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批精明强干、年富力强的人。这些具有改革精神的新生力量一被委以重任，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引起州县官员的恐惧与抵制。许多官员迅速地纠集在一起，给新政造成极大的阻力。这其中，一些人抓住江东转运使杨、提点刑狱王鼎和判官王绰三人大肆攻击，诬其为“江东三虎”，企图使刚刚实施的新政陷入难以招架的困境。在这场空前激烈的较量中，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是倾向保守的。但正因为王拱辰的推荐，包拯此时才从远离京城的端州调进御史台，刚从地方进入中央。当时包拯对围绕“庆历新政”所展开的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既不十分了解，又缺乏足够的经验，由于受到王拱辰的影响，曾先后两次出面向宋仁宗上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文中虽没点名指出“江东三虎”，却历数了他听到的三人苛虐的“恶迹”，这就从客观上使得本就举步维艰的“庆历新政”雪上加霜。当时身为谏官又衷心拥戴“庆历新政”改革的欧阳修，对不明真相的包拯竟替御史台捉刀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便拍案而起，要求御史台指出“苛虐者”的姓名，以利查处，否则笼统指责，以偏概全，乃是妄说。
这是欧阳修同包拯一次间接而又十分激烈的思想交锋。
从这一点看，包拯的才学、政治经验乃至治国的方略，较之于欧阳修确实稍逊一筹。
六年之后，皇三年，即公元一〇五一年，已当上谏官的包拯，知道当初在御史台的上章实属幼稚，严重地伤害了江东献身改革、立志新政的三位官员。包拯知错就改，为此，他又专门奏了一章《请录用杨等》，积极为“江东三虎”平反昭雪。包拯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中，沉痛地写道：“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殆乎屏弃，卒不得用，议者迄今痛惜之。”
由于杨等人惨痛的遭遇，使得在“庆历新政”时期冲锋陷阵的许多有为之士，普遍受到压制和迫害。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包拯的反省，也引起宋仁宗赵祯的警觉，包拯的这次上章被宋仁宗采纳，很快为杨等一批改革者官复原职。
这次上章，和发生在御史台的那两次上章，都在朝野产生不小的影响。从前后这两件事情上，欧阳修对包拯有了本质的认识，认为包拯到底是个堂堂正正的坦荡之人，光明磊落，就把包拯与许多同朝的御史区别开来。
又过了四年，到了至和二年，即公元一〇五五年，做了将近两年庐州知府的包拯，任期尚有一年，他正勤勤恳恳地为家乡的父老努力工作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落到了他的头上。原来，八年前，包拯在出任陕西转运使时，曾保举过凤翔盐税、柳州军事判官卢士安。因为朝廷信任包拯，荐举获准，卢士安得到了提拔，谁知卢士安犯了错误，受到了处分。按照北宋行政上的规定，举荐不当者，应受到问责的追究。包拯被官降一级，罢去了刚刚晋升的刑部郎中，仍为兵部员外郎，任职也同时作了变动，由庐州府贬到池州任了知州。
当包拯到池州赴任时，朝廷上偏偏发生了一件大事，宋仁宗十分突然地得了神经病。大年初一，满朝文武正向他拜贺新年呢，他却忽然头昏目眩，牙关紧闭，端坐不稳，即将倾倒。幸被宫人扶住，才勉强完成了朝拜仪式。从此，他便终日精神恍惚，胡言乱语。
这消息传到池州，包公非常焦心，急派专人精制了一盒名贵中药“石菖蒲”，星夜送往京师。这种池州产的一寸九节的石菖蒲，为药中珍品，主治昏厥、癫狂、惊痫等神经性疾病。正是这种医治风疾、滋补身体的良药，对宋仁宗健康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宋仁宗大为感动，吩咐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起草一份敕书褒奖了包公，表示谢意。欧阳修代笔的敕书写道：“汝识远言忠，身外心内，乃因时物，来效贡仪，深体诚勤，益增叹尚。”诏书用的是宋仁宗的口气，但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欧阳修的真实感情。
第二年夏天，洪水袭击了开封，都城倒塌，城内城外一片汪洋。欧阳修借此机会说水灾与冷落贤良有关，天意民心不顺，他列举了包括包拯在内的四人屈在下位，弃之遐远，非常可惜。他在这份奏折上，盛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他要求对以上四人给予提拔重用，以消弭水灾。
这显然表明了欧阳修不计前嫌的博大气度，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了这位文坛泰斗对一代直臣包拯的赏识与敬重。
这年八月，包公则由池州调到了江宁府。江宁府即在今天的南京市，五代时为南唐的首都金陵府，宋改为江宁府，是江南东路的政治中心。调往江宁已属晋级，可包拯还没来得及阅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宁景色，这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封诏书，又把包拯调至京都，升任开封府知府。
欧阳修与包拯之间的恩恩怨怨，读来回肠荡气，又让人肃然起敬。
