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如峰忙取出信：“请你看看，这样回信好不好？”
王树志摇着手，连连说道：“不必，不必。私人的信件我怎么可以看？”
但程如峰还是掏出了自己写好的信：“那请你给我把把政治关。”
王树志奇怪地说：“个人通信自由嘛，把什么关哟？”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似乎显得很可笑，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会认为是在小题大做，但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这样，不可名状的“政治”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弄得人人自危，难释杯弓蛇影之虞。
程如峰回信的思想关算是过了，业务上的问题，他觉得还需要认真对待。这时，“安徽省毛泽东思想万岁馆”已恢复成了先前的“安徽省博物馆”。他又去馆里请教吴兴汉：“可以把有关包公墓的资料寄到海外去吗？”
吴兴汉想了想说：“我们这个行当有个规矩，考古发掘，在发掘的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之前，资料一般是不向他人透露的，更别说透露到国外了。”
程如峰见吴兴汉提到了一直在由他执笔的发掘报告，于是问：“何时能发表出来？”
“估计快了。”吴兴汉说，“就发在最近一期《文物资料丛刊》上。但这是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具体啥时出来，还说不准。”
程如峰回来后，便给马幼垣教授回了信，并作了认真说明，待正式的发掘报告一发表，他马上就会寄一份过去。
一九八一年六月，程如峰从吴兴汉那里终于取到了发表日期为一九八〇年五月，却迟到了整整一年的《文物资料丛刊》，他立刻把有着包公墓群发掘报告的这期刊物，邮往了美国夏威夷大学。
刊物寄出后不久，程如峰就先后收到马教授寄来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报纸杂志。原来马幼垣教授根据他邮去的那些资料，已经把中国大陆有关包公墓群发掘的消息以及研究的成果，都披露给了海外华人。
程如峰为马幼垣教授提供了方便，马教授也及时地给他反馈了国际上有关包公研究与传播上的信息，还特地寄来了他的新作：《中国小说史论集稿》。
读了马教授的书，程如峰才知道，马幼垣原来是美国研究包公的专家，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龙图公案”考》。《“龙图公案”考》的引文多达二十三种、一百二十多条，几乎涉及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和日本东京等各大图书馆，其占有资料之多，显其功力之深，使程如峰方知天外有天！
长期以来，由于闭关锁国，中国大陆的老百姓，除了知道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明灯”，中国是越南“辽阔的大后方”，苏联是翻了脸的“老大哥”；知道古巴有个卡斯特罗，南斯拉夫有个铁托，柬埔寨有个西哈努克；知道朝鲜产苹果，伊拉克产蜜枣，除此而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现在，程如峰只结识了一个马幼垣，他的面前，就好像洞开了整个世界！他才知道，原来在国外研究包公的大有人在。包公早已经走出了国门。我们关起门在这儿起劲地批判清官，可是清官包拯早已经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然，包公的形象和故事，外面大多是通过文艺作品熟悉的。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法国著名剧作家裘利安，就把包公戏《灰阑记》译成了法文，把包拯介绍给了法国观众；后来，汉堡大学教授佛屋路凯又将法文译成德文，使得中国的《灰阑记》在德国赢得了知音；再后来，日本的新关博士又根据欧州流行的译文，译成日文，从此，一代清官直臣包拯便越过中华大地，走向了世界。
朝鲜作家骜溪萸将《三侠五义》改编成《包阎罗演义》，韩国鲜文大学朴在渊教授又把《包阎罗演义》校点后在韩国出版。《龙图公案》一百多年前就被泰国翻译过去，风行一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乔治·海顿，也早把《陈州放粮》、《乌盆记》、《后庭花》三部包公戏译成英文，系统地介绍给了美国读者。汉学家特里克·海南教授还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盛赞包公的“刚正、勇气和机智”，以及“将有权势的恶人拉下马”的勇敢精神。
海外华侨就更是信奉包公，他们把包公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借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同时还把包公作为理想中的正直之神，到处立庙塑像，虔诚奉祀。近年来，澳门政府甚至形成专门的规定，把包公庙视为重点文物依法保护。
说到台湾，早在清乾隆年间，台湾云林县便有了包公庙。经过二百多年的拓展壮大，现已庙貌恢宏。仅接待香客住宿的酒楼就有三千床位。高雄、桃园、彰化、南投、台中等地，均建有包公庙或包公会社团，以至包公的英灵普照宝岛。
在世界七大洲的众多国度，包公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包公的研究工作，更是空前活跃。
