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知识分子的无力缚鸡之手，就被这个铁家伙实用而效地锁在一起啦。这不知是县城中环城路赵麻子铁匠铺打造的，还是河南乡刘铁匠打造的，总之这是一件不错的小发明，应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当天我结束审讯回来之后，张新良问我：今天戴“土铐子”感觉怎样？并问我昨天是戴洋铐子还是土铐子？我说昨天是洋铐子，张说他至今还没戴过洋铐子，那可能很舒服。他还听人说洋铐子很容易打开，但他不知用什么方法。第二年春，11号关进一个外地流窜作案的惯偷，在各地看守所无数次进进出出，是他给大家传授了用一根火柴棍加一根细线就可把洋铐子打开的绝技。我未学会。那时张新良已去了“五号信箱”劳改了。不知他后来学会没有。六年，他应该有机会学的。
至于这种赵麻子或者刘铁匠发明的“土铐子”，则没有办法偷开，除非有第二个人帮你用铁鎯头把锁砸烂。
我跟着小个子管教来到监狱门口。我又看见了刘中亚、小杨，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女警官，他们三人并排站着，面向监狱大门。
我笑着说：“你们好！又见面啦！”
刘和那个女警故意不理睬我，只有小杨对我点了一下头，表示问候。
他们把我领到昨晚进来时的那间值班室东侧第三间审讯室。我看见门外墙上钉着一块向空中横伸出来的小木牌，上边写着的三个黑字就是“审讯室”。就像你在某处见过的“党支部”或“厂长室”那种。
这是一间有五平米左右的小房间，靠墙的地方是一块小水泥礅。泥地，且不平整。水泥礅放在地上，可以搬动。
刘中亚指着地上的水泥礅，对我说“坐吧”，他们三人则挤坐在小木桌后。刘居中，小杨居右，那女警因为挤不下了，侧身挤坐。这就使她对我始终只能以侧目而视——也许正因此，我对她的印象一直很恶劣，直到有一天我教训了她。
刘中亚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安局老卢。”
后来我知道这位娇小的女警，她的丈夫是本地区的地委副书记，她本人在这县公安局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
刘问我昨天在号子里挨打没有，我说没有，刘说我们监狱管理现在好多了，对于牢头狱霸坚决打击，不许欺压犯人。
我油腔滑调，说：“感谢党的领导！”
我看见小杨在偷偷发笑。他仍负责记录。
刘首先表扬了我，说我在昨天的审讯中，表现很好，算是坦白从宽吧，希望我在今后的审讯中，能继续配合他们。
这一次是我在偷偷发笑。
卢警官侧身而坐，双臂环抱胸前，对我侧目而视。她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在这次审讯的过程中，约下午三时，号子里开过饭了。刘中亚找小周——就是那个红脸
小个的警官，小周跑到11号，发现我的那份已经被众人分吃了。无奈，小周只有到伙房另拿一份给我。一个馍头和一碗白菜汤。他们打开我手上的土铐子，我就在审讯室吃了在监狱的第一顿午餐。
审讯结束时，小杨问我需要家里给送我什么东西，我想想说：送几本书、笔记本、再送一支笔。
当天傍晚我收到了家里送来的日用品，但没有我要的东西。
进监狱程序是这样的：小周领我到那个写着繁体“狱”字的大门前，说大声报告，于是我仰起脸对着哨楼大吼一声“报告”！看不见哨兵，但我可以听见一声命令——“进！”听到这声命令，小周打开我手腕上的土铐子，揣进他的警裤口袋，再把大门打开。等他反锁大门时，我已独自走过监狱的院子，走到11号的门外。我听见门板在撞得咣咣作响，那一定是里边的人挤在门缝后向外窥探，那情景就像笼子里关着一群猛兽。
