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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酸辛的自述，很有点受罚的西绪弗斯的神话的味道。因此，这位法学博士的生存权利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空隙：
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你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仿佛只有你覆盖不着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权利。
①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译文见《世界文学》1981 年第 2 期。下面的引语，凡不注出处者，均引自这封信。
① 见《卡夫卡 1910—1923 年日记》，343 页。
这幅图象描绘的虽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家长淫威下的一个家庭成员的可怜处境，只要用一面放大镜去看，也是一幅专制君主统治下千万小民的可怜处境的图象。这两种人，一个是小小的一家之长，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但二者的共同特征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他们自己有无限的说话权利，而别人则不许说一个不字。你看这位叫赫尔曼的家长，动不动就以“不许回嘴”斥之，吓得子女们躲得远远的“才敢动弹一下。”但你避而远之，他又会觉得你在图谋不轨，一切都在“反”他。其实，正如卡夫卡写道：“这只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弱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罢了。”
无须多加比较，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卡夫卡笔下的这位父亲，这位小家长、小暴君，完全是奥匈帝国的大家长、大暴君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所以能延续七百多年之久，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君主们朝朝代代都能以他们自己的“大家长”的模子来塑造全国的千百万小家长，使他们成为毫无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顺民和奴才，成为他们得以安稳统治的基础。奴才都有两副面孔：对下是暴君，对上呈媚态。卡夫卡在这方面也没有吝惜笔墨来刻划他的父亲：
您如何轻易地醉心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而他们大多数不过表面上如此而已。……一个皇室谘议之类的人便经常挂在您的嘴边。……看到我的父亲居然认为别人微不足道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且到处炫耀，我也是很伤心的。
其次，《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专制主义“礼教”的忠实传授人的形象。
家庭作为…个社会细胞，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教育、培养下一代的任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他对自己的义务是明确的，那就是把子女培养成符合社会习俗或专制主义“礼教”规范的人。他常用的那套教育手段也都是陈旧而拙劣的：
您那卓有成效、至少对我来说从不失灵的教育手段不外乎是：谩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
他只会懂得用威胁、呵斥、暴怒来对待每一个孩子，动辄怒骂“把你们踩成齑粉”。有时不顾寒冷，半夜里从被窝里把卡夫卡揪到阳台上罚站。这给卡夫卡的心灵带来永久性的创伤。卡夫卡每想到此事，都“深感痛苦”。这位父亲对于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显然十分感兴趣，以致儿女走路也要他们走得整齐，学会敬礼，否则就“不是未来的士兵”。为了能适应这样的士兵生活，吃饭也得狼吞虎咽。于是“饭桌上死一般沉寂”。
这种教育手段给孩子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忡，以致我对其他一切都感到淡漠了。
控诉得最有力的，还是下面这一段话：
这里，我只须提醒你回忆一件往事就够了：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只是无穷尽的负罪感。
这里的”负罪感”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他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和长子，没有成为父母所需要的、为他们称心如意的人，就象对父母负了债似的内疚。
当然也还包含别的意思，下面一段话可作为一种注脚：
母亲只是暗地里保护我免遭您的伤害，暗地里对我有所给予，有所允诺，结果我在您面前又畏首畏尾起来，又成为骗子，成为自知有罪的人。
孩子的个性得不到尊重，灵魂得不到舒展，长此以往，心理必定被扭曲。负罪感便是这种被扭曲的表现。正如卡夫卡指出：“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这是您教育我顺从的产物。”可是儿子的“独特性”决定了他是不能顺从的：
您雕刻家的手与我这块料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从这点上看，卡夫卡这封“审父”的信不啻是一份“父母必读教材”，也是学校教师的十分难得的参考材料，它可以使人们懂得：不尊重儿童心理特点，用家长制手段管教孩子，必然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第三，《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典型的剥削者形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个中等资本家，有着一般剥削者的本质特征。在这点上，父子矛盾也尖锐地表现出来。卡夫卡这样谴责他的父亲：