程如峰了解到包公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包公故乡的文物工作者是多么幸运和自豪，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肩上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总之，他的劲头更大，信心更足了，于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第十八章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合肥市与日本久留米市结为友好城市。一九八〇年，在结成友好城市一周年之际，久留米市市长近见敏之率团来合肥访问。他们知道合肥是著名的“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就提出要看一看包拯和三国时期留下的遗迹。这让合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很为难，因为作为“包拯家乡”，仅有的包公祠和包公墓都遭到了彻底破坏，已无“迹”可看；作为“三国故地”，曾发生“张辽大战逍遥津”的逍遥津虽然还在，却早已失去了应有的特色，成了一座普通的公园。倒是明教寺的古建筑群保留了下来，多亏了当年这地方被工厂和机关占用了，占用的地方虽然已被收回来，但也都正在修复之中。
于是只有请近见敏之一行去参观正在修复中的明教寺。于是日本友人穿过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来到大雄宝殿尚存的佛像前，点燃了“文革”以来的第一炉香。
日本友人的光临，使得明教寺的修复工作加快了。这年九月底，便圆满完成。同时，合肥出土文物陈列展也布置停当。十月一日，第一批前来观光的，仍是日本久留米市的客人。这次是议长黄木良人率领的三十六人代表团。十月二日，才正式对外开放。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一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再没有见到过与各种运动无关的“陈列”或是“展览”了，因此，公开开放的第一天，明教寺的门前，人山人海。事先设置的四个售票亭，不到十分钟时间全被挤垮。被挤得东倒西歪的人群很快失控。由于公安干警的及时赶到，并果断地宣布一切活动暂停举行，才避免了一场可怕的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
直到了十月四日，明教寺才敢悄悄向外售票。但风声还是传了出去，寺内寺外，依然是人头攒动，一日之内竟接待了两万三千八百余人。
这几件事，对程如峰来说，感慨颇多，刻骨铭心。这使他看到，经过令人窒息的十年动乱，人们多么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也表明，文化遗产，人文景观，对提升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又是多么至关重要！
这期间，合肥市委副书记丁之、科委主任徐获、建委主任陈衡等人回访久留米。回来后，向市直机关干部做了一次访日报告。谈到日本非常重视名胜古迹，特别强调保持原貌，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轻易改动。说福冈市有座七百年历史的太宰府遗址，其实只剩下排列有序的石础和零星残缺的石柱了，但他们仍原样不动地保护起来。尽管日本的地皮十公紧张，甚至达到“寸土寸金”，但太宰府遗址不准占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现在遗址旁边按照柱子的排列，复原了一座太宰府模型供人对照和游览，而不是铲掉一处真遗迹，找个地方再造一个假古董。日本的中学生在高中阶段，学校就会专门安排时间，让学生免费参观重要的名胜古迹，以提高本民族的自尊心。
这些话，对程如峰触动很大。他想，“文革”期间，中国的公民，尤其是涉世不深的中学生，甚至包括大学生，在破“四旧”的口号下，歇斯底里地去破坏中华民族五千年所创造出的那些文化瑰宝，其损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造成的破坏都无法比拟的！
当然，程如峰也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鼓舞，他预感到，中国文物事业的又一个春天或许就要到来了。
想到这些，他竟心旌摇动，兴奋不已，提笔给丁之书记写了一封人民来信。万变不离其宗，他信中的内容依然是念念不忘的包公，他祈盼合肥市人民政府能将包公祠也修复好，把包河公园进一步地建设好。
不能说丁之对这封信不重视。接信后不久，他就作了批示。他把信批给了市政协。
为什么要把有关包河公园建设的信，批给政协？程如峰至今弄不懂。丁之已经去世，这事我们也无法再去查实。也许，他只是文教书记，公园建设这一类事情不是他可以解决的，程如峰本来就不该将这样的建议写给他。也许，他负责的部门，连个油印的刊物也没有，政协却有个很不错的杂志。事实是，丁之把信批给政协，程如峰有关包河公园建设的第一次献言，就被公开发表在了《合肥政协》杂志上。这一点，程如峰还是感激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白忙一场。
当然，事情远不如程如峰想象的这样简单。
一场文化大革命，闹腾了整整十年，如今没谁再提包公是“牛鬼蛇神”，甚至说他比贪官还坏，但是，谁都知道，历史上关心包公，重修了包公祠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至少当时还没谁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了，大家都在大干现代化，可以说，百端待举，啥事不能干，干吗非得去干历史上卖国贼起劲干过的事？
包河公园是要建设，究竟如何建设，管这事的自有主张，不可能会受到程如峰“建议”的影响。他们不仅早就在包河公园旁边建造起了一个大型的“宇宙飞船”，“电动马游戏场”的工程也正在积极的筹备之中，接着，“港商愿意捐钱在包公祠盖个大酒店”的风声也就传出来了。