我低头看看被“土铐子”箍红了的手腕，趁机思考一下土、洋手铐的异同。它们都是暴力工具，都是对手所象征的自由的直截了当的取消，但洋手铐更精致，更科学，而土手铐就更原始、更粗暴。如果说洋手铐给手和胳膊还留下一定的活动余地，甚至自己可以偷偷打开，它对自由的取消只是象征性的，因而它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是符号化的的国家暴力；那么，土手铐则还停留在工具的水平上，它要的就是对自由的“确实”的取消，是对暴力的直接实施。由此土、洋手铐的使用和改进上，可以从中更多的看出一国法制的原始色彩的浓与淡。回到号子，刘军等几个照例抢着让我讲在外边的见闻，我说什么也没看见，只好把姓卢的女警官攻击了几句，算是人身攻击吧。我对卢警官的攻击就是11号今天傍晚的精神生活或文娱节目了。
张新良问我吃过没有，我回答说吃过了，他说他11号今天托你的福，多吃了一份饭，尖嘴猴腮的陈济仓说，托什么福，祖宗八代被小周操了一遍！我明白刚才小周来找那份饭时，他们一定没少挨骂。
家里送来的日用品，是监狱的炒事员送来的。他不是管教干警，也不是武警，当然也不是犯人，他每天把饭送到院内，再把空桶空盆收走。听说他是某管教干警的亲戚。他抱着东西走进来，把物品从五寸见方的小风门一一递进来，轮到被褥时，他先塞进一只被角，仇小汉和刘军等往里拉，他在外往里塞，经过五分多钟，一条棉被就硬扯进来了。
张新良让我把被褥铺在他旁边，我说我睡那头吧。于是大铺另一端的人在田金占指挥下，把自己的铺位向中间挤挤，把另一端靠墙的位置让出来。这里从此就成了我的铺位。他们一律两人合睡，每人家里只送一条棉被，其中一个人的做垫褥，另一人的就做盖被，这样两人在一个被窝里分头合睡。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张新良也是和田金占合睡，陈济仓和刘阳明合睡，刘军和仇小汉合睡，忘了卢传胜和谁合睡了。幸好当时我是11号的第13名犯人，无人搭配，而我家里给我送来的日用品齐全，甚至还有一条枕巾，我想这一定是我妹妹给我配备的。
在号子里，懂得的人根据睡觉的位置，就可以看出谁是“领导”，也就是牢头狱霸。靠墙的一端，至少有一侧避免受“敌”，墙也是防止背后进攻的依托，另外，这一侧至少可以相对安静，如果你把脸转过去对墙，这时脸上的表情就可以成为“相对隐私”。也因此，号子里的“一号人物”一般选择靠墙的一端安铺，而二号人物一般贴着他睡。空间距离反映的是心理距离，能挨着一号人物身侧安铺，是一种荣耀，就像主席台上挨着毛主席就坐，也便于得到一号人物的保护，当然更重要的，表现的是对一号人物的忠诚和护卫。
入狱当天，我自然是不明白这些奥妙的，甚至我也未体会出张新良的用心，我以为他的安排，都是自然而然的。直到几天之后，老狐狸陈济仓给我讲了号子里的许多规矩，我才恍然大悟。
我的铺位无意中安放的位置，从此在11号监仓创设了一条新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一号人物睡大铺一端，睡大铺另一端的，肯定就是二号人物。铁打的牢房流水的罪犯，人来人往，11号里后来发生的系列“权力争夺战”，莫不围绕这大铺两端的象征权力的位置而展开。此是后话。
当天我还学到的，是另外的知识。
入睡前，刘军过来问我提审时抽烟没有，我说抽啦，是刘中亚给的。刘军问我为什么不多要几支带进来给大家抽？我说不懂。刘军告诉我，“咱11号已经断火二十多天了”，并用威
胁的语气告诉我：“今天你本来有一次为11号“立功”做贡献的机会，可是你太愚蠢，没有为大家做出贡献。”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若放在别的监仓，我从皮肉到骨头，都将有一次“痛快”的洗礼！田金占接着给我讲了种种藏烟的方法，一种是塞在衣领里，一种是塞在鞋垫下，另一种是塞在内裤里，放在睾丸旁，武警搜身时摸裤裆也不一定摸得到。更安全的方法，是把烟剥成烟丝，直接放在衣服的夹层内。
最后刘军命令我，今后一段时间，你出去提审的机会多，咱11号的烟就靠在你身上了。我问了一句，没有火怎么抽烟？
陈济仓说，这你放心，我们有的是办法。
