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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
尽管听起来很吓人，但是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并非他的诊断。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他在看我和康妮时，眼中不觉流露出了同情，这种同情毫无疑问来自他的心底深处。从医生的眼中读出这种悲悯，无疑是一种大大的不幸。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比任何时候我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震惊，绝对的震惊，之前我并不自知，而且我也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渐渐地才接受了这种结局，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结局。
当天下午，康妮和我坐在候诊室里，等候第二位世界级神经外科医生的到来。当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我转向康妮，直接说出了脑子里的想法：“对不起。”康妮看着我，她也感到很震惊。其实，她什么也不用说。说实在的，我也无须说些什么。从我们相识开始，我们就一直心有灵犀。从最初开始，她就是我的知心爱人。30年过去了，两人的心依然贴近，彼此间无声胜有声。
第二位名医是位年轻的脑部成像专家，他提出了更加保守的治疗方式。他说：“脑部减积就是脑部手术，至少需要一个月你才能恢复。”他建议进行脑肿瘤活组织切片检查。照他的估计，整个手术需要进行2个小时。
这位医生年轻有活力，提出的治疗方式相对保守，对病情和治疗方式的表述直接易懂，这些都让我心中燃起了重生的希望，尽管我的这份希望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玛瑞安也从加州飞来了。吉娜当时正在飞往肯塔基的途中，她去那里是参加一个国际战略思考大赛。她自己根本不想去，可是我却十分鼓励她去参赛。我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可以展示自己非凡的能力。她一直犹豫不定，不过我不断给她鼓励，应该说是哀求她要去参赛。她去了。之后，不断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6月1日（周三），我接受了活组织切片手术。本来预计两小时的手术实际上花了3个小时。后来我才得知，手术过程中，大夫走出手术室告诉康妮，提取的第一个活组织切片上的脑细胞完全坏死。不是局部坏死，是完全坏死。后来，这位大夫说我的脑肿瘤无法用手术治愈。这其实也就等于宣告没有希望了。
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康妮问大夫我们梦想的夏威夷之旅是否还能够成行。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等到我从手术中恢复之后，大夫对康妮和我说建议进行放疗，也许能让我多活上几个月。想要根治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绝症，想要治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询问了化疗是否能奏效。他说：“化疗也许能让你多活上一阵。”不过，他认为化疗可能会有用，但主要是对有些癌症病人的病情管用，他们往往能够康复。但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如此，他和其他医生都建议我接受化疗，同放疗一样，如果能够让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减积，它们也许都能让我多活几天。但是我的病症是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如果在早期接受化疗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再活上一年半，大多数（80％的）患者都能活上至少半年。按照我们统计的行话，这样的百分比分布图可不像一个标准的钟形曲线。
可是我连那个“大部分”的群体都挤不进去。即便治疗奏效的话，我能再活上3个月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症状。康妮和我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起来。我的秘书卡恩说我在几个月前有过头疼的迹象，但并不严重，在我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症状就消退了。但是，从前我几乎就没有过头疼的情形。我没有能在癌症的早期得到诊断。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行动匆匆，都没有时间驻足系好鞋带。
不过，医生们都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不仅我现在不会感到疼痛（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到临终前我也不会有疼痛感。我可能会安详地陷入昏迷状态，和这个世界静静地挥手告别。
带着活组织切片手术的结果，我们找到了第一位专家，他曾建议过采取更为激进的脑部手术。我们想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建议，是否还想采取“脑部减积”的治疗方法。在看过我最新拍的脑部X光片后，他无奈地说：“扩散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也许，病魔也和我一样行动匆匆。正如我一样，它也不知该如何放慢脚步。
9。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
回到家中，吉娜总是不放心地围着我转，可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能做些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她毕竟只有13岁，原先她心目中的父亲总是精力充沛、体格健硕的，可在活组织切片手术之后，整个人都变得病怏怏了。但她姐姐玛瑞安比她深谙命运多磨，因为玛瑞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玛瑞安用自己的行动给妹妹做了示范。当玛瑞安见到我的时候，就张开臂膀拥抱我，示意自己妹妹“如法炮制”。这样一来，生活的阴霾就不会显得那般逼仄了，可以用更加恬淡的心态来接受疾病苦痛和那命运多磨。
