暮堂压榨的痛苦，而且一开了头，就没有一个完。阿贵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他可以一句不漏地讲述一遍。他怕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便提醒他：
“那些事体，姐夫晓得……”
“我说话，”汤富海瞪了阿贵一眼，说，“你少插嘴。带巧珠到俱乐部看小人书去！”
“天黑了……”
“那你就在旁边听，少开口！”
汤阿贵嘟着嘴把上衣扣子一个个扣起。
汤阿英怕爹说个不完，更担心他说豁了边，把一些不该说的事体也说出来，想打断爹的话，又怕爹发脾气，幸亏张学海插上来说：
“朱老虎的老婆和她儿子呢？”
“他们么，你说巧不巧，分配住在我们房子里，管制劳动。”
在汤富海原先住的房子里，朱筱堂已经躺到靠墙的木板床上，准备睡觉了。他母亲坐在煤油灯下，正在给他补裤子。一眨眼的工夫，他发出酣适的鼾声。她一边补着，一边叫道：
“筱堂，哪能又睡着哪？”
他蒙蒙眬眬地忽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大吃一惊，迅速地坐了起来，傻头傻脑地向阴暗的小屋子看来看去。她回过头去，看他这般神情，诧异地问：
“你找啥？”
“好像有人叫我，我以为出了啥事体。”他自从父亲被捕处死以后，总担心自己也会发生意外，有谁敲一下门，或者门外有人走快一点，他身上都惊慌地渗出冷汗来。
“傻孩子，是我叫你。”
“吓了我一跳。”他抹去额角的汗珠。
“你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劳动一天，浑身筋骨酸痛，就想睡觉。”
“你啥辰光受过这个罪？饭来张嘴，衣来伸手，还要说好说歹，挑肥拣瘦。”她叹息了一声，又说，“别讲你啦，就说你祖先，哪一辈子人也没有吃过这苦头，只怪你命不好，早出世不会受这个罪，晚出世也不会受这个罪……”
他揉一揉眼睛，仔细想一想母亲这一番责备里充满了爱护和关怀的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不能说我的命不好。——哪一家地主的儿子不劳动？农民都劳动哩！”
“这，也对。”她改口说，“农民劳动那是命里注定的。他们是贱胚，该吃苦的。不是这些泥腿子，你爹也不至于……”“死”字没有说出来，她热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了。一会，她拭去泪水，悄悄地站了起来，走到儿子的床边，咬牙切齿地责问他：
“你爹死了多少天了？”她再三叮咛儿子一辈也不要忘记这一天。她自己每天暗中计算朱暮堂死去的天数。每隔一些日子，她总要问儿子。
他这一阵子在地里干活，弄得筋疲力尽，啥也没有想，老是惦念怎样才可以偷点懒，不出工，保养身体。有次装病，叫人发觉了，他只好勉强上地里去。他默默计算了一下，没有把握地说：
“四百二十天？”
她见儿子回答不对，冷冷地说：
“你再想想看？”
他皱起眉头，凝神一想，更正说：
“四百二十五天？”
“这才对啊。你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听那些泥腿子指挥下地劳动，不给你爹报仇了吗？”
“啥人讲的？”他睁大了眼睛，辩解地说，“现在我们只好对共产党低头，忍痛一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表面上听那些泥腿子的话，心里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报仇啊！”
“你天天下地做活，就算是给你爹报仇了吗？”她的兄弟也是恶霸地主，作恶多端，谋害了好几条人命，比朱暮堂的罪恶还大，同样给镇压了。她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着刻骨的仇恨。解放后，人们看不到她脸上一丝微笑，听不到她一点笑声，老是阴沉着脸，阴谋害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像汤富海那样揭露朱暮堂罪恶的积极分子，更是她眼中钉。她以为没有这些人，上头不会知道，丈夫不会丧命的。
“我没有这么说，”他急得脸发红。煤油灯光虽然不大亮，但娘隐隐约约看见他焦急的神情。他说，“下地干活，不是你劝我去的吗？”
