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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与木材完全可以充当两种时代的代言人。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木构建筑给人一种肌体上的亲近感，携带着自然的天然体温，它们表明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使城市成为自然
的一部分；而水泥、金属则在所谓现代科技的唆使下发动了政变，建立了它们的王朝，并不断对人们进行洗脑。谷崎润一郎用他的《阴翳之美》抵制它们的专制，他甚至连洁具都使用木质品而非陶瓷品——打蜡的木器，“里面放置青青的杉叶”（《阴翳之美》，第八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在京都，木构房屋与钢筋水泥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斗争。我们可以感觉到京都人对于木材的偏袒，所以他们的生活中至今还保留着自然的神秘性、诗意和梦想，而水泥，无疑是以上事物的绝缘体。
水泥的扩张使土地的含义变得日益含混，在更多时候，土地仅仅成了城市的比喻或修辞格。水泥篡改了历史，使多数城市人处于失忆状态。随土地一起离去的，还有悠缓的生活节奏——诗歌、戏曲、茶酒、书画，都是这种悠缓生活的见证。它们只有在这样的节奏中才可能找到生存的土壤，但这样的节奏不复存在，电子表制造了一种时间幻术，使人们的动作在这种魔法的作用下变得迅疾、紧张和慌乱。人们拯救艺术的唯一途径就是取消艺术——他们把小便器搬进美术馆，或者向参观者分发避孕套，以此为他们的艺术命名，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已经被取消。当一切事物都被称作艺术的时候，艺术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这使我产生一种偏见——只有在农耕文明中，人们才会对艺术产生膜拜的感情，随着农耕文明的瓦解，唯一可能成为艺术的就是为艺术准备的挽歌。而在京都，在那些树木掩映的小木屋里，花道、茶道、香道、书道、能乐、歌舞伎……竟然完好如初，仿佛从未因时间的伤害而有所破损。它们附着在芳香的木器之上，无所不在的木头成为人们与过去保持联系的秘密通道。当所有人即将被现代生活淹没的时候，它们被牢牢攥在人们手里，并因此具有了某种救生的性质。
八
只要看见京都，就能看见川端康成的痛苦。他在纸页上写下《古都》的第一行字的时候，美国人正企图把日本篡改得面目全非。文化传统被美国大兵踩在脚底下，大街上到处可见传统的尸首。文化人所能做的唯一工作就是收殓这些狼藉的尸体并且为它们准备悼词。他“只能吟诵日本的悲哀”。（《不灭之美》，见《我在美丽的日本》，第二四八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现代化正透过门缝入侵每一问房屋，改变着生活的分子结构——它甚至要改变人的外貌和内脏，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更像一份阴翳的病历，详细记录了这一强制过程。他们在纸页上做着最后的抵抗。他们的文字仿佛木棰敲在钢板上，看不见任何凹痕，敲打者所蕴含的力量无法被视觉所里现，唯一能够看见的是他们的动作。日本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动作的不断复制，而且，这一行为像野地里的植物一样不断蔓延，这种可爱的偏执本身就具有美学上的价值，而那些正在消失的事物也正是在这些动作所积蓄的势能中逐渐恢复了活力和自信。（在午后的木屋里欣赏香道的时，直心流师范高桥典子女士向我讲诉了她和同道们恢复战后几乎中断的香道传统的历史）现在，我已知道这一行为的结果——植物从钢板上生长出来，钢熔化成水并且成为养分，时间像魔术师一样掩盖了变化的过程，它让我们相信所有的奇迹都是天衣无缝，顺理成章。
京都终于成为一个可以令川端康成安然老去的城市。它像一件苍老的木器，连裂纹都是它魅力的一部分。金属最多只能成为这件木器的饰物，而不可能取而代之，即使它可能更加厚重、结实和完美无缺。
九
坐在龙安寺的木屋里吃清水豆腐，洁白的豆腐在布满木纹的饭钵里颤动，饭钵下是黑色的漆盘，反衬出豆腐的质感。豆腐的味道在有无之间，表现出欲望的某种分寸感。日本人不大像中国入那样把烹饪视为一项技术，他们似乎更在乎饮食的心情，所以他们用精雅的漆器来盛载古老的食物，这几乎把吃饭这种生理需求变成一种审美需求、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身边环境的重要——不是星级饭店，装饰着豪华的灯具，到处是明晃晃的镜子——而是一座古朴的木屋，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使春天的风得以自由出入。我们仿佛坐在空旷的原野上，樱花的香气混淆了食物的味道。在这一刻，它们全部成为对清水豆腐的修饰，或者说，它们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