在那些刚刚坠入深渊的日日夜夜，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让我不禁想起从前熟悉的片段，心中平添几分慰藉。我们互相取暖，玛瑞安和吉娜两人又在一起玩耍了，看着电影，在谈笑欢娱中试着忘却痛苦。不过，入夜之后，每个人都发现难以入眠，夜深人静时，总有人因为心痛难忍而泪湿枕畔。吉娜和我会发现彼此半夜都不约起身，唏嘘不已。她会察觉我在夜色中抽泣，我也会躺在她床上和她互诉衷肠。我也可能挑灯夜战，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开卷部分，吉娜可能会端坐在我身旁，静静地守候着我。她也许会念诗给我听，我经常会送诗集给她，包括我小时候读过珍藏的一本，不过我一直都无法很好领会其中的精妙之处，我在诗歌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天赋。不过，吉娜和我不同，她能写诗，也爱读诗。我总是觉得她身上集中了她母亲和我的优点。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即便是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及我所最熟悉的爱人康妮，身上都有不为我所知的潜质。
有一次，在夜阑时分，吉娜突然朗诵起了诗人约翰？多恩的名作：“死神莫骄狂，虽人惶惶不安，说你，蛮横且可怖，然你实属外强中干……”在这首十四行诗中，作者把死亡比喻成长眠。我并不同意作者的看法，把离开人世看作陷入长眠和我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我坚信，如果能在生前安排妥当，死后留下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而非只是陷入冰冷的长眠而已。
当时已经是凌晨1时了，此时我并非要对别人的观点评头论足，只是也想知道别人对于死的不同见解。
其实，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从来都没有在人之生死这样的问题上进行过心理调适。从前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及这一次和死神的距离这么近。当我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母亲告诫我分清激情与天赋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她那么说是为了保护我，不想我全力以赴地追寻棒球梦，却在中学毕业之后发现强者如林，实现自己所谓的“志向”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那我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好在当时我及时地调整了心态，1966年暑假的大段时间刚好让我重新认识了自我。
可是现在，并没有一个暑假来让我进行调适，我可能就只能活上一个暑假的时间而已了。我需要做出人生最快也是最大的调整。如果我想摆脱整日郁郁不乐的境地，如果我要迎接阳光，那么我必须要快速有效地做出调整。虽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剧变，可我要出色地闯过这一关。
简而言之，我就是要延续原来的思维方式，继续原来的计划，保持我原来做人的本色，也就是还要做好一个会计、一个商界高管和一个首席执行官。
如果公司在商业运营上出现了损失，比方说我们的一个潜在顾客选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而非我们，公司马上就会进行经验总结。我往往向我的团队提出以下这些问题，其实这也是扪心自问：为什么客户会最终放弃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了其他公司？我们尽到全力了吗？我们问心无愧吗？我们是不是诚意不够呢？如果下次我们还要重新来过，我们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吗？如果是的话，又该怎样做呢？
我提出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责备之意，只是想鼓励我的团队。只要我们已经竭尽全力，那么就依然可以昂首挺胸地做人。只要我们能够一五一十地回答上述问题，那么下次我们就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们很快就能摆脱事后懊悔的情绪，我们关注的是向前看，把握好下一个机遇。
现在我的诊断已经是无法推翻了，我不仅要考虑我人生的这些重大问题，还要迅速得出一个全面而又正确的答案。
10。希望的火花并没有熄灭
康妮的预感是对的：我们所熟悉、陶醉其中而且共同打造的世界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
我们两人形影相随，这些年来共同追寻着阳光的脚步。现在，我们两人将并肩最后追寻一次。这次夕阳西沉时，余晖终将隐去，不过所带走的并非只是归于恬静的一天，也将带走我们美好的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绝美的景致将投下最后一次修长的斜影，夜幕也将最后一次降临。某一天，康妮将孤单地走完她生命里的最后一天，而那时，我已无法守护在她身边。
我的朋友圈子里从来没有人得过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医学上也称其为第四类星状细胞肿瘤，这是在脑瘤中最常见也最致命的一种。它来势凶猛，能够渗透到整个大脑，在症状变得明显之前往往就已经扩散得很严重了。它的症状包括头疼、痉挛、视力下降、肢体协调性变差、认知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以及性格转变，其病因至今还是个谜。
从前，我一直都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和死神接触过，至少头脑中从来都没有花过一秒钟来考虑死亡这一问题。在我3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出差，刚刚迈步从路沿走下来，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很多车辆正从我的反方向疾驶过来，我根本没有察觉到……一辆呼啸驶过的公共汽车和我擦肩而过。我当时心头有过片刻的恐惧和不安，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一直没能忘怀。但是，这次遭遇并没有触动我去反思人生的轻重缓急。
