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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安格里安出版社的一位名叫福兰西斯·詹姆斯的资深董事，是一位性格怪僻、令人难以捉摸的投机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当过飞行员，而现在他只好用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充作办公室。他不想失去他的出版社，所以他要求默多克帮助他抵抗帕克。
当时，帕克和一帮家伙已经占据了那家出版社，而且换了锁。詹姆斯出门避开后，默多克纠集了《镜报》的摄影记者和体育记者们组成了一帮“流氓”。在深夜一点钟。他们包围了安格里安出版社，攻击帕克那帮人，并将他们赶出了那栋大楼。福兰西斯·詹姆斯对此感恩不尽。第二天，《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爵士”无疑指的是弗兰克·帕克爵士和凯思·默多克爵士，“爵士之子”当然指的是克莱德和鲁珀特。这场争吵一直闹到了法庭上，最后默多克成了赢家。从此拉开了残酷竞争的序幕，即默多克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的竞争。“他们在悉尼的每一个郊区都针对我们办报纸。”“那是真正的血腥的战斗。但他们发现其代价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不过确实将我们也吓得不轻。”一年之后，他、帕克和费尔法克斯做了一项分割郊区报纸的交易，这一交易为默多克的《坎波兰报》留下一大批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这是另一个胜利。
默多克搬到悉尼不久，就决定免去罗汉·里维特担任的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总编之职。他给里维特写了封简短的信，命令他即刻离开办公室。这件事情发生在前一章中所提到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案件判决之后。现在，默多克不再需要一个在阿德莱德的独立思考的编辑。他后来说：“已经很显然，如果我不是到外面工作而是留在那里，将会是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决定就此分手，各奔东西。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这样做。但我喜欢罗汉。他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但是个好人，本意是好的。”南希·里维特认为，尽管决裂是不可避免的，里维特仍然非常失望，默多克粉碎了他的梦想。
默多克用罗恩·博兰替代了他的老朋友。博兰曾经是《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一个谨慎得多的记者。在博兰的领导下，《新闻报》变成了一份安分的报纸。默多克鼓吹新闻报道已经“够多的了”。他扩展着他的帝国，更多的兴趣是在现金而不是对立，是利润而非政治立场。他需要安分的、他能够信赖的编辑，而不是好斗的、惹事生非的、不能控制的编辑。从此以后，他几乎一直这样做。
《镜报》的办公大楼坐落在豪特—基帕克斯大街的角上，原来是一家巧克力工厂，在萨里山上，悉尼城内的一片旧居民区里。默多克推倒墙建了一栋大办公楼。在办公室里，他挂了一些他收集来的澳大利亚画家的作品。大多数的记者都敬重默多克，特别是对他的感染力和旺盛的精力钦佩不已。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试图改善《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但这份报纸不争气。由于亏损，默多克开始建议他的编辑刊载一些美女照片。这位编辑不同意并离开了，而默多克则再次将这份报纸投放到市场，增加了发行量。
默多克利用《坎波兰报》的销售（发行）渠道，在郊区对抗帕克家族的《电讯报》。弗兰克·帕克爵士这位极端右翼的老古董被激怒了，他发誓即使是花费“上千吨的英镑”，也要让默多克“夹着尾巴，拖着断腿滚回阿德莱德老家去”。
拥有《镜报》的额外好处之一是，默多克现在在纽约有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他经常访问的基地。1960年，他和他的纽约记者泽尔·拉宾（默多克后来雇佣他编辑《星期日镜报》和《每日镜报》）到古巴去了一趟。卡斯特罗给了默多克以深刻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国必须改变对古巴的立场，认为拉丁美洲处于危险之中。
出访归来后，公司员工们发现默多克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雷霆，而且难以预测。“在编辑问题上，你永远也不可能同他接近，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发行量。”一位曾报道过诺曼底登陆的著名记者贝蒂·里德尔说，“但他很有兴趣，有时间。”
“所有的年轻记者都认为，有一个年轻的老板是一件可怕的事。”另一位《镜报》编辑部的退休人员如是说，“他把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态度置于死地，并提拔他想要的人。我们都从中受益。”
默多克的个人偏见也同样体现在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中。他命令普通编辑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尤其是毛绒绒的鞋。因为他认为只有“同性恋者”才穿这种鞋。他还不允许下属说脏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允许女职员穿裤子，只能穿裙子。