关于老式木屋，黄公度的《日本杂亭诗》的注解中有细致的描述。我读黄公度完全是出于知堂老人的推荐——他在《苦竹杂记》中一再引用黄公度的诗注：“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周作人自编文集·苦竹杂记》，第一五九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知堂老人评点：“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者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同上，第一六一页）与食物相同，这种传统木屋也在有无之间，或者说，它维持着房屋的最简约的形式，不像中国传统建筑那样讲求雕梁画栋，也从来不把财富镶嵌在建筑中，几根粗壮的柱子与一个有着宽阔的展翼的屋顶，就宣示了一栋房屋的存在，它具有隔绝雨雪的功能，而随意抽拉的门户，又可随时取消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这种结构决定了人的视线不是向内而必然向外，他们每时每刻都关注着大地的变化，而漆盘里的食物，实际上是对大地变化的某种呼应。
坐在这样的木屋里吃清水豆腐，对我而言有点像行为艺术。宽大的、弥漫着草木气息的木屋，以及房屋周围的樱花、池塘烘托了剧场效果，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那种慢条斯理的吃饭动作，对于一向被时间催促得惶恐不安的我而言，更带有一种自我欣赏的性质。它唤起了我对于日常生活的某种渴望，我感觉自己并不是第一次拥有这样的经验，是它复苏了我深处的记忆，包括跪坐在桌边的人们的那种亲切、融洽、素淡与安详，都曾经是我所熟悉的。但城市的欲望把我们召集到某种莫明其妙的角逐中去，它既拒绝慢条斯理，又拒绝味道寡淡的清水豆腐。木屋里的生活是令人信任的，但现在，它却带有艺术的夸张成分，它成了从生活中切下的一个局部，供我欣赏或者回忆之用。或许京都人不这样想，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庸的部分而已。
十
木屐是一座微型房屋，它安置着行者的脚步。它有着简约的外形、坚实的结构和无须置疑的忠实。我们认为它随时可能逃跑，背叛它的主人，但这样的先例还不曾出现过。作为速度和效率的敌人，它使得原有的、缓慢的生活节奏变得稳定和不可超越。显然，它是作为皮鞋、运动鞋、轮滑鞋的对立物存在的，在时间的这一端，它坚守着自己的法则。这也是现在一些人不喜欢它、准备将它抛弃的原因，他们把它当作枷锁，或者，囚禁速度的牢狱。
《日本杂事诗》在述及木屐时写道：“屐有如兀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两歧。”这段文字的有趣之处，正在于它在木屐与房屋之间建立了联系——他用建筑名词，诸如墙、梁，来描述木屐，这验证了它对于身体的某种收容的性质。它几乎涵盖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切，它熟谙变幻莫测的道路和到处游荡的梦想，并且时常用沉默来回答主人关于方向的问询。
作为身体上与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器物，木屐提供的是一种可靠的生活。它及时地传达着大地的旨意，不会以虚假的谎言将行者引入歧途。木屐本身就具有生命，能够以它的嗅觉或者触觉感受四时的变化。一个人若站得久了，那木屐会生出根须，并最终把人变成一棵树。至少，木屐是人与大地的中介者，既令行者免受大地的伤害，又随时把大地的气息引进人的体内。脚是木屐的盟友，它坚定厚实，却比面孔更加敏感，有的僧人甚至从来不穿袜子，即使在寒冬也不例外，他们是苦修者，不仅借此使他们的身体具有耐力，而且获得异常机敏的能力。
在一条狭窄的石板古街，我遇到四名穿木屐的盛装女子。她们的和服在风中像蝴蝶一样掀动着，木屐藏在深处，用诡秘的声音与石头窃窃私语。在她们的身影渐行渐远，但声音残留不走。这使我此后在穿过每一条旧巷的时候，都本能地想起木屐以及它们的方言。
十一
春天的和服像樱花一样到处可见。一个穿红色和服的女孩在平安神宫的门口向我一笑，我有了与她约会的冲动，此时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们没有联系的渠道——语言或者空间都不构成障碍，问题在于我们不处于同一时间中，所以即使我与她站在同一地点，我也无法与她握手。
苍穹下的仰望
■ 张清华
一条小路出现在大地与云际之间，这是施瓦本山的尽头，海一样的褐色森林在这里停住了它的浪涛。那奔走的人也在这里迟疑了一下，他放缓脚步，回望这熟悉的山谷，迷人的风景，眼里映进了这童话般秀丽的城市。他吟哦着，叹息着，徘徊不前。
一条路就这样诞生了。而此时的我，就站在它与尘世连接的地方。我在心中默念着这珍贵的人，仿佛看见他在风叶中瘦削和佝偻着的身子，迷离而衰朽的目光，还有在风中稀疏而零乱的白发。他在吃力地攀登着，衣衫褴褛，气喘吁吁。世界已彻底抛弃了他，而他却还在为这世上担忧，为这大地上不息的生命而感动和吟咏。深沉的日耳曼尼亚，你诞生了太多的贤哲，可为什么独独将这一位纯洁的人遗弃？
