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性质。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理由，连死的理由和借口都被剥夺了，他只好活下去了。但法要求的又不是纯粹的赖活，不是无可奈何的活，而是要由自己内部生出理由来，为这个生出的理由全力以赴地活，并在活的过程中将这个理由又一次否定。K到了法庭后因为没人管他，他就只好自己来寻衅闹事了。他恶意诽谤桌上摆着的法典，攻击司法制度和法官；他抱着亵渎的心理同听差的女人鬼混，还同法律学生打架争夺这个女人；之后他又在法庭办公室羞辱坐在过道上等候的被告，还口出狂言，将法说得一钱不值。这一次，他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无耻之徒，颇有街头流浪汉的派头了。这并不是说，他不再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规定自己的行动了。他仍然在进行那种不懈的努力，不论干什么他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他攻击司法制度和法官是为了表明自己无罪；他同女人鬼混并为了女人打架是为了证明法的腐败或法不成其为法；他羞辱被告是为了当众宣布法的荒谬，从而抹杀法的存在地进入办公室是为了调查这个机构。所有的理由都是自欺的努力。他在自欺中闯进法的内部后，法于不言之中对于他的造反行动给予了最好的回答，这就是：法不但存在，而且可以随时毁灭他——办公室里的空气就可以让他丧命。这个回答同他理性上的努力相悖，同他潜意识里的觉醒相吻合。所以在经历了这场历险之后，他意识到也许他体内在酝酿着一次剧烈的变革，以迎接一次新的考验；同时他又认为自己还拥有自主权——即继续自欺的权利。理性和欲望在此达成暂时的妥协。
听差的女人作为法的帮凶，将法的意志表现得惟妙惟肖。她的一言一行都是诱惑的，引起冲动的，K简直没法抗拒。糟糕的是她一边引诱K，一边又用她的丑陋和卑劣来打消K的欲念。这一场纠缠实在糟得不能再精了，倒不是因为K没有得到女人，或K被彻底羞辱，而是因为K投入感情纠缠了一通之后，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自己倒底是喜欢她，渴望她，还是鄙视她，要躲开她？一切都没法确定，也似乎毫无意义。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成了个傻瓜；他这个傻瓜还不想走，又去和听差本人诉说他老婆的可恶之处。而听差本人说起话来更老道，更暧昧，他完全称得上是法律专家。可能他觉得自己光是说一说还不够，口头的宣传印象还不深，所以他怂恿K身临其境地去受教育，以便把自己的地位彻底槁清，将这一场审讯很好地完成。
虽然在这一次审讯中K的态度有孤注一掷的味道，但又并不是那种底气很足、很坚决的孤注一掷，而是同以往一样，犹豫着，犹豫着，不知不觉就做下了不可挽回的事。每一举动仍然是内部冲撞的结果。既然不开庭，为什么不回去？是为了不白来一趟；既然看到了法典就是淫书，他的案子肯定没希望了，为什么还要呆下去？是因为听差的女人有吸引力，而且愿意帮助他。既然接下去发现那女人是天生的贱货，完全帮不了他，还欺骗他，为什么还要站在那里胡思乱想呢？是出于好奇心。反正无论怎样总找得到借口来执著于法。犹豫归犹豫，取胜的总是魔鬼。同样，无论内部的欲望多么的嚣张，无论流浪汉的举动多么不管不顾，法的铜墙铁壁始终岿然不动，暂时的取胜不过是失败的前奏。抱着希望来调查法，钻法的空子的K的眼前，展现着一幕又一幕吓人的画面，将他原来的设想砸得粉碎。这种因地施教让他懂得了：出路是绝对没有的，就连死也不是出路，因为没理由死。法院内部的参观过程就是为了让他体验死是怎么回事，但K在那里面却一点都没想到死，因为里面的一切对他毫无意义，他的所有的意义全在外面。被法，被他自己的理性否定了的K，仍然不能死，仍然只好活下去。在获悉了法的卑鄙的内幕，在对法充满了仇恨的情况下，仍然眷恋着法，同法纠缠不清，一门心思为法而活，这种内心的张力该是多么让人惊叹！犹豫是由内部的扭斗引起的，既然魔鬼占据灵魂，既然理性决不放弃称臣，犹豫就将永远是K的行动方式。犹豫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在这一章里，犹豫使得他深入到了法的内部，那个生与死的界限。由此产生的那种悟性又成为继续同法对抗，也就是继续内耗的动力。