程如峰开始还有些不信，经过四处打听，他终于从副市长吴翼那里，获悉有关领导确有“把包河建设成为现代化公园”的意图；又在省政协副主席潘锷章处得知，包公二十九世孙、世界著名船王包玉刚已经打算捐资的准确信息。
他差不多惊呆了。
本来，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包公祠，在合肥市已经有了专业文物部门的情况下，就应该将它交给文物部门管理，这才合理合法。但合肥偏偏不是这样，把它划给了园林局。这样一来，园林系统就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园林建设的思路，去搞一些与文物，甚至于与文化都毫不相干的娱乐游戏设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包河公园几百年来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历史文化的氛围。许多市民对此意见很大，却又无能为力。
别人可以袖手旁观，可以熟视无睹，可以不闻不问，程如峰作为合肥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物干部，却坐不住了，他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包河公园不归你们管，你老程又不是什么领导，你操哪门子心？”有位朋友好言相告，“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弄不好，到头来落得个老公公背儿媳过河——出力不讨好，这是何苦！”
也有人说：“如今姓‘圆’的、姓‘胡’的干部多的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你干吗光着脑壳往刺棵里钻？”
程如峰知道，朋友们说的都是实话。但包河、包公祠，不光属于合肥市，它已经成了我们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成为吸引炎黄子孙的一个难得的磁场；再说文物一旦被毁坏，就将永远丧失！
他提笔给市委书记郑锐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明确指出，包公祠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归园林局是不应该的；园林部门在包河搞的那个“宇宙飞船”，已经与包公祠很不协调，如果还要进一步把包河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园”，其结果，必然是对民族文化和宝贵的旅游资源的破坏。
信发出不长时间，“宇宙飞船”被停止了营业，“电动马游戏场”也改建到了别处。尽管包公祠划归文物部门一事没有丝毫进展，但看见自己的心血到底没有白费，毕竟还是解决了两个具体的问题，程如峰的信心由此增加了不少。
于是他想，翻来覆去老讲包公的重要性，这已经不够了，必须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规划性的意见，供领导决策时参考。于是，他开始一次次地往包河的三岛——香花墩、中岛和东大岛跑。他发现，东大岛一带面积很大，但由于东面的道路未打通，地势偏僻，因此至今荆棘丛生，可以进一步开发。恰在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包河修建一座包公纪念馆，这事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当然，他感兴趣的，并不在建造包公纪念馆，而是这个消息引发了他一个大胆的设想。
他的这个设想，就是在包河公园东大岛一带重建一座包公墓！
就是说，按照北宋时期的建筑特色，让包公墓“重见天日”。包河公园西边的香花墩上已有包公祠，东大岛这边再有包公墓，祠堂与公墓隔水相望，又因中岛而彼此呼应，只要对中岛稍加改造，包河公园的历史文化氛围不仅会变得更加浓郁，也显得蔚然大气，浑然一体。
想到这些，程如峰激动起来。
他认为，在此建一座纪念馆，非但毫无新意，建成后也肯定会流于一般。因为包公生前任过职的地方很多，南自端州（今广东肇庆），北至雄州（今河北雄县），西起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大家都可以建。这里已经有了包公祠，再去建个纪念馆，就根本没有必要。而重建包公墓，却占尽天下优势，更何况这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具备。
程如峰将他的这个建议写好之后，直接交到了市委宣传部。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有关重建包公墓的献言，有如石沉大海。
程如峰十分不甘心，他写了篇小言论：《希望修复包公墓》，发表在《合肥晚报》上。
那时他还在明教寺办公，因为明教寺又被称作“教弩台”，所以他那篇短文的署名就用了教弩台的谐音“赵弩骀”。“弩骀”指的是笨马，用以自嘲。
他假以“局外人”的口吻，在文章中写道：
我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和灿烂文化。到曲阜看到了孔庙、孔府、孔林，我感到很满足；在杭州看到岳飞墓，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激动；到合肥来，就是想看看包公祠、包公墓的，一打听，包公墓被挖掉了，包公祠却是空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听说包公墓里曾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为什么不摆出来给大家看看，人民政府，难道对自己的人民也要“保密”吗？
铁面无私的包公早已家喻户晓，描写他的小说、戏剧译成多种外文，流行于世界，各国的华侨对包公十分尊敬。合肥是包公的家乡，包公是合肥的骄傲，我希望合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