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4年，计算机革命所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变得十分明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曾经大大地增加了原材料的价值，德国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曾经一度对欧洲力量的平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钢铁厂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象征。但在今天，类似的象征只是一个靠一台计算机工作着的人，是他能够获得整个世界的数据库的能力。信息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品。
与此同时，到80年代中期，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全新的国际金融市场。计算机和卫星意味着现在的世界到处都在涌动着金钱的浪潮，路透社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着经济信息。当然，银行业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其中包括纽约的花旗银行处于这种革命性变化的核心。
80年代也是债务的10年。花旗银行为新闻公司的进军而保驾护航，它们齐头并进。一个是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银行帝国，另一个是全球性的新闻和娱乐帝国。花旗银行总裁弗里斯顿相信，80年代广泛成长起来的金融交易市场，“不仅仅是量的变化，而是世界上的新事物。它已经在改变着世界”。”今天，金融的长弓联系着卫星和计算机。”弗里斯顿和默多克，以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几乎都是狂热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徒。他们都认为，技术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在苏联，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很快发现，在过去一些年里，苏联没有从信息革命中得到多少好处，而这种革命恰恰是驱动西方进步的最主要的动力。以往苏联领导人总是害怕通讯技术，并一直试图控制它。据说，托洛斯基曾经向斯大林推荐过一种现代化的电话体系，但被斯大林拒绝了：“我可以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比这更大的反革命设备装置。”拥有无数科学家的苏联，在科学技术进步的竞赛中被西方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简单的电话对于计算机化是关键性的。当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电话系统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是最原始的。每100个公民中，平均只有10部电话，远远低于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戈尔巴乔夫开始行动起来，他提出了一项计划，到1990年使电话的数量翻一番。同时开始推广计算机，使下一代苏联人懂得计算机文化。他理解这种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失去对信息的控制。但是，他也理解信息交换对现代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候，在苏联，除了大的机构外，当时还几乎没有计算机。
在戈尔巴乔夫忙于使苏联追赶信息革命的大潮时。新闻公司正在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最有意思的无国籍的国际公司之一。默多克现在拥有一个真正的跨国传媒公司。1984年，新闻公司全球范围的收入估计能够达到21亿美元，比《时代周刊》公司的28亿美元少不了多少，更何况它是最国际化的传媒公司。它拥有约80份杂志和报纸，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新闻纸消费者。该公司完全是靠默多克本人的直觉和商业天才在发展着。但是，他也有一个隐患，就是债务。到此为止，他还没有因为债务而苦恼过。对于默多克来说，债务简直是友好的同义词，因为他的经营方式不能缺少债务。
在金融界，默多克有着很好的声誉。编辑和记者们可能不信任他，但他的经纪人和银行家们对他却很有信心，他们都信任他，因为他从来都遵守自己的诺言。每个银行家对他都做出让步，给他优惠，他总是能够带着成功的微笑离去。他的信用等级很高，往往是他握握手，交易就定下来了。即使是他偶尔在数字上犯了一点错误，他也不反悔，更不会否认或抵赖。
默多克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美国金融和新闻杂志的封面上，人们开始理解默多克，知道他就如同拥有一块私人领地那样，拥有世界最大的传媒帝国之一。这个帝国竟然跨越了三个大陆，这简直是太了不起了。人们不知道，仅仅过了几年功夫，他的帝国覆盖的范围就又扩大了一倍。
到1984年时，默多克已经是美国一个主要的出版商了。除了圣·安东尼奥的报纸外，他还有《纽约邮报》、波士顿《论坛报》、芝加哥《太阳时报》和《星报》，有《乡村之声》和《纽约》这两份杂志。他还曾经试图收购巴尔的摩的一家晚报《美国新闻》，他甚至考虑要把它改成早报，在华盛顿发行。他还考虑买下洛杉矶的《调查者论坛》。遗憾的是，这两笔买卖都行不通。他抱怨说，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报纸“顶峰”可以攀登了。除了波士顿《论坛报》以外，没有别的报纸能引起他的兴趣了：“我不打算在美国的小乡镇到处买小报了。”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想买下《华盛顿邮报》，并改变它的自由政策，但他付不起。更重要的是，“它是非卖品”。