第四章
一、一场特殊的忏悔
在这一章里自省又深化了，成了真正的自我折磨。落入法网的K变成了一个没事找事，整天同自己过不去，专钻牛角尖，甚至到了践踏自己的地步的怪人。他的个人生活随之消失了，一切活动都紧紧地围绕法转，睁眼看见的全是与法有关的蛛丝马迹。这一切弄得他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行动诡秘，疯疯癫癫。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中，被压抑的欲望自然要找突破口。他就找上了毕斯特纳小姐，将毕小姐作为对手来实行他的自我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有对手呢？因为K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他的欲望不是抽象的，他自身的规定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各种关系之总和。即使是落入了法网，这一点仍然改变不了。所以自然而然地，被法渗透的生活仍然是生活，到处是日常的重压，否则一个人还能怎样活呢？K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胡缠蛮搅。他的绅士风度完全被自己破坏了；他不择手段，失去了廉耻，也不顾及自己的名誉，有时还穷凶极恶起来。总之他完全变了个人。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对法的追求的结果。他只知道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逼，他只能顺从那股力量，虽然也有犹豫和后悔。焦虑、迷惑、痛苦、懊恼以及小小的暂时的胜利喜悦，构成了这个事件的基本调子。
两种意志的较量可以看出，无论怎样自觉地追求，也依然是盲目的，离不了自欺这个前提。正因为这样，K在追求中的情感才分外的真实。他只是做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说他是鬼使神差，但又似乎不完全是鬼使神差。欲望在心中发号施令，逼他一次次出丑，逼他成为毕小姐的女友和上尉的笑柄，以便让他以后长期为此感到羞愧。
纠缠毕小姐的实质在于他要向她忏悔，他对她犯下的罪孽深重，一天不忏悔就一天不得安宁。这种认识当然只停留在K的潜意识里头。他只知道自己要找她，非找不可，找她干什么是弄不清的；也许真找到了的话，又会发生上次的丑剧，而不是忏悔。但是忏悔的对象因为同法有关系，所以就不能出现；K的忏悔于是成了没有对象的忏悔。这种忏悔同宗教的忏悔是如此地不同，它不是先犯了罪，然后忏悔，而是让罪犯在进一步犯罪时去意识到罪。K的仟侮就采取了这种自我折磨，没有神父的古怪形式。也许毕小姐的女友是代理神父，可能还加上上尉。只是代理神父的职能在这里不是倾听，不是抚慰和平息，却是挑起战火，使K内部的战争打得更激烈。K认不出这两个人的真实面貌，正如他认不出自己的本质；他将这两个人看作不共戴大的敌人，自己继续着犯罪的勾当，最后终于在这勾当里羞愧难当，将法为他设计的这场特殊的忏悔画上句号。当K溜回房间去时，不能露面的毕小姐也完成了任务。