他开头确实不愿去，怕身子吃不消。村里分了一份土地给他，要本人劳动，不准雇工。他也雇不起工了。娘考虑到不应付应付不行，就劝他去，同时也借这个机会了解了解村里的情形，找到适当的时机，好下手。她说：
“是我叫你去的。你不去，那些穷泥腿子不答应。晓得啵？
我没叫你拼命干活，你不会磨洋工吗？”
“别人劳动，比我还起劲哩！”他说，“干部不在的辰光，我就尽量偷懒。”
“你就这样劳动一辈子吗？”
“谁愿意吃这苦头。”
“不会想想办法吗？”她想起过去谣传蒋介石要回来过八月中秋，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村里也没人谈起了。他们母子俩搬到这个小屋子里来，如同关在瓮里，外边啥事体也不知道。她说，“最近听到啥消息吗？”
他皱起眉头，望着黑乌乌的屋顶，仔细在记忆里搜索，半晌，啥也没有想起，失望地说：
“啥消息也没听到。”
“见了人不会打听打听吗？”
“找谁打听？”他悲哀地叹息了一声，说，“天下变了，不比从前了，啥人见地主打招呼？”
“奚福何贵他们呢？”
“他们分了地，劳动好，工作积极，参加了农会，现在又是互助组的组员了，见了我，头抬的高高的，眼睛也不霎一下。”
“苏账房呢？”
“好久没有见到了，”他回想上次啥辰光见到的，过了一会，说，“哦，想起来了，有三个礼拜了，我和大家从地里回到村子里来，看见一个人，背影好像是他，一闪，就不见了。
他怕见到我。”
“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她咬着下嘴唇，仿佛要咬苏沛霖这些人一口，说，“我们养活他们一辈子，有吃有穿。这会我们背时了，就理也不理了，连夜里也不来报个信了，真没心肝！不说来看看我们，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说的过去吗？”
“地主变成臭狗屎了，谁也不愿意沾边。我进进出出，心里真不好受……”他说到后来，声音有点喑哑，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凄凉，话也说不下去了。
“你别伤心，孩子，我们不会倒霉一辈子，苦尽甜来，总有一天，我们也要翻身的。”
“那当然。共产党在中国占不长的。共产党一下台，地主阶级就自由了，可以享福了。”他给母亲几句话说得兴奋起来，那个在心上常常浮现的梦想又出现了。他们声音压得很低，忧虑地说，“就是在乡下太闷人了，啥消息也听不到。报纸上尽登他们的话，那边的情况一点也不晓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是打起来，我们就可以出头了。”
“蒋介石不会失败到底的，他有美国做后台哩。我看，他们迟早要动手的。你还是到上海去一趟，你姑爹在上海人头熟，消息灵通，一定会晓得很多事体的。”
“别提了，上次要去，给他回绝了。人家是大资本家，在上海正走红运，怎么愿意理我这个地主的儿子！”他坐在床上把肩膀一耸，轻蔑地一笑。
“那时‘五反’，也不能怪你姑爹，当然要小心点。现在‘五反’不是过去了吗？退一步说，他不理你，你姑妈不理你吗？一笔写不下两个朱字。”
“我不去，”他要和姑爹争一口气，不愿再去求他，嘟着嘴说，“要末，你去。”
“我这个年纪，怎么走得动？那边的世道也摸不清，去了也白搭，还是你去吧。”
他对姑爹的气没有消，又不好拒绝娘的意见，愣在那里，不言语。屋子里悄悄的，煤油灯的油快干了，灯芯上烧出几朵小花，发出吱吱的音响。光线暗了，屋子里更加阴暗。他们母子两个盘腿坐在床上，面孔的表情虽看不大清楚，但两个人都感到大家内心的焦急和忧虑。她了解儿子那股蹩扭脾气，凡事要顺着他，一说僵了，就不大容易扭过来。她没再说下去，只听见从太湖那边吹过来的夜风，一阵阵在窗户外面呼啸着，好像暴风雨快来了。
他一边听着外边的湖风，一边暗自思忖：要想得到那边的消息，最好到上海去，徐义德一定知道很多消息。他不愿在姑爹面前低头，娘又要他去，这就使他为难了。他出了一个难题给娘：
“要末，姑爹来信叫我去，否则，我宁可死在乡下，再也不跨徐家的门。”
“看你这脾气，”娘见他松了口，有了转机，眼睛一动，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说。“我写信给你姑妈，叫她写信来，你向村干部请个假，这该请动你的大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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