包拯出任开封知府的一年零两个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无情地惩治了一批横行霸道的重臣贵戚、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群众口碑载道：“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随后，包拯被提升为御史中丞。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次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的竟是翰林学士欧阳修。
当时的御史中丞，为御史台的主要领导，拥有最高的监察权力，是可以弹劾宰相以下的任何官员的。这期间，三司使张方平曾利用手中的权势，假公济私，廉价套购自己管辖范围内有钱人的住宅。包拯认为张方平身为朝廷重臣，失去廉耻，不可用，便弹劾张方平。宋仁宗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就免去了张方平三司使的职务，任命吏部侍郎宋祁接替。宋祁博学多才，与哥哥宋庠同时考中进士，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宋祁在调为三司使前，在任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时，蓄养许多姬妾，常常置酒高歌，寻欢作乐。这次调入朝廷，担任三司使不过二十天，包拯即弹劾他在益州饮宴过度，挥霍浪费，同时指出其兄长宋庠又是现任枢密使，身居相位，处于国家的机密重地，其弟宋祁再揽国家财柄，则兄弟二人权任太重。包拯上疏要求宋祁应该回避。宋仁宗又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就把宋祁改任郑州知州，调离了中央机关。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大家仍可相安无事，因为早已威震开封府的“包龙图”包拯连皇亲国戚都敢弹劾，弹劾个张方平、宋祁算啥？即便他宋祁的哥哥就是当朝的相爷，包拯就是包拯，弹劾了谁又会大惊小怪？
可事情偏偏是：宋仁宗免掉了张方平和宋祁，这不选，那不选，恰恰选中包公去顶宋祁的缺，去当“三司使”！
选中了他，他居然连一句推辞的话也不说，自信能当好这个财政统领，便立即痛痛快快地走马上任。
当时，官场上有个“游戏规则”，讲究“名节”、“谦让”、“避免形迹”。就是说，当一个官员接到被提拔重用的任命时，即使你心里早已急不可耐，行动上也不能表示立刻接受，一般总要上表辞让一番，以表明自己淡泊名利，不慕荣华，甚至还要说上几句自己才识浅薄、难当此任的话。可是，包拯是个实心秤砣，心口如一之人，他对那种表里不一虚情假意的“辞让”和过分讲究“形迹”的陈腐之风，早就厌恶透顶。想到过去自己曾在三司担任过户部判官和户部副使，又长期就任过州郡长官和转运使，担当“三司使”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就没做任何推辞，立马赴任。
结果，一时舆论哗然。欧阳修竟也慷慨陈词，竭力谏阻，觉得这样委派不合适，要求朝廷收回成命。
欧阳修认为，包拯连续逐走了两个三司使，最后竟自己取而代之，这是“蹊牛夺田，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好比牵牛出去糟蹋人家的庄稼，固然不对，因而就把别人的牛夺过来变为己有，也显得太过分了。他说以包拯的才能资望，升迁任何职务都行，惟独不宜当三司使，自涉嫌疑，使人惋惜。
其实，欧阳修在这里对包拯并没有过多的指责，主要是在对朝廷提出意见，认为指责别人的过错，就容易被人说是“攻击”；搞掉人家的官职，也容易被人看作是“倾轧”。谏官、御史之所以不被人误解，而且更有威信，就是因为他们不避权贵，忘身为国，不贪私利，所以令人信服。现在包拯连逐两臣，却自居其位，此例一开，就会使天下的奸邪之人有了借口，也将使言事之官失去权威。如果此风一长，后患非同小可。所以朝廷应该保全臣下的名节，包拯也应该考虑朝廷的大体，另选他人为三司使最为妥当。
就是在这篇批评的奏章里，欧阳修还是对包拯作了许多肯定，如“拯性好刚，天姿峭直”，如“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欧阳修的这些精辟而极富文采的用语，后来成了《宋史》中借用的对包拯的最佳评价。他对包拯的批评也只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这种批评，其实是恰如其分的，并不过激，更无恶意。
纵观包拯的一生，尽管他曾先后成为北宋财政、监察和军事方面的最高长官，智勇过人，忠直超群，但作为政治家的包拯却远非炉火纯青。
总之，这件事弄得包拯非常尴尬。在强烈的舆论面前，包拯不得不居家避命，没去上任。但是宋仁宗也就认定包拯担任三司使最合适，坚持成命。君命难违，包拯最后还是去了三司。
这以后不久，欧阳修和包拯相继进入“二府”，二人朝夕相处，共商国是，没有再发现政见分歧，表明所见略同，合作得很好。包拯的突然去世，据吴奎所记：“其县邑公乡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从宋人笔记和府州方志上的记载看，包公逝世的消息报到朝廷，宋仁宗赵祯悲痛不已，竟停止办公，辍朝一日，亲自赶到包公家中吊唁。当他看到披麻戴孝的包绶年仅五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感叹道：“包拯一生公而忘私，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求福禄啊！”
包公的灵堂，设置在京城开封的御寺大相国寺的附近。前来瞻拜祭奠的文武百官、各界父老，如潮水一般，络绎不绝，在门外排起了长龙。开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拥出家门，自发地汇集在大街小巷，或捶胸顿足，或摇头叹息，好像包公一走，大宋就失去了擎天大梁。开封上下处处可闻衷泣之声！