当《镜报》还是一份晚报时，每天上班很早，所以拉宾经常在办公室刮胡子，而这种行为在默多克看来简直难以容忍。在第一版付印、打捆、装车运往城市各处之后，是记者们放松的时间，开始给他们的作者或经纪人打电话，把某些报道闲聊、嘲弄一番，他们称之为“公帐报销”。这些行为激怒了默多克，他认为这是那些靠耍笔头子混饭吃的拙劣文人们在敲诈他——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样似的。在一个早晨，他突然闯进编辑部，手里攥着一卷无聊的报道，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将它们撕成碎片。这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坚持了一、两周。当然，在多半时间里，默多克能以较好的心境来处理一切事务。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默多克总是参加到员工们打牌的行列中。
在19世纪末，悉尼的报纸盛行打嘴架、争吵的传统。在60年代，这种旧的“粗暴、无赖”精神又回来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报纸率先组织了一种有奖竞赛活动，并为此提供了5000英镑的奖金；帕克家族又将赌注增加到1万英镑，这两家都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推销他们的节目。默多克则将赌注再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英镑。随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这两家人合伙，提出了一项价值5万英镑的竟猜活动。奖品有汽车、游泳池、一片土地、甚至于住房。这一竞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粗野的。
默多克一直认为，《镜报》的发行量一定会超过《太阳报》。《星期日镜报》已经成了刺激、敏感和粗俗的代名词。悉尼的那些非常世故的读者们，经常为那些触目惊心的巨型标题所吃惊，如《丈夫的绊索——妻子的狂怒》、《网球明星使牧师们大为惊骇》、《13岁的女孩在距离家100码的地方被强奸》、《10岁少女遭一伙歹徒强奸》、《为什么我儿子是一个杀手——母亲的故事》、《洗澡女人被人盗走衣服》、《被禁性书籍，对某些人免费》、《鞭挞三名强奸犯，法官判决》、《巴士顶上赤裸身体，悉尼震惊》、《性手术获成功，法庭的判决》、《巡逻队再次罢工——妇女受攻击》等等。
默多克并没有发明改进或加强这种新闻报道，这在悉尼是自然而然的。这类新闻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史蒂夫·邓莱维，在默多克得到《镜报》之前，他就是这家报纸的杰出记者。他人长得很帅气，狂饮，嗜酒如命，好色。自恃有才，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此人是虚夸的能手，惯于虚张声势，天不怕地不怕。能把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编得有生有色、把乏味而沉闷的生活描绘得丰富多彩。在某些方面，他负责着默多克经营的底层。“疯狗与大亨”，他们两人被人这样称呼。
和默多克一样，登莱维也是出身于报业世家。他的父亲曾经是悉尼《太阳报》的摄影记秆。史蒂夫14岁时。就开始为这家报社工作，当了一名小报童。为摆脱他父亲的庇护，后来他转到了《每日镜报》。在他16岁时，曾挨过坏人的打。
由于《太阳报》和《镜报》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使得邓氏父子打得你死我活。有一次史蒂夫捅漏了一辆《太阳报》的汽车的轮胎，然后急忙带着稿子赶回了悉尼，而那个被扔在路边的《太阳报》的倒霉蛋正是他的父亲。当然，史蒂夫后来称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的车，然而他父亲却不这么看。
为了报仇，老头子不得不等了三年。有一天，他们父子两人都到监狱去采访一个持刀杀人狂，那些年悉尼各报最热衷报道轰动一时的故事。为了追踪采访，史蒂夫冲进了一所房子后面的一间小屋里；而他的父亲则插上门，把他反锁在里面、大声喝道：“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太阳报》和《镜报》的编辑们想方设法地相互“诋毁”对方的报道，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报道的不真实之处，嘲弄对方，蔑视、讽刺对方的海报和标题，以争取更多的读者。
在悉尼的学校里，曾有一系列的性丑闻，因此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如《我们有女学生的狂欢日记》。《镜报》曾对此着力报道过的一个男学生因此被勒令停学。此事发生后不久，这名男孩被发现上吊自杀而死，但《镜报》却没有再报道此事。到后来，写日记的那个女学生被发现是一个处女，她的日记完全是幻觉，凭空而来的。所以可以说，正是《镜报》不负责任的报道将那名男孩推上了自杀的绝路。几年后，一个名叫理查德·内维尔的60年代的著名记者向默多克问起这件事，默多克反诘道：“难道你从来就没有犯过错吗？”
许多在默多克手下工作过的职员都抱怨默多克的多变。他曾经用过他父亲的老朋友和雇员道格拉斯·布拉斯做新闻公司的总编。他是看着默多克长大的。二战期间，布拉斯就是战地记者，后来，他当了新闻公司伦敦局的主任。有些人说。布拉斯是公司的良心，是正直的人。但默多克更热衷于竞争而不是良心。他有时支持他，有时又敲打他，默多克总是用这种手段对付他班子里的人，让他们高兴一会儿，随后却又感到绝望。当意见不一致时。先暂时避过去。
