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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继撒切尔时期以来政府的发展状况。因为这个政府只对大生意感兴趣。他们围绕着把钱花在这儿、那儿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而争吵不休。所有的公用事业都是一片混乱。因此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已经虚有其表很多年了。
问：在你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品特：我不知道，真的。我说不出有什么改变或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疯狂地陷入了一场恋爱之中。我很早熟，爱上了和我家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女孩。虽然不是她的错，但我很不开心。我是说，我们从小就有固定的交往，但事实上，她心里有了别人，再也不属于我了……
我写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诗。你知道，我父亲是个裁缝。他经常很早就起床工作了。一天，他下楼发现了我。大概是在早晨的六点半。我正坐在餐桌旁写诗，都快流出眼泪了。他很粗暴地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爸爸。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拿起我写的东西看了看，然后把它还给我，只是拍了拍我的头，就去工作了。他再也没提过这件事。他没说，“把那垃圾扔了吧！”或诸如此类的话。他知道我正在经受爱情的痛苦。为此我一直很爱戴他。
问：你有崇拜的人物吗？他们是谁？
品特：（笑了笑。）詹姆斯·乔伊斯。我喜欢他的《尤利西斯》。还有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有其他的一两个人。
问：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吗？
品特：是的。还有他们的独立精神。很少有人了解巴赫，他只做自己的音乐。这点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胡明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邮政编码273165）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委内瑞拉］阿马多·杜兰 访 尹承东 译
你为什么写作？
我开始写作纯属偶然，只是为了向一个朋友表明，我这一代人是可以出作家的。
以后呢？
以后就陷入了为兴趣而继续写作的圈套，再后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写作更让我喜欢的事情了；现在我面临一个比一切圈套都更危险的圈套，这就是要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买了我的小说的10万个陌生人表明，这本书（指《百年孤独》——译者）并非像一位评论家说得那样是出于我的突发奇想，而是，简单说来，是我用了许多年的时间学着写出来的，而且，我还有“油”写其他的故事。
很多人都陷入这个最危险的圈套了。
但是我不会。我既不为评论家的称赞而写作，也不为读者的贪婪而写作；其证明是我在15年内出版了4本书总共才卖了5000册左右。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写下去。实际上，我之所以写作，简单说来就是我喜欢把事情讲给我的朋友们听。
现在你已经证明了你那一代人是可以成为作家的，那么你怎么看你作为作家的自己？
我看还是死了的好。对一个没有才华写出成功文学作品的人来说，最糟糕的就是在一个不习惯出有成就作家的大陆上出版一部像香肠一样出售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我的情况。我拒绝把自己变成一个节目；我讨厌电视，讨厌作家代表大会，讨厌报告会和演讲，讨厌知识分子生活。我想把自己关在屋里，离开我的读者一万公里。即便这样，我的私生活还是很少。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家总是像一个公共市场。这是我最近半个月内第四次接受采访了。
既然你不愿意，为什么还接受这次采访？
首先，因为我自己也作了多年的记者，如果我拒绝一位新闻记者采访，会觉得自己不忠于自己的职业。第二，这是一次为委内瑞拉的采访，我在那儿呆过，对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那儿有着愉快和伤心的回忆，尽管我觉得加拉加斯是一座恐怖的、非真实的、非人性的城市。1958年我第一次到那儿，迎接我的是一场空袭；去年我第二次到那儿，迎接我的是一场地震。第三，为了结束这种无意义的洪水般的采访，我决定尽量多地接受采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它可以最后使所有的人都讨厌我，让我跟采访的题目一样贫乏无味。
影响问题