法既然同罪分不开，就必然会涉及忏悔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是隐蔽着的，K一次也没有从理性上对自己的罪加以过清晰的归纳。症结就在于作为一个世俗的人，他意识不到这种罪，于是一切都只能发生在潜意识里，发生在那种不明的欲望里。毕小姐的女友和上尉就是促使这种模糊的欲望实现的媒介。他们是K从理性上极其反感的人物，又是法的使者；他们幽默的表演是为了促使K体内的欲望抬头，让欲望冲破虚伪的外部限制，将触及灵魂的忏悔真正实现。对于一个像K这种特殊性格的人，普通的忏悔显然是不够的，他需要强刺激；只有通过行动来使自我的分裂达到极致，才是他真正的追求。深知K的本性的法就想出了这种忏悔的形式，表面看似乎同忏悔无关，实际上它的深度、强度、直接性也许还超出了普通忏悔，又因其非理性的本质而更刻骨铭心。这样的忏悔对个人的生活的改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本身就在铸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永不平静的、寻衅肇事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人是法的奴隶，也是自己灵魂的主人。每一次犯罪中的忏悔不是带来平和的心境，反而是使对抗更加激烈。被莫名其妙的气急败坏驱使着的人必须马上去寻找新的对手，新的事件，以便重新上演具有新的内容的老戏。仔细一回想，自从法侵入K的生活那天起，这种隐蔽的忏悔就一直在进行，凡K周围的人都是他的神父。K与毕斯特纳小姐在她房间里的交锋也是一次忏悔，只是程度要轻一些，K更加懵懂一些，所以事后还能马上进人梦乡。那一次之后犯罪意识就在他的心底潜伏下来了，他良心上不得安宁，所以才有了这第H次破釜沉舟似的行动。这一次K当然难以在事后马上进入梦乡，他的灵魂真正被触动了。微妙之处就在于这些特殊的神父们只有当K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们的罪行时，他们才出现在K面前；一俟K有所意识，他们就不出现了。所以毕小姐不出现，出现在K面前的是两个代理人。
二、女友的策略
毕斯特纳小姐的这位女友的策略是非常高明的。K由于找不到忏悔的对象而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他是多么想解脱啊。这个时候女友蒙塔格小姐就出场了。她来代表法打消K的幻想，告诉他他所忏悔的对象绝对不会出现了，告诉他抱希望本身就是一件丑恶的、需要反省的事。蒙塔格小姐之所以做出这副恶毒的面孔来羞辱K，不是为了要把K赶走了事，她暗藏着隐蔽的策略。她用言语和行动向K表示：有神父的忏悔还够不上彻底的仟悔；只有用行动折磨自己，让自己蒙羞，才是法要求于他的忏悔。蒙塔格小姐表面同K疏远，故意冷落他，暗中又牵引着他，由此让K自愿上当受骗，受了骗之后陷入长久的自责之中，而法的忏悔精神也得到发扬光大。在事件中，K总是有错过机会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来自于自欺。蒙塔格小姐也许没有有意欺骗他，她只是造成一些诱因，K就主动人同了。于是K进入了自欺——清醒——再自欺的轮回之中，自欺是为了犯罪，清醒是为了意识到罪。
当K对蒙塔格小姐说毕小姐拒绝了他时，蒙塔格小姐就对K进行了一段长篇说教。这篇说教应理解成：代表法的毕小姐是不会断然拒绝他的，“拒绝”这种表达太严重；虽不拒绝他，却也不赞成他，只是派了她蒙小姐来与他谈判，一切都要看谈判的结果怎么样。这种隐晦的意思K当然没听懂，K也不必听懂，他只要有所行动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这场说教的核心是行动，是表明空谈没有意义。怎样才能让K行动起来呢？只有把他逼上梁山。蒙小姐的计谋很快成功了。K又羞又恼，为报复闯进了毕小姐的房间，进一步犯罪，随后又进一步羞得无地自容。K的行为应了蒙小姐在前面说过的话，即法对他的要求既不能随便答应，也不会轻易拒绝。这句话暗示法给K提供的是一条无限的出路，永远不会有“是”或“不是”这样明确的答复，答案就在K的肚子里。K将蒙小姐的说教看作双刃的剑，要致他于死地的剑，这种看法只对了一半。因为K同毕小姐之间的关系的确是重要的，K约毕小姐见面这件事也的确是要认真对待的重大事件，K既然开了头，挑起了战斗，就要打到底。