美国的好事的评论家们开始拿他与普利策和赫尔斯特相比较了。《福布斯》的封面故事是由一个叫托马斯·奥汉龙的人写的，他是最先报道默多克的帝国雄心和商业天才的美国记者之一。“这个人想要什么？”标题问道。答案是“命运”。奥汉龙赞扬他说：“当今天大多数的传媒公司是由一些没有性格的、完全是根据数字做出判断的商人们经营着的时候，鲁珀特·默多克，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将趣味性、感情以及敏锐的感觉与他的产品结合在一起。”他认为，默多克既是一个会计师，一个赌徒，一个卓越的营销大师，又是一个敏锐的记者。
《幸福》杂志：“默多克已建立了21世纪全球最大的产业，完成了通讯帝国。”
安娜·默多克说道：“我不认为鲁珀特已经完成了。我不认为他下面有任何的计划，但是我相信他仍然有想要完成的事情。我希望他会停止。我希望他的步子慢下来，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了。但是我不认为会这样。”
默多克1984年同意授权托马斯·凯南为他撰写一部正式的传记。凯南是简·方达和亚瑟尔·阿拉法特的传记作者。凯南写了一个详细的提纲，这其中他说，自赫尔斯特以来，默多克远比其他的媒体大亨都更有争议性。他一直被称为“一股邪恶的力量”，“一个魔鬼的因素”，他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感情，而且毫不掩盖他想要改变美国文化，他有卓越的才能和品格，等等。
默多克曾经同意凯南采访他，但他要求能够注意手稿的保密性。但他们之间的合作破裂了，凯南没经默多克同意而出版的《公民默多克》一书，把默多克勾画成了一个邪恶的怪物。
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怪物。默多克认为自己是一个报纸出版商，一个对正统势力进行“圣战”的十字军战士，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人。
当然，他对金钱感兴趣。在任何时候，他都需要收入，以便为他的扩张融资，或是填补他的债务。确实，真正驱动着新闻公司的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新闻记者。同样，新闻公司是靠机会而不是靠计划发展起来的。
按照澳大利亚元计算，新闻公司的年收入在1984年以前的两年里猛增了41％，而股票价格在1983年年初到1984年年初之间，增长了5倍。债务和资产比率比大多数大型出版公司都高出许多。新闻公司的金融控制人理查德·萨拉森解释道，这是因为默多克一直让他的家庭公司——克鲁登投资公司拥有新闻公司46％的股份，价值约为3。4亿澳元，而他仍然绝对拒绝减少
他们家的股份，为了解释这一点，萨拉森以凯思爵士为例子：默多克曾经看到他的父亲为别人赚来了钱，而没有给他自己带来多少好处，而他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事实上，他的家庭在新闻公司的股份甚至可能多于由克鲁登投资公司所拥有的46％。
许多公司很脆弱，这是因为股东的压力。股东们只是想看到短期的结果，因而会牺牲公司长期战略。而这对于默多克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他能够借钱，想借多少就借多少。他可以忽略短期问题，因为他的家庭控制着新闻集团。他没有风险，他不用担心股东们不高兴，更无需担心公司内部里会有人出卖他，从外面引来强盗。但他表示，无论如何他还是要精打细算：“如果你没有节制，股东们也许不会把你扔出去，但银行家们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服从市场的原则。这意味着你可以承担长期风险，像《泰晤上报》那样。有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熬过一、两个坏年头。这样，就没有任何人会离开你。”他的竞争对手可没有他这样“奢侈”。
在这个时候，默多克的政策是，试图使长期债务保持在一个低水平，至多是等于或者是稍微低于股东的资金的水平。即便是如此，新闻公司的债务和资产的比率仍然很高，平均每100美元的净资产，就有80美元的债务，这一比率是大多数上市的出版公司的两倍。萨拉森曾经告诉英国《经济学家》说，公司长期债务有时超过股东资金多达50％。而根据默多克的原则，这一比率最高不能超过1：1。
他的银行家们却仍然是很乐观的。他们说，他们关心的焦点不是新闻公司的债务和资产的比率，而是如果出现问题时它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的能力。他的报纸表现优越，能够为新闻公司赚来大部分的收入，是最好的资金来源，简直是生钱的机器。
随后，默多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两百多年以来，对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来说，美国一直被视为一个新世界，一个天堂。今天仍然如此，就如同19世纪一样。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到了20世纪末，世界处于从来没有过的变化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200万个国际旅行者。现在，每年有4亿人到海外旅行。在80年代初期，世界上有100万难民。到90年代初期，世界上有1700多万的难民。除难民外，世界上还有更多的移民，有非法的和合法的。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前苏联的公民来说，美国是梦想中的目的地，其次是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移民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一个人从自己的祖国移居到其他的国家，从来都是为了追求幸福和财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默多克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也相信美国梦。但是，他的动机又太简单，似乎太实际了。