新闻和电影是与叙事文学关系密切的两种表现形式，你在这两个领域都有体验。我认为新闻是把一种必然贫乏的语言强加给作家，而电影工作承担的义务是如此之多，最终要破坏作家的创作才能。自然，新闻和电影也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观察我们周围的现实，但是它们仍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这两种职业我都从事过，不是我抛弃了它们，而是它们抛弃了我。我很喜欢当记者，这是讲述最新发生的事情的最佳岗位。但是，由于我成绩十分突出，报纸的领导者们把我提升为出版者或编辑部主任，以便给我增加工资。可我讨厌坐在写字台后面。不像你刚才说得那样，新闻把一种必然贫乏的语言强加给作家。问题是报社的领导人把记者放到学徒的等级上，而一旦记者们真的把本领学到手，其语言也就不再贫乏。那时，他们就被安置在一张写字台后面处理世界事务。在那个位置上，他们成为一个议员要比成为一个作家更容易。
相反，电影是个集体创作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部电影，在制片人的办公桌上念了10次，也不得不彻底改了10次。到最后，我原来的故事惟一留下的就是一个持枪强盗织袜子的两分钟的场景了。幸好，电影还不错，但是它同我的故事的相同之处可就实在无法解释了：那就像两兄弟，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这些经验向我表明，作家只不过是巨大齿轮上的一个小零件。
可是，尽管如此，你不认为新闻和电影对你的作品有影响吗？
我认为有影响，但并不像某些评论家说得那样。我向来认为，电影由于它巨大的视觉功能，是一种完美的表达手段。《百年孤独》之前的所有著作都被那种不确定性弄得十分笨拙。那些作品无限度地追求对人物和场景的视觉；无限度地追求对话和行动时间的精确细腻关系；甚至对视角和取景都死死抓住不放。尽管如此，从事电影工作不仅使我明白了哪些事情可以做，也使我明白了哪些事情不能做。我觉得形象跟其他叙事因素相比所占据的主导因素的确是个优势，但也是一种限制。所有那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光彩夺目的发现，因为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小说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我在电影工作中的经验扩大了我小说家的前景。
另外，关于新闻，正像某些评论家说得那样，我没有学会直截了当的经济性的语言，而是学会了某些正统的手法，让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对一个作家来说，只要他写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一切都是允许的。一般说来，为了写的故事让人相信，最好通过新近现实的支持，借助某些新闻报道的手法。我相信，一个《百年孤独》的读者，除了用白床单之外，他不会相信俏姑娘雷梅迪奥能升天。你自己都相信尼卡诺尔·雷伊纳神甫从地上腾空10厘米，因为他喝的是一杯巧克力。试想一下，假若是另外一种什么饮料，你看到的是神甫不能离地腾空。这些令人信服的精确之处，我相信都是新闻记者的手法。
我们谈谈其他的影响，谈谈文学影响。在你的事情上，曾多次提到福克纳的名字。但是，《百年孤独》给我的感觉是在很多地方是反福克纳的。仿佛每一页的文字都表示要坚决抹掉让读者去想福克纳的印迹。
评论家们坚持认为我的作品受福克纳的影响。有一个时期，他们说服了我。实际上，在我纯属偶然开始读福克纳时，我已经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族长的没落》。我一直想知道评论家们所说的我受的福克纳的影响在哪儿。许多年之后，我在美国南方旅行，我以为我才对此找到了在我的书中实在没有找到的解释。美国南方的道路尘土飞扬，村镇炎热而贫困；那儿没有希望的人们很像我在我的故事中回忆的那些人。我以为这种相像并非偶然，因为我出生的村庄大部分是由一家美国香蕉公司建立的。
好像你很讨厌福克纳的影响。
自然，我不是讨厌福克纳。更确切地说，应该理解为赞扬；因为福克纳是各个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之一。问题是我不太清楚评论家们所说的福克纳是以何种形式影响了我。实际上一个懂得自己在做什么的作家会竭力避开同别人相像，竭力避开去模仿自己喜欢的作家。
你喜欢哪些作家？
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喜欢的作家，而是说更喜欢哪些作品。而这些作品并非天天都一样，永远不变。此外，我不喜欢认为哪些作品是最好的，因为出于种种理由，这很难确定。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喜欢的作品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西班牙作家的《阿马狄斯·德拉卡乌拉》和《小癞子》、笛福的《大疫年日记》、意大利航海家皮加菲塔的《第一次环球旅行》，还有其他三四本。我不知道这份书单能够对评论家们意味着什么，但是，它今天下午在我这儿榜上有名，受到了赞扬，尽管说不定明天就不是了。真的，多年以来我就忍受不了福克纳；一般来说，小说也让我讨厌。几年来，我只对有关航海者的新闻报道感兴趣。
文学评论和小说家
的确，评论往往弄错，特别是对作家和现代作品；但这是难免的。一部小说是一个过分复杂的世界，很难一下子掌握它。具体点儿说，《百年孤独》就给评论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乌苏拉在临终前的最后日子里对阿马兰塔的评说，有可能是作家通过书中一个人物的嘴来评说。尽管如此，评说弄错的本质使人想到，实际上是我们面对乌苏拉的评说。这是一个陷阱。《百年孤独》中充满了这种可以做出多种解释的叙述，而且，所有这些叙述都具有重大意义。一种严肃的评论，应该把这种讲述的内涵弄清楚。不过，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需要数年的时间。此外，《百年孤独》不仅仅是叙述了一系列的事件，其内容远远超出这些。所以，如果作家们愿意帮助评论家的话，后者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你愿意同一伙评论家讨论你的作品吗？