蒙小姐为完成法的任务就来通K了——逼他活下去。蒙小姐并没有要手腕，也没有夸大什么；弄错了的是K自己，这种错误也是没法改变的——因为要活。法永远模棱两可，K的理性认识只能偏执于一端。所以，蒙小姐策略的高超来自于法的高超。法怂恿人自欺，也怂恿人揭穿自己的自欺。在法的范围内，没有什么简单的问题，人只要开始体验，就开始了情感的纠缠；人只要开始思考，就陷入停论中不能自拔。可见蒙小姐用长篇大论来解释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蒙着自欺的面罩的K才会把这种问题看作简单问题，可以用几句话说清的问题。
这一章K的自省明显地加进了自虐的因素。自虐将氛围渲染得分外浓烈，丑的能动性被更充分地调动起来，魔鬼般的欣赏能力在文章后面显露出来。
第五章
一、生存方式的示范
作为执法人的打手和看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教育K，将上级的精神通过言语或行动来传达给K。K在那个晚上看到的，就是法为了启发他而设计的这样一场戏。这场戏很惨烈，法将它的意志里吓人的那一面强调着，颇有要人万念俱灰的气势。在K努力尝试了企图通融的手段而不能奏效之后，打手举起了要命的皮鞭，一场命案就要出现在K眼前——当然只能是表演。在目睹了这样的场面之后，K如果没有自欺的保护本能，还能不魂飞魄散？法既收买不了，也绝不通融，那么罪犯除了坐着等死以外还能如何？幸亏K是一名被告，还不会马上遭到这样的处罚。按照法的规定他还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他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规定为自己奔走，但逃不了最后惩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法的启示就仅限于这一面吗？这场戏里还有一些暧昧的细节。
看守们理性上忠实于法，自愿受罚；但法的确是太可怕了，以致他们在惩罚来临时丧失了理性，变得不那么驯服了。他们信口扯谎，编造故事，甚至不惜把责任往同事身上推，想让别人代自己受罚。他们明知法是骗不过的，出于卑劣的本性，也出于恐惧，他们还是要搞欺骗，而这欺骗必定又要加重他们的惩罚。对于被告IH未来的罪犯来说，这些情节暗示着什么呢？这里暗示的是：不要放弃活的权利；骗也好，对抗也好，人要活就只能这样干；反正到头来逃不了一死，人就只能在活法上做文章。法并不主张坐等死亡降临；相反，法对反抗的举动倒是容忍的。如果人人都成了驯服工具，法也就没有存身之地了。那么K在发现了看守们在法面前的欺骗恶行之后，对法的意志该有了全面的领悟了吧。即使不领悟也没关系，他从来就没打算去死，他离死还早得很呢。K理解了看守们的卑鄙，意味着他固执于自己要活的欲望。将心比心，处于法的淫威之下，人怎能不为了眼前过关而卑鄙呢？难道真有不怕死的人吗？
目睹了酷刑的场面之后，就得将看到的情形时时记在心中，翻来覆去地体会。作为一名被起诉的被告，目前虽然还不等于罪犯，但被告的前景是不可改变的。于是法让K处在这样一种心境中：在时时看见前景的同时，时时企图改变前景。这又使人联想到前面听差的话，他说只有K可以按大学生，因为K已经被起诉。被起诉而又尚未遭到判决的人可以尽全力造反，到了罪犯阶段就不行了，只能搞一搞欺骗。法的逻辑就是这样。所以K的地位是一种是置，他不再等同于法盲（从前的K），也不同于执法者（罪犯），他是二者的中间状态。他在这场戏中从头至尾一直在企图改变法的判决；而在这样做时他又不断体会到“不可改变”这个法的宗旨。一直到了第二天，储藏室里的情景还在向K强调这个宗旨，以防他在精神上有任何的松懈。正视自己的最后归宿，同时不要放弃生活，要以积极的反抗来服从，是这场启发教育所要求于K的。这是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要求；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