我头放在靠墙的一侧，脚伸在床栏那头，左边是囚室的墙壁，右边是另一个犯人。房顶的灯泡发出昏暗微弱的光线，照着安静的囚室。
我的心情也很安静。
我把脸朝向墙的一侧，准备入睡。
我的三边都没有“敌人”靠近，只有背后有危险，可我用背把它屏蔽了。至少我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空间。
我甚至笑了一下。觉得能在这个神奇的地方睡觉，真是人生的奇遇。仿佛冥冥之中，早会有这么一天似的。那就安心睡吧。
第八章：我的监霸长着黄胡子
那年七月十日，当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潜回故乡时，我的心情比那个雨日更加潮湿。走出汽车站，我的双目从雨伞下热切张望。还是那个小城，还是那几条街道，两侧还是那一幢幢我所熟悉的楼房。但一种怪异的感觉袭上心头。
楼房似乎更灰暗、更矮小了，街道似乎更狭窄、更破旧了。法国梧桐的落叶，在风雨之中更增添了几分伤感与破败荒凉。
令我感到突兀的是，我走出车站碰见的第一个熟人，他向我说的第一件事，居然是“6。26”车祸。我明白他的心理轨迹：看见我，想到公共汽车，然后自然想到不久前的那次车祸。于是他省略了联想的过程而直接说出结果。
“你知道吗？前几天翻车，死了三十二个人！”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那个人是谁了。他当然不是小说家。他不是故意制造荒诞，因为他本身就是荒诞。他向我描述了那场车祸。据说当时几乎满城恸哭。
令我吃惊的是，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事，在这里还不如“6。26”车祸的影响大。也许只有“6。26”车祸那种当场诉诸死亡的恐怖情景，才会给我的父老乡亲们造成长久的震撼。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6月26日在我的故乡发生、并导致32人死亡的惨案不会引起我震惊。
我只是说，我与我的老乡们还处在不同的心理现场。现在与我同时关在11号监仓的陈济仓，正是“6。26车祸”肇事车辆的驾驶员。
有一天，我、张新良、陈济仓坐在11号的大铺上，搬着手指细数每个犯人手上的人命。6号的刘双喜杀死两人，伤三人；5号的xx杀死一人；2号的xx杀死一人，伤一人；12号的xx重伤一人。我说咱11号谁也没有杀过人。陈济仓突然说，这个监狱里的杀人状元就在咱11号关着呢！见众人不解，陈济仓自豪地说：“我一次就杀了三十二个！”
发生车祸的当天，陈就被依法拘留。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期是七年。陈济仓后来就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对此，陈本人有充分心理准备，他常说：“咱手下有32条人命，但杀不了头。七年，肯定是七年。”他说：“七年算什么？我到了劳改场还不是开车？区别只是不领工资了。”每次看见管教干警，陈都要问：“没听说啥时候送我去劳改场开车？”好像他在向人事科长要求新调一个工作单位一样。
相对于这间十二平米的黑牢，劳改场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地方，不管是莲花山砸石子，崔家沟煤矿挖煤，还是到“五号信箱”烧砖。这几个劳改场在那里，我至今也不知道，但名字已听得耳朵起老茧了。关在黑牢中的人，下一步的去处，一般就在这几处了。据说宣判之后，剩余刑期已不足一年的，就继续在这个看守所执行——我看见那些在街上清理水沟的犯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已不足五年的，送往“五号信箱”烧砖；不足十年的，去莲花山采石场砸石子儿，那些石头运往各建筑工地——你看见那些浇注沥青的垫路碎石、铺设铁轨的路基垫石，可能就是莲花山的产品呢；至于死缓，无期徒刑，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人，就送到一个叫崔家沟煤矿的地方挖煤了。崔家沟煤矿在号子里简称“崔矿”，非常亲切，好像是一个与我们有着深厚感情、留下了美好回忆的地方。到了后来，犯人在给自己预估刑期时，也分别用这几个劳改场代称了。