遵循的是这个阶级（指中产阶级——引者）的价值观念。
在对待自己家里雇佣的职工的态度上，父子也发生冲突。父亲对患肺病的职工骂道：“他活该不得好死，这条老狗。”尤其岂有此理的是，他把职工称为“拿薪的敌人”。对此儿子是很气愤的，他对父亲反唇相讥：
不过在他们还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就觉得您便已经是他们的“付薪的敌人”了。［ 商号］ 那里有些事情起先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后来却使我感到痛心、渐愧，尤其是您对职工的态度。……您在商号里咆哮、咒骂和发怒…简直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卡夫卡作为家庭的成员，唯恐父亲的态度引起工人的怨怒，不惜“低声下气”地来挽回影响。
为了使职工们与全家和解，对他们采取一般的规规矩矩态度就不够了，就连谦逊待人也不够了。我不得不低声下气，不得不先招呼人，而且连别人的回礼我都不敢接受。……卡夫卡还对父亲性格的二重性进行了揭示，这就是父亲作为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和作为家长身分所形成的非人性一面，或称“异化”的一面，和作为人的本来的一面，合乎正常人性的一面：
您一向是离业务和家庭愈远，您便愈是和蔼可亲，态度愈是随和，愈是能体谅别人。这就如一个独裁者，一旦离开了他所管辖的国土，则他也就没有理由还老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专横态度来了，他也就会对庶民百姓亲切相待了。
这段描述，让我们不禁想起布莱希特的剧作《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蒂》来。地主老爷潘蒂拉平时对待他的仆人马蒂非常粗暴、凶恶，但当他喝醉的时候，却又十分和气，人情味十足，把马蒂视若知心朋友。但当酒醒时，他又故态复萌，凶相毕露了。这可以说是阶级性与人性的“二重组合”。从现代心理学看，人的性格都不是单一的，甚至也不是只有“二重”，而是多重。人在“醉”、在“梦”或在“疯”的时候，那些后天形成的意识就会消失，而那种潜埋于无意识状态的“真我”或“本我”就会浮现出来。有时甚至“后天”形成的性格层面在不同场合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卡夫卡父亲显然有资本家一面，也有人的一面；有“家长”一面，也有慈父一面。同样，卡夫卡的多重性格中，有叛逆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有“审父”的一面，也有恋父的一面。因此卡夫卡在“审父”的一生中，始终伴随着“负罪”的感情。他一直敬畏于父亲的“强大”，相形之下，觉得自己不配做他的儿子。
信中的后半部也提到对他和家人的爱，例如，有一次他病了，父亲关怀地轻轻从门外探进身子，一再挥手示意他好好养病。但是，父亲这样的行为反而使他更加痛苦：
从长远看，这种和蔼美好的印象只能增加我的负罪意识，并使我觉得世界更不可理解了。①是的，卡夫卡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的作家，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如此铁石心肠？事实上他对父亲还是有爱戴之情的，例如他曾在日记里记述过这样一个梦：
当我终于走上了台阶时，父亲已经从大楼内走出来，他朝我飞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吻我，紧紧地抱着我。①所以卡夫卡对父亲批评归批评，却从未割断过对父亲的感情，放弃对他的希望。这一点连勃罗德都不以为然，他写道：“在多少次谈话中，我都想让我的朋友明白，……他是如何过高地估计他的父亲，……一切无补于事，卡夫卡的滔滔不绝的争辩，……却真的可以暂时地打垮我，击败我……奇怪的是，直到他年岁稍长，他仍然希望得到他父亲永远不能允诺的同意。”②无怪乎，有人认为《致父亲的信》是“令人最痛苦和最捉摸不透的文献。”③①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① 卡夫卡：1912 年 5 月 6 日日记。
② M。勃罗德：《卡夫卡传》德文版，30 页。
③ 克劳斯·瓦根巴哈：《卡夫卡传略》。
然而，平心而论，卡夫卡的父亲其实也还是有爱子之心的，据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威尔奇的父亲说，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自己的儿子时“双眸闪闪发光，不胜自豪。”④那么卡夫卡为什么要用如此大量的篇幅把父亲描写得这样令人憎恶呢？
这只能用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来解释。在理性上，卡夫卡不过是借父亲的形象把父辈文化人格化而已。所以卡夫卡在长信快要结尾时，对彼此的怨尤进行消解。宣布双方都“无罪”：
认为，你对我们之间的疏离是完全无罪的，但我也同样是无罪的。
这里卡夫卡是把父亲放在“人”的层次上来看的。“罪”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它跟道德相联系。人的非人性的犯罪行为是社会加诸给他的。因此卡夫卡与父亲斗争，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击败对方，而是为了达到与对方和解。正如索克尔所说的：“卡夫卡要做的，不是象克尔恺郭尔那样，把自己的意愿付诸行动，而是同强大的对手取得和解，以便回到生活中去，回到他出身的地方去。”可惜他的这一努力并未成功。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
①但母亲担心这只会激化父子间的矛盾，未予转交。归根到底，父子间没有可以进行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可能。因为父子间的这一“代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观念的分界线，因而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卡夫卡找不到与父亲对话渠道的悲剧性之所在。