当然不愿意。评论家是些严肃的人，很久以前我就对严肃失去了兴趣。看到他们在黑暗中滑冰我更开心。其中有个评论家不久前恰恰是在一家委内瑞拉的报纸上这样评论《百年孤独》的：“作品中提到维克托·乌盖斯——你知道，这是卡彭铁尔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是一种幼稚，它表明作者对这个人物抱崇拜态度，也让读者警惕起来。”我说，不是我幼稚，而是他幼稚，因为他没有发现书中还提到了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一个人物，胡里奥·柯塔萨尔的一个人物；而且，我还运用了显然是巴尔加斯·略萨的写作特点，多次坚持说了胡安·鲁尔弗的一句话。
另一位评论家为自己的一大发现而感到高兴。他认为加夫列尔（这是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评论家们却企图把他跟我对号入座）将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全集带到了巴黎。他说：“这说明小说的作者承认受了拉伯雷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奥雷良诺第二反常的性行为和野兽般的性欲上看得出来，从何塞·阿卡迪奥硕大无朋的、画了花纹的生殖器上也看得出来。另外，总的来说，所有男性人物都性欲过分强烈，而且做爱的方式也异乎寻常。”我读着这些话感到很好玩，因为实际上加夫列尔带到巴黎的书是笛福的《大疫年日记》。我在这儿耍了点俏皮，最后把它改成了拉伯雷的全集，为的是给评论家们设下一个圈套。
你可要小心！说不定这种圈套也是你的潜意识给你自己设下的。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事实是，如果评论家们不钻进去，这些圈套是无害的，因为他们躲开这些圈套要比深入研究作品实质性的内容来得容易。毫无疑问，作品真正的谜都隐藏在这些实质性的内容里。举例说，许多评论家在对待阿马兰塔·布恩地亚这个人物上误入了歧途，他们甚至认为这个人物是多余的。惟一对这个人物做出正确解释的是德国人埃内斯托·福尔克宁，他是从阿马兰塔明显的乱伦嗜好出发进行分析的。好像阿马兰塔的确有一种社会学和道德上的考虑才怀上了将门第结束的长猪尾巴的孩子。她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面对每一次机遇她都缺乏勇气，没有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还是坚持我以前对你说过的：对一个评论家，不能苛求他具有魔术师的本领，可以揭开所有的谜。
一切优秀的长篇小说都是一个世界之谜。评论家们已经自觉地冒险承担起了这个揭谜的重大责任，应该期望他们来做这件事。自然，我不是说让他们去揭示《百年孤独》中那无数的对私人性格的暗示；那些秘密只有我亲密的朋友才能发现。在那儿，每一个日期都跟某个人的生日相对应。有一个人物的气质跟我妻子是一样的。有一个人物想给他的孩子起跟我的孩子同样的名字。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是简简单单地读读作品就能发现的。但是，相反，令我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指出书中存在的42处矛盾中的一处。这些矛盾是在书出版之后我自己发现的。也没有一个人发现意大利文译者给我指出的6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不管是在《百年孤独》再版时还是在它的译本中我都坚决不改，否则那就是不诚实了。
是的，我经常对评论家的工作成效持怀疑态度。不过，今天下午我倾向于保护他们。我认为应该给他们时间。
我的结论是，只要评论家不脱掉他们主教的外衣，更多地从基础的东西出发，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这部小说完全缺乏严肃性，他们中间就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向读者传达《百年孤独》的真实观念。我写这部小说是非常认真的，因为我厌倦了那么多纯属卖弄学问的故事，那么多乡土短篇小说，以及那么多不是要讲一个故事而是要推翻政府的长篇小说。总之，我厌倦了把作家看得是那样的严肃和了不起。这种装腔作势的严肃性本身就迫使我们逃避开了多愁善感的东西，逃避开了虚假的东西，逃避开了故弄风雅的东西，逃避开了道德上的欺骗、愚弄现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生活中都是真实的，在我们的文学中却不敢反映它们。以石铺路的好心文学搞了那么多年，我们也未能用文学推翻任何一个政府；相反，却是把书店里塞满了味如嚼蜡的长篇小说，我们跌入了一种任何作家、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原谅的境地：失去了我们的公众和读者。现在，我们放下了点儿架子，观念不再那么傲慢，才开始争回了一些公众和读者。
承诺文学和现实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带进了当代文学的非常重要的方位。你不认为自己是个承诺文学作家吗？
为了不把事情弄错，我们先从事情的结局说起。我认为世界迟早要实现社会主义。我希望事情是这样，而且越早越好。不过，我也相信有一件东西会拖延这个过程，这就是糟糕的文学。如今，在长篇小说中身价最高的所谓社会小说，也就是承诺文学方面，我的个人存货基础是残缺不全的、排他的，因此它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