关于他，我似乎已经知道得太多，却又是那样的少。现在是2000年的初冬，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在时间的涡流里，我似乎有呛水的感觉。但还好，现实的稻草还紧握在手中，脚下的泥土也似乎还算牢靠。我站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惊奇着世纪末，它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和谐与安详，可找也感到迷茫：我想知道，这世界和他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必然互证与悖论的关系，两百年前的今天和现在，究竟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同，这美丽的土地诞生了他，为什么又让他和他的思想一起饱受贫寒、冷落、嘲弄和流离，我们的诗人那漂泊无助的灵魂，如今安歇在哪里？
世界的末日并未如约而至，一切都还照旧，山川秀美，容颜如始，甚至那为哲人所预言的世界之夜也尚未降临。此刻是下午一时，在这圆形的星球上，东边的祖国已将要安眠，而这里的一次远足才刚刚开始。冬日的白昼再短促，也有一番温情的盘桓。雨后的斜阳穿过密林，显得格外灿烂，天鹅和大雁就在脚下不远处的涅卡河中嬉戏，对岸的教堂里传来的钟声显得恍惚而悠远……一切都是这样的平静，仿佛这世界才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沿着这小路与尘世的连接处向山上走去。是寻常的那种山路，弯弯曲曲，穿越着林地与房屋，并不比通常的山路和街区更少人间的烟火，气。它慢慢地向上，不断地在转弯的尽头消失，然后又重新开始。我并不担心自己会在那些岔路或者拐角处迷失方向，只是凭着直觉，慢慢地走向它的深处。
我忽然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一条小路能有多长？即便你从未来过，也会有恍若旧梦的谙熟，仿佛相约前生。看来人生的许多处境都是相似的，也许每一条路的情形大抵都差不多。对哲人而言，一段路和每一段路，一段路和人生的总长，也许就是同一个概念。“在路上”，不但是生存的状态，也是本质；是思想的过程，也是思想本身。在荷尔德林的一生中，海德堡也许不过是最短暂的微不足道的一站，却也留下了这样一条著名的小路。我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除了一首他的颂诗《海德堡》之外，竟没有见到他在这里的任何一点哪怕是稍稍详细的记载。某种程度上我甚至疑心这条以他来命名的小路是否真实。为什么在活着的时候无人理会，而死后却有了如此多的荣耀甚至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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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至为奇妙的一条：没有比一条小路本身更能够合适地纪念一位行吟的歌手和一位哲人的东西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曾拥有任何领地，却独独占据了思想，默守了思想的苍穹。你可以占据大片的土地，却不能独据任何一条道路；你可以统治住人们的身体，却不能占有他们的头脑。这真是一个妙喻，一个最好的回忆和证明的方式。
这也是一个奇迹。在近代以来的艺术史上，已连续出现了多个这样的例证。他们的作品和人格的意义在当世并未获得承认，而在他们死后，却发生了意外的增值。时间越是消逝，他们的价值就越是固执地凸显出来；原先越是遭受俗世的漠视、非礼和误解，身后就越受到景仰和膜拜。这和那些当世的辉煌者常常正是相反，权贵和荣华随着时光一起烟消云散。得到的越多，那发自人内心的鄙夷也就越甚。
枯黄的和血红的叶子落下来，满地堆积，雨水已经把寒秋和初冬一起浸润得湿透。大地开始向下，而天空却比原来更显幽深。在出世的思想和红尘的下界之间，似乎还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各式各样的家居小楼挤满了山腰，窄窄的路上停满了住家的车辆。坡虽然很陡，但精巧的房舍还是令人费解地建在上面，更显出幽静高雅和富贵堂皇，令来者不由心生敬畏，可见非是寻常人家的去处。尘世的富贵大大逼退了诗哲脚步的印痕，使这条出世的小路更显得有几分崎岖和漫长。当年与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的神学院同窗的另两个非凡的智者，是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以及弗里德里希·冯·谢林，他们曾同处一室同窗共读的佳话流传甚远。可与荷尔德林相比，他们却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在中年以后几乎就已是得到举世公认的哲人和名流了，而我们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至死却仍是一个寂然无声的隐者，一个精神上的孩童，一个为世人嘲讽和轻蔑的落魄的疯子。据说他的暮年是“穴居”在图宾根一个木匠家的地下室里，死时是被包裹在破烂的衣服里，由工匠们把他抬进了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