但《致父亲的信》作为一篇批判父辈文化的檄文，它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因此，对于卡夫卡来说，信是不是需要交到父亲手里，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积毕生之经验，想要通过一封信引起父亲反省从而战胜他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知道，父辈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统治力量，战胜个别对手又有什么意义呢？从信的内容看，它远远超出了一般家信的范围，而且明显看出，它也不拘泥于具体事实的真实。从结构、修辞上看，它也是很讲究的，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卡夫卡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文献和见证。”他的这封《致父亲的信》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真实地记录了一颗时代的战栗的灵魂，它洞穿了专制主义教育和文化的“吃人”本质及其对年青一代的严重摧残，它畏惧这种体现于父辈身上的传统势力的强大，却不屈服于它的淫威；它执着于“战场”的战斗，却不气馁于“一再失败”。
④ 卡夫卡：《1902—1924 年书简》516 页。
① 转相自《卡夫卡传略》276 页。
自审意识在卡夫卡的世界中，负罪感就象他的的恐惧感一样，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同样引人注目又令人费琢磨。
现代西方相当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人类建设了文明，创造了上帝，而这些又转过来走向人的自身的反面，成为操纵人、敌视人的异己力量。此对他们来说，所谓“文明”恰恰意味着罪恶。卡夫卡是属于这股思潮中的一个。
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谎言的世界”，①是个令人厌恶的世界，而“我们误入了其中。”②在同雅诺施的谈话中，他表达得更明确，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而“我们都应该受到责备，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行动”。③这就是说，在一个陈陈相因的社会里，人的一切都是按照习以为常的方式去思维、去行动的，而且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切传给后人，因此在社会的总罪恶中，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加上自己的一份。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吃人的社会里，每个人既被别人吃，同时也吃别人；如此循环往复，代代相传，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一般的人不经过大彻大悟是意识不到这种“因袭的负担”的。卡夫卡一生中都在思考并感受着这个问题。晚年，即 1922 年初，他在一则日记里曾记下这样一段话：
写作乃是奇怪的、异常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解脱性的慰藉：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来，进行切切实实的观察。
所谓“观察”是什么意思呢？比这稍早一些，1920 年他写给密伦娜的一封信也许可以作为它的注脚：
我很高兴能对《司炉》写几句您所希望的说明。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真的可以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了。这将意味着预尝一下那种地狱刑罚的滋味，即：以睿智的目光重新审察一下他的生活，从而看到，最要紧的事情并不是识破那些明显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认为是善的行为。
1917 年在致 M．勃罗德的一封信里，卡夫卡纲领性地表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只要检验一下我的最终目标，就会发现，实际上我并不追求成为一个好人，合乎最高法庭的规范，而是完全相反：纵览整个人类和兽类群体，认清他们的根本爱好、愿望和道德理想，并尽可能快地使自己朝着让所有人满意的方向发展，而且（这里出现了飞跃）使人们满意到这种程度：在不失去大家对我的爱的情况下，我最终可以作为唯一不下油锅的罪人，在所有人的睽睽目光下展现我内心的卑鄙。①① 卡夫卡：1918 年 2 月 4 日札记。
② 卡夫卡：1918 年 2 月 5 日札记。
③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① 卡夫卡：1922 年 1 月 27 日日记。
②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14 页。
① 卡夫卡：1917 年 10 月初致 M。勃罗德信。
因此他认为：“负罪，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并不依罪过为转移。”
而他之所以怀着这种负罪意识，仅仅是因为这对他的“本性来说是忏悔的最美形式”。②那么卡夫卡的负罪意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根据他的作品和书信、日记等所涉及的，估计有以下几点：
一是责任的没有完成。他同雅诺施的谈话中谈及这么一段话：
大部分人活着并不意识到个人的责任，而这一点我认为正是我不幸的核心，……罪恶是在自己的使命面前后退。不理解、急躁、疏忽，这些就是罪恶。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规律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卡夫卡所谈的罪恶概念与法律上所说的罪恶概念是不完全一样的，它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成份，强调内省的因素。
二是对家庭的叛逆而产生的内疚。卡夫卡虽然说过，他在家里“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这主要是从思想不能沟通这个角度讲的，从伦常感情上说并非如此，至少他母亲是关心、爱护他的，三个妹妹中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