但现在……我又该做些什么呢？从今往后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颜色？我需要对每个方面都做出调整。
我知道希望的火花并没有熄灭，关键在于我去怎样点亮。我还记得自己的朋友比尔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在病床上躺了3天之后，医生告诉他可以每天走25级台阶了。比尔上午进行了锻炼，还问医生下午能不能再走25级台阶。很快，他就每天能从医院的楼上楼下来回走4趟了。有一次，当他在住院楼里上下走动时，往一间病房里看了一番，看到房间里有两个心脏病病人静静地躺在那里，胳膊上插着管子。他忍不住对护士说：“哦，他们病得可比我要严重得多呀！”可是，护士的回答却是：“错了，实际上你的病才比他们严重得多呢！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心脏病的受害者，而你却想着如何恢复得更好。”
比尔身上的精神正是我所需要的。不过，我更需要另一种精神。
周日，康妮和我来到了经常去的教堂，它是位于迈迪逊大道和71大街交叉处的圣詹姆斯教堂。
在确诊之后让人沮丧的几天里，我脑子里却从来都没有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幸的是我呢？”尽管接下来的几周让人感到哀怨，但是在此之前，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幸运，而世界上很多其他人却在经历着更大的不幸。因此，我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打击，也不认为是冥冥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让我来承受这份病痛。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我的家人、朋友和熟人中的一位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像我一样做到组织内最高职位的领导者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53岁的美国男天主教徒呢？为什么偏偏让我得了这无可救药的晚期脑癌呢？在我的家族中，从来都没有人患过癌症。我的身体一直很棒，事实上，我这一生中很少生病。我经常跑步、打高尔夫球和网球，从来都不吸烟，饮食也很健康，每天早上5时半起床，每天夜里11时准时上床休息。可是我却身染这样的绝症，真是有些难以解释。
我怎样才能让一切回归正轨？哦，让我换个说法吧：因为一切都不可能回归从前了，那么我怎样才能让一切恢复正常呢？
我在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很多能力和乐观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比方说，在一笔生意失败后迅速从阴影中摆脱出来，这样才能让整个公司和团队很快迎接新的胜利曙光），现在这样的能力和处事态度还能帮我再下一城吗？面对眼前如此艰险的处境，从前我用来鼓舞员工的话语都已经丧失效力了吗？抑或我在艰难的小道上应该继续保持原来优雅的步姿，坚持我心中的信念，让它们继续能够发挥功效。
11。我决心实现三个目标
我一直提倡要有不达目标不放松的韧性：确定目标，追逐目标，实现目标。既然我们已经和医生一起找出了真正的病因，我决心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辞去工作；2。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能够让我……3。让接下来的时日变成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让它给那些因为我的病情而遭受打击的亲友创造一份美丽的回忆。
尽管我已经做出了上述决定，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我自己和亲友都能明确我的目标。我要坚韧不拔地做好这三件事。我想其他和我相同处境的人肯定也能够想到该走什么路，不过总是犹豫彷徨，害怕无法坚持走到底。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的意志力更坚强，我想要表明的是：如果坚持我职场发展中的那些信条，继续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这对于我是最有利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明确的目标、专注和执行力总是非常关键的。
很快，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就转移了，从为公司设计的规划转移到了自己人生最后几个月上来了。作为公司的领头人，我一直关注为公司打造和构建更美好的未来。现在，我必须要学会领悟当下的价值。
6月8日，也就是在我轻松地去第一次看诊两周之后，我告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我就要离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岗位了。出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考虑，我要度过自己的下一段人生。我说我会参与公司管理层的交替，结束之后我就会离开公司。我并没有使用“权力临时转移”或是“权力断层”这样的字眼。我并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后路，我在公司的使命已经完全结束了。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对公司和新的董事长都是不公平的；对员工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迫切需要新的领袖。我希望继任者能够继续执行我为公司确立的行动规划，因为我觉得它们正在提高组织的绩效。但是，具体前面的路该怎样走，领导风格和发号施令本身，都将由另一个人来完成，而不是我。
不仅如此，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实事求是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放出话说某一天可能还会回到公司，那无异于是自欺欺人，因为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