“我肯定要去崔矿挖煤。”田金占说。
“说不定咱俩分在一个中队呢。”张新良说。
“我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可能只能要去烧砖。”刘军说。
而我，对自己的估计是，要么去“五号信箱”烧砖，要么就去莲花山砸石子。当然，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在某天夜里突然拉出去，悄悄活埋掉。这种情况发生在纳粹侵入苏联的前夜，斯大林通知那些平日被监控的异见人士紧急开会。这一去就永远不见回来了。阵济仓说：“现在那里还会有这种事？你没事儿，你到劳改场顶多负责出黑板报，给劳改犯念报纸，你戴着眼镜没法进砖窑，镜片会烤裂的。”我说也可能还不等进砖场，就先拉出去活埋了。张新良就说，那当然！像我们这种土匪，如果敌人打来了，政府说不定还发杆枪，让我们上前线戴罪立功呢。像你这种，只有先拉出去活埋了再说。
据说在劳改场里还有报纸看，有篮球打，能在外边晒太阳，能吃饱饭，家里亲人还可在固定的日期来探监。说起这些，人人都十分向往。因为以上这些，就是黑牢里的人做梦都在想的事，尤其那些农村里来的犯人，觉得在劳改场里，几乎等于找到了“工作”，说不定刑满释放回家，乡亲还把你当有工作吃公粮的“干部”一样看待哩！
陈济仓更有经验，他说：“劳改场和毛主席搞的农业学大寨、农田基建大会战差不多！不就是集体劳动、集体吃饭、住集体宿舍吗！而且咱到那里，干的还是技术活——犯人里没几个会开车！”
我后来终于没有去上述劳改场中的任何一个，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对这几个劳改场的向往，给漫漫长夜里在黑暗的牢房里的我，增添了许多乐趣，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说我这次回来，下车后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陈济仓出的那次车祸。陈济仓很自豪地说：“看吧，你们学生娃是瞎闹腾！我一闹腾就惊天动地，创造了一项记录。现在我的名气比你大啦！”我说我属于秘密收审，没公开消息，在这里悄悄关着。
果然，前几年我再次回故乡，路过陈济仓出车祸的那座桥时，看见路边立着一块石碑，上书某某运输公司客车驾驶员陈济仓，1989年6月26日15时，违章驾驶，在此发生特大交通肇事，造成32人死亡、若干人伤残，希过往司机，以此为鉴云云。
我就这样在囚室里闲聊着，犯人之间慢慢就熟悉了。几日后的一个上午，田金占指挥刘阳明、卢传胜、还有负责拎马桶的那个犯人，把谁的旧衣服撕开，做成几块抹布，反复地擦洗水泥地板。陈济仓在和我说话，他问我现在懂不懂号子里地规矩？我说不懂。陈说，监狱从古到今，哪朝哪代都有，不管是国民党上台还是共产党上台，但这监狱里的规矩不会变。这就是每一个进号子来的人，先得来一顿打，这是号子里的入门仪式，就像结婚，先得办个手续，三跪六拜是不能少的。打过之后，再把身上的衣服扒了，好衣服送给监号里的老大，这样日后老大才会照顾你。
陈说到这里，张新良说：新人进来，听着送你进来的管教走出监狱院子，在外边锁好大门了，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脚先把他撂倒，上去几个人就是一陈乱棒锤，打得他摸不着北！
我说那要是叫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