故事发生在1985年8月4日，在曼哈顿的一个地区法院。在这里，一般的移民，往往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等在大厅或过道里。他们期待着那一神圣的时刻，就像步入天堂一样。当他们进入法庭时，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递上自己的申请书。
鲁珀特·默多克和安娜带着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两个儿子拉克兰和詹姆斯，分乘两辆汽车，直接驶入法院的地下停车场。他们从那里乘电梯直接进入了法庭，避开了新闻记者们。他们被迎接人法庭，法官谢丽·克拉姆早已等在那里，他宣读了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澳大利亚的报纸记载，1985年8月4日上午10点55分，鲁珀特·默多克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他把他的手放在胸前，面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以及在场众人宣誓，抛弃了澳大利亚联邦，他1931年出生之地。
仪式结束后，《纽约邮报》发表了当天默多克及其家人与克拉姆法官握手的照片。默多克上了一辆车，而安娜和她的孩子们上了另外一辆车。安娜和孩子们并没有改变国籍，他们仍然是澳大利亚公民。这一年，伊丽莎白17岁，拉克兰14岁，詹姆斯12岁。
新闻记者们，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记者们，像一群马蜂一样，紧紧地尾随着默多克的汽车队。他们想知道的是，不再当澳大利亚人会是一个什么滋味？默多克的车遇上了红灯时，一个澳大利亚电视记者凑到了默多克的车前。车窗紧关着，默多克冲他微微一笑，车开走了。
安娜·默多克不那么粗鲁，她放下了车窗玻璃。一大把麦克风齐刷刷地送到了她的面前。“您对您丈夫改换国籍是怎么想的？”记者们问。她回答说：“我为他感到高兴。”
有一些人为此感到怒不可遏。《每日新闻》有一位名叫布里斯林的脾气暴躁的专栏作家，把默多克描绘成一个小人。
在澳大利亚，对默多克改变国籍的反应主要是感情上的。默多克的母亲向悉尼《新闻早报》承认，乍一听说这个消息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感到一种苦涩。但默多克本人却坚持说：“我没有割断与澳大利亚的任何联系，对澳大利亚的感情没有丝毫的改变。如果我必须变一下我的护照的颜色，那么就让它变吧。”
安娜·默多克私下里说。她最初也被他丈夫的做法吓了一跳，放弃澳大利亚国籍！“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这么做。我那时才认识到他的进取心是多么地强烈。”
她也有她的进取心，当她的丈夫改变了国籍时，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她自己的想象》这本小说是关于女人勇敢地追求男人的世界，情节非常动人。看得出她是充满了感情，很投入地撰写的。在她的小说中，女人所拥有的是感情，而男人所拥有的只是野心和胆怯。
现在的安娜·默多克依然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性。她40岁，衣着得体，谈吐犀利。显然，她很有个性，独立意识很强。当她出版自己的书时，一些采访者才发现，尽管默多克本人非常有名，一举一动备受各界关注，但他的家庭却始终保持着神秘色彩，外界所知甚少。他们令人羡慕地保护着自己的隐私。
第十一章 瓦平之战
萨赫的尝试
默多克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
新的计算机排版系统
秘密被泄露了
工人们决定罢工
默多克胸有成竹
工人们中了默多克的针
默多克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但没有一次比在伦敦瓦平的那次更加险恶，更加残忍。
到1985年年底，由于收购福克斯公司和”城市传媒”公司，默多克的债务大增。这意味着他需要从英国的“摇钱树”和“奶牛”上摇下比以前更多的钱，挤出更多的“奶”来。但“舰队街”的工会很棘手，使他非常“撮火”。默多克知道，如果《太阳报》、《世界新闻报》和《星期日泰晤上报》工作人员高效率地工作，他是能够大大地提高他的利润的。
他需要的是达成一项协议，不中断报纸的出版而采用新技术。对于默多克和其他出版商来说，新技术意味着“一次性排版”，这样，记者和广告制作人员可以直接地排版，而无需印刷工人的帮助。
在1982年，他的总经理伯尔特·哈迪，曾经建议默多克在“舰队街”外面新建一个印刷工厂。哈迪认为，仅仅是由于《太阳报》发行量的增加，他也需要这样做。默多克起初热情不大，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且明显会与工会发生冲突，这两点他都不喜欢。但最终他同意建一个工厂，但用他的话来说，只是一个“印刷车间”。
哈迪选了一处地方，是伦敦东区旧城的瓦平。这个地方离著名的伦敦塔不远，步行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如果从城里乘出租车更没多远，但对于“舰队街”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个地方太靠东头了，简直远得像在莫斯科。这块地方有一些很好的房子，新闻公司得到政府的允许，将许多老房子都推倒了。这引起了保守主义者不停地抗议，因为它们是英国保存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