“我一直是把自己看作是鲁珀特的朋友。”布拉斯说，“我不是说他不喜欢权力。谁不喜欢？但他父亲在这方面比他要有绅士风度得多。”
《星期日镜报》比《每日镜报》要不安分得多。《每日镜报》尽管无情、残忍，但它主要是不遗余力地追逐政治和社会新闻。譬如。在60年代危机期间，它曾派出记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大版面报道美国和英国大选，派人随门泽斯首相出国访问。布拉斯回忆说，这份报纸努力模仿伦敦《每日镜报》的风格，清新、明快、敏捷、明智。默多克总是寻找各种办法来促进销售。一个办法是连续刊载能流行的新书。莫里斯·维斯特的《恶魔的辩解》是一部长篇大作，情节异常复杂。而贝蒂·里德尔的任务是将内容压缩，同时又尽量不失原书的特色，不影响内容。”我向默多克报告说我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删减了有关宗教和一些深奥的内容，同时保留了那些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很好。”他说。
默多克把格拉姆·金从阿德莱德的南方电视台带了过来。在阿德莱德，金的外号是“促销王子”。金也把他的促销战略带到了《镜报》，庆祝它的25周年。一切东西都是银色的：银色的双层巴士、银色的罗尔斯·罗伊斯、银狐皮。“除默多克之外，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想法是很无聊的。”金说，“他上了一辆银色的巴士，向人群抛银色的气球。这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默多克在苦心经营《镜报》的时候，他真正的目标是打入悉尼的电视业。他在阿德莱德拥有的电视台已经给他挣了大钱。在开业的第二年，它的利润就相当于投入资金的40％。同澳大利亚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商业电视台简直就是“印钱的许可证”。
在1962年总共有九个人来申请悉尼新的电视经营许可证。为了使他的竟标带有一些地方色彩，默多克让他的新闻公司控制一个他自己选的集团，进入一个悉尼的子公司，控制了不到30％的股份。在他小心翼翼地选择的伙伴中，有教堂、贸易协会和一家美国电影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将提供影片。申请悉尼和墨尔本的许可证听证会都在墨尔本举行。
最后他输了。广播控制委员会将悉尼的经营许可证给了悉尼联合广播有限公司，这个被认为纯洁无瑕的、有保守背景、与任何报纸没有关系的集团。在墨尔本，只要是来自报纸的申请者都被简单地拒绝。新的许可证还给了安塞特运输工业公司，这家公司经营着两家国内航线。
默多克没有放弃。相反，他试图以曲线的方式进入悉尼的电视业——从郊区。在那里，就像他的报纸一样，他去了南面60英里的一个叫“卧龙岗”的钢铁和煤矿小镇，买下了一家正深陷困境的电视台——“WIN4频道”。从理论上，悉尼南面整个地区都能够收到WIN4——但他们必须调整电视天线。这家电视台不得不屈服，因为无论是帕克还是费尔法克斯都禁止他们的美国分销商把节目卖给这家电视台。默多克花了16万英镑买下了“卧龙岗”的32万股。到现在他理解了，难题在于节目。他给他在纽约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朋友莱昂纳多·戈德森打电话，然后直接飞到那里。帕克认识到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也随着飞到了美国，但太晚了。当时，在澳大利亚电视公司中都是君子协定，没有一个公司每小时的节目付费超过6000美元。默多克告诉ABC公司马上撕掉这项协定。
哈里·普莱特管理着ABC的全球运营，他告诉默多克，如果他这样做，他今后将再也不能在澳大利亚卖出一个节目。所以，默多克同意支付ABC在今后五年里生产或分销的任何东西100万英镑。他得到了ABC的2500个小时的节目，包括一些非常成功的连续剧，如《科巴特》、《本·凯西》和《亡命徒》。但他也不得不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所有的垃圾废物我能卖给其他的人。”普莱特说。他还不敢相信默多克不毁约，所以他坚持让默多克马上就支付500万美元。“他是个痞子。”普莱特后来说，默多克同意了。
回到悉尼后，默多克公开了他的挑战，声明他不再理会对他“卧龙岗”电视台的限制。《镜报》公开地刊登广告，大肆宣传“4频道”。默多克告诉他自己的杂志《电视时代》：“在悉尼有两百万的电视观众可以收到4频道的节目，我们应当跟在他们的后面。”
挑战马上就获得了成功。弗兰克·帕克爵士选择了和解而不是战斗。尽管他不喜欢默多克，但他还是将他的“电视公司”股票的1/4转给了默多克，包括董事会的两个席位。作为交换，默多克要将他新得到的美国节目与帕克分享。默多克放弃了这一机会，因为这些节目使他已经打破了费尔法克斯一帕克对悉尼电视业的垄断。这一插曲使他坚定地认识到，对于传媒业来说，电视节目，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软件”，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他一直在努力拼凑一个软件帝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欧洲和美国最大的公司进行竞争。
随着野心的增长，默多克现在聘用了一个金融顾问，这个人在他身边一直工作了几十年。默尔文·里克言语不多，文静得像个修女，长着一副稳重、诚实可靠的面孔。他非常精通业务，懂得如何来填充娱乐业那如同无底洞的胃口。他从澳大利亚最大的连锁电影院霍伊特公司跳槽来到默多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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