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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和平是李德生的长子，和李德生一样，他也是军人出身，打过仗，负过伤。
我们在李和平办公室外间的小会客室里见到了他，李和平中等身材，腰板笔直，讲话很有节奏。谈起父亲对他的影响，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李和平没能走进大学课堂，他遵从父愿，穿上军装，走进了部队这个特殊的大学，开始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革命军队中的一名战士。
但是，读书的梦想却一直埋藏在心底。李和平回忆说：“恢复高考以后，我很想上大学，那时在部队上大学，也还比较容易。”
为此，李德生专门打电话给李和平所在部队的领导说：“李和平不能去，他应该在基层好好锻炼，不能搞特殊化。”
李和平说：“其实，那根本算不上是搞特殊化，当时许多人并不想去读书上大学，一是当时基层的学习意识并不很强，不像现在。就像我当兵时一样，那时没有人想去当兵，只是后来到‘文革’期间，因为有个上山下乡问题，所以大家都想去当兵。二是你要上学了，回来以后你的位置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大家对上学并不很热心。”
李和平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
“我觉得社会上可能有些人对干部子弟有些偏见。在前线，真正的高级干部子弟，不管平时他表现的怎样，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的甚至还有像《高山下的花环》中描写的那样，但绝大部分的人，在当时是挺身而出的，是在用自身的行动和表现，证明自己的基本觉悟和军人价值。实现从父辈身上继承下来的热爱祖国，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保家卫国的精神。这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高明，只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而已。”
摘下发白的军帽
轻轻走到他的墓前
压抑住满腔的热泪
倾吐着激情的语言
唱起朋友
寄托我们深深的怀念
……
这是“文革”前后在青年中流行很广的一首诗中的头几句，这首诗没有署名，没有作者，但却在年轻人中广为传诵，就像山坡上那一排排烈士墓，人们也许根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人们却不应忘记他们为祖国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就让我们用这首无名的诗，来向那些无名的英雄献上我们的祭言。
三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战功卓著的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个穷山村出身的放牛娃，就这样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行列。这其中除了他在战争中军功显赫之外，他在和平时期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求学意志，也非常人所及。这也就不难理解，李家虽是将门，但却屡出学子的故事。在他的六个子女以及孙辈中，有学士，有硕士，也有博士，几乎人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学有所成。从“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到“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家风育学风，这不得不让人对李家刮目相看。
毛泽东曾断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酷爱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李德生成为全家人学习的榜样。在李家，学习成为第一要务，身为将军夫人的曹云莲老人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认真“督学”。
“谁不努力学习就罚站、检查、反省，”曹云莲笑着说：“也打孩子，但一般打的不多，主要是罚站。这是我发明的。李德生顾不上，有时候还给他们说情。”
谈起四个女儿，曹云莲老人家很是自豪：“四个女儿有三个是学医的。”
在李家四个女儿中，只有小女儿李优优不是学医的。
李优优肤色白皙，性格文静，她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法语专业，“文革”后，第一次招考公费留学生，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派留学生，在法国留学三年，学习法国文学。
和现如今的许多留学生们不一样，李优优的留学生涯要清苦许多。
我们问她说：“你出国留学，家里没有资助点费用？”
李优优说：“他们一分钱没给我，他们也没有钱，我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者家庭，他们俩当时的工资还没有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高，哪有钱资助我去留学呀。”
“我们是和法国政府交换的奖学金项目，法国政府给我们有奖学金，但这笔钱不发到我们手里的，一个月只有25法郎的零花钱，主要用于买些牙膏、毛巾等日用品。”
孝顺的李优优不仅没有花父母的一分钱，而且还省吃俭用，给父母带回一台彩色电视机。
“父母给你写过信吗？”
“写过，我们当时不在巴黎，那时也没有电子邮件、传真、电话，只能写信，而且只能通过外交信使，所以通信也很有限的。爸爸工作很忙，一般都是我妈代笔，他们在信里反复嘱咐：要好好学习，珍惜时间，做人要做好人，不能对不起国家，不能对不起人民。”
李优优遗憾地说：“我们住的是学生公寓，放假时就要搬出来，由于经常搬家，居无定所，他们给我写的信都没有保留下来。”
“你和父母讲过这些吗？”
“没有，我基本上都是报喜，告诉他们学习、身体各方面都好，过去父母亲他们的学习条件更差，比起他们我们不算什么。我们那一批人都很用功，很辛苦，没有游手好闲，遛遛逛逛的，一方面考上不容易，二是要对得起国家呀，国家还要付钱的。”
李优优说：“你学的是人家的语言，在同等的条件下还要和人家竞争。不努力咋行？我们晚上几乎没有12点以前睡过觉，早上还要上课，全靠咖啡撑着。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父母要求的就是只能增光，不能抹黑，只能干好事，不能干坏事。”
“是不是你的家庭让你感到有压力。”
李优优含着眼泪说：“你说是压力，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渗透在血液骨头里。我不觉得是压力，你出去不是风光去了，你还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家庭，背后有我的爸妈，我不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不能给家庭抹黑。”
李德生曾说自己一生是与书为友，与书为伴，他给女儿的传家宝，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本字典。
四
古人曾讲：“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就是要求做父母的作风要正派，思想要纯正，言行要为儿孙做出表率。
“文革”期间，奉命平息安徽芜湖武斗事件的李德生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解放军支‘左’不支‘派’。”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他们为了理想和信念，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也可以“泰山压顶不弯腰，无故加之而不惊”。这种精神与封建社会所谓“大丈夫”的能屈能伸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人帮”被粉碎后，历史还给了李德生、曹云莲、李南征一个公道。
五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给子孙留下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百年忠告，言犹在耳。
李和平说：“父亲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宽厚的人，做一个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人。”
李优优说：“在我们家，言传有，更多的是身教，他们自己做事就是这个样子。潜移默化的，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个好人，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曹云莲老人家欣慰地说：“我们的孩子都是很听话的，工作上都能认真负责，不管在哪个单位，没有一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老人家的话语简单而朴素，但是，说明了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