包公工作过的端州、陈州、雄州、霸州、瀛州、扬州、池州等州府，无不沉浸在一片衷痛之中。
噩耗传到包公的家乡庐州合肥，合肥城更是万人空巷，自发地云集到包公少年时读书的包河香花墩，“莫不感伤”，“哭声尽衷”。
那段日子，华夏大地莫不被阴云笼罩，真是天地动容；举国上下，官民同悲，衷声遍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宋仁宗为表彰包公的忠诚和建立的功勋，加封包公为东海郡开国侯，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还根据包公孝敬父母、严肃处世、清廉刚直的一生，又以“孝肃”二字定为他的谥号。
对于包公的溘然去世，欧阳修肯定也是十分悲痛的。正因为不打不成交，欧阳修对包拯一生的理解，肯定会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深刻；再说，凭他的才学，撰写包公墓志也是得心应手的。因此他满怀热忱地“甘辞致唁，因丐为之志”，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当朝的文武百官中，为包拯撰写墓志铭最佳的人选，非欧阳修莫属！
可以想像到，欧阳修的这种心愿，最后竟被包拯夫人董氏婉言谢绝，该是多么的沮丧。这从后来出版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中，也能看出个中蹊跷。
包拯死后三年，一〇六五年，包拯的门生张田到庐州任太守，董氏把她珍藏的包拯生前所写的奏议底稿，交给了张田，由张田分成十五卷，三十门，计一百八十七篇，编纂成《孝肃包公奏议集》，即今天我们看到的《包拯集》。很显然，这部几乎汇编了包公一生奏议的集子，恰恰就没有收录包公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的那两篇著名的奏议，以致今天已经失传。这不会是张田的一时疏忽，倒有可能是董氏知道这两篇奏议招来了欧阳修“蹊田夺牛”的批评，就把底稿扣压了下来，没有再交给张田；或是董氏虽给了张田，因为张田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取其大者”的原则下，把它删除了，其目的无非也是想把这件事从历史上淡化掉，免得长期“牵累”包拯。总之，欧阳修措词严峻的上书，无疑在包家引起过不小的震动，才被董氏认为是“有素丑公之正者”。
只要把董氏的言论与以上事件联系起来，结论便是不言自明的了：董氏惟恐歪曲了包拯，以误导后世，婉言谢绝撰写墓志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欧阳修。
还因为当时的欧阳修地位高，名望重，吴奎在为包拯撰写墓志铭的时候，不能不提及此事，但虽提及，又不能不有所顾忌，遂含混地隐其姓名。也正因为吴奎的欲盖弥彰，留下了这个谜，却成了今天人们解开谜底的指示器。
果真如此，那就是天大的遗憾。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名冠天下，岂是吴奎所能企及！包公的墓志铭，如果出自欧阳修之手，势必会像韩愈撰写柳宗元的墓志铭一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桩千古佳话！
董氏毕竟是包公的贤内助。正如她的墓志所写的那样，“夫人佐公，承颜主馈，内恪尽妇道，外不失族人欢心者，盖十三年。”“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素风泊然。”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读书识字，有很高的礼教修养。自打与包拯结为秦晋之好，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包公。包拯考中进士，任命为江西建昌县知县，父母不愿离开家乡合肥到江西，包拯为了父母晚年能生活得愉快，便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做官机会。董氏也心甘情愿地陪伴包拯，在家奉养双亲。包公从三十八岁开始，去各地做官，董氏则不辞风霜，紧紧地伴随其左右。她和包拯一样，举止端庄，生活俭朴，不讲究穿戴打扮，不贪图吃喝享受，不追求珍奇异物。当包公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参预执掌国政时，董氏也由仁寿郡君加封为永康郡夫人。按照当时的规矩，董氏要去向皇后表示感谢。她进宫时，依然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使得皇后感慨不已，对宫女们夸道：“包夫人那般衣着，足见包拯是一个不谋私利的人啊！”连忙请求宋仁宗赐给董氏一套诰命夫人的服饰。
包公在开封去世，董氏和女婿文效带领全家老小护送包公的灵柩返回合肥，料理后事，并积极筹划把包公生前的奏议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直到一〇六八年在合肥病逝，和包公合葬于一处。
然而，具有悲剧色彩的却是，从南宋开始，她就被包氏家族遗忘了，更被包公家乡的合肥人民遗忘了。因为，查遍流传下来的所有的包氏家谱、庐州府志、合肥县志，你根本就别指望可以查出一个“董氏”的名字来！
第九章包公儿媳其人其事
清理工作继续在进行。
被标为“七号墓”的坟墓，是位于整个墓地中轴线东南侧下方左起的第一座。挖开后发现是一座用石条砌成的、分为南北二室的夫妻合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