党有党风，民有民风，家有家风。家风，就是家庭成员间的言传身教。对于李和平和他的弟弟妹妹们来讲，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祖国的信念，是他们从父辈身上继承下来的精神血脉，这种信念不会因工作环境和地域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而放弃。因为，它是侵入心灵和肉体的基因，它时刻在提醒着你，不要忘记一个革命者的责任，不要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乌兰夫履历
乌夫（1906—1988）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1923年12月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31年起兼做兵运工作。1936年2月，策动在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举行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19
40年党中央将他调回延安工作，先后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7年成功地主持了“五一”大会，胜利地宣告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
1947年至1949年，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积极从事国务活动，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1988年12月8日，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数风流人物 看天之骄子
一
乌兰夫有八个子女。第一位夫人云亭，生育了一女三男。抗日战争时期与云丽文结婚，生育了三女一男。八个子女中有从事行政管理的，也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有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新闻工作的。他们都继承了父辈开创的革命事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事业有成。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乌兰夫的二儿子乌可力和乌兰夫的三女儿云杉。乌可力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工作，而云杉则是新华社的主任记者。
乌可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从小就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后来又在军事学院读书。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
乌可力身穿米白色西裤和褐黄色短袖衬衣，腰板挺直，昂首挺胸。他头发全白，但梳理成形，形似斯大林，尤其是笔直鼻子下一排硬扎扎的胡子，特别引人注意。
“您的胡子很漂亮呀。”我们的采访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乌可力笑道：“我那时去见贺龙，贺龙也这样说。那时学生不能留胡子，贺龙说你去跟陈赓院长（哈军工）说，我批准你留胡子。回去我真那样说了。”
“那时您多大？”
“我19岁。”
“从19岁留到现在，一直没变？”
“没变（形状）。”乌可力脱口而出，但马上幽默地补充说：“从黑的变成白的，白的以后就该变没啦。哈哈……”
现在长成的参天大树，当年就是一棵不平常的小苗苗。
乌可力的童年是苦难的。父亲乌兰夫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长年奔波在外，下落难明。乌可力和姐姐云曙碧、哥哥布赫、弟弟乌杰从小就是“野孩子”，除了由母亲云亭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父亲只能给他们以革命的影响，而无法进行耳提面命的教育。
二
“大姐云曙碧在呼和浩特，原来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后在红十字会工作。国家红十字会还发了个号召：学习云曙碧精神。她特别能吃苦耐劳，跟我母亲特别像。”
云曙碧从小就给父亲乌兰夫等地下党放哨。1940年3月加入党组织。1944年3月至1945年8月，曾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解放后曾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副主任，哲里木盟盟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盟委副书记。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迫害。1972年6月，平反后任哲里木盟盟委副书记、副盟长，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
1987年5月至今，云曙碧一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扶危济困的事业中。在她的领导下，内蒙古各级红十字会累计募集救灾款物2亿元，救济了数以万计的灾区群众，并完成了74个灾民新村（5389户），31所红十字学校，20所医院和卫生院，9个卫生室，1所养老院，410户牲畜暖棚等一大批重建项目。由于云曙碧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她3次荣获全国先进会员，2001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国红十字会授予“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工作者”。
乌可力的大哥布赫，1926年３月生，又名云曙光，1942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民族学院毕业，大学文化。布赫长期在内蒙工作，有着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他是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政务之余，布赫喜欢挥毫泼墨，写文作诗，他已经出版有：《布赫文丛》、《布赫诗集》、《布赫文艺论文集》、《诗海纪行》等250多万字作品。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乌可力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的，饱受生活的磨难，但他在逆境中以父母亲为榜样，向父母亲看齐，自觉自强自立，取得不凡的成绩，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
乌兰夫的家乡土默特旗是中国北部最早受到革命影响的地区之一，蒙古族最早的共产党员就是从土默特旗出去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土默特旗籍的青年参加了革命，因此，反动势力对这个地区人民的迫害也特别残酷。乌兰夫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加革命后，他的家三次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焚毁，担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长的幼弟云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株连的不但有他的家人和亲属，也有从没见过的乡亲。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乌兰夫的家乡，有200多人先后离开了家乡，参加了革命。
乌可力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说：内蒙古是土家村、云家店什么的，说姓云的在内蒙古当官的特别多，为什么？我说：他们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了，你们不参加嘛。那个时候跟共产党走，可是要提着脑袋的。”
“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一家人也没有逃脱厄运。
乌兰夫被污蔑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被软禁起来，同夫人云丽文一起被送到湖南长沙，和外界失去一切联系。乌可力的大姐云曙碧被投入监狱，哥哥布赫也遭到迫害。
“1967年9月初，我失去了父亲的消息。那时我还在东北，后来借大串联的机会，坐火车回到北京。当时我穿着军装，行动比较方便。”
到北京后乌可力才知道父亲已经被关了起来。他回到家里，发现只有秘书等少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