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而过。我记得我把这种新奇的视觉体验告诉了周胜利，他不置可否。
遗憾的是，直到快走到胡同口、即将拐进公安局大门时，我也没有发现我的亲人们的身影，在那么多来来去去滑行的身影中，我甚至没有发现一个其他熟悉的人，这令我惊奇不已。我们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拐进公安局大院。
我被带到第一次抓捕时的公安局二楼那间房子里。
看来周胜利今天根本就没打算审讯我。他和小杨坐在那里，桌上没有纸笔，也没有提问的提纲，甚至没有提问的思路，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今天是礼拜天，公安局大楼里是空的，显得很安静。我意识到今天可能是他专门安排我和家里人见面的。闲扯了一会儿，我告诉周胜利，我从窗户看见我姑父在邮局门口。周说是吗，我去看看。说着他就起身出去了，留下小杨一个人在看管我。几分钟后我就见到了我的父亲，这也是我和父亲各自在一生中与对方最特殊的一次相见。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儿子，一边是退休的共产党干部，一边是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阶下囚。
周胜利推开门，我就看见我父亲和我姑父走进来，后边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以及我的表弟、也就是姑父的长子等人。我连忙站起来，笑着，以主人的姿态对他们一群人说：“哈哈，你们怎么都来啦？欢迎欢迎，请坐！”
我镇定自若、轻松自如的样子，一定令他们感到意外，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但久久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本来以为见到的，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滥褛、神情沮丧、甚至遍体鳞伤的囚犯。他们不说话就是因为实际见到的和心里预先想象的发生了错位，思维一时调整不过来。周胜利招呼我父亲和我姑父坐下，其余的人就站在他们身旁看着我。为了让他们尽快调整心态，我面带笑容，打破沉默：“我很好啊，你们放心吧。”我还故意和我姑父开玩笑：“你这个还没有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胆子不小啊，也敢来看望我这个共产党的罪犯？”一句话把他们全部逗乐了，大家忍不住笑起来。我姑父和姑母是表亲结婚，他的二哥、四哥，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叔在台湾，几十年来他为此吃尽苦头。在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如果要有进步、有出息，加入中共就是唯一的选择，而他因为两个哥哥在台湾，几十年来被当作“不能信任的人”，无法“进步”，甚至在他成为某机关的头头时也无法加入。有一次我碰见他一个人在街上转悠，问他，他解嘲说：“我的那些部下开党员会议，我只好出来转转啦。”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缓和，为了统战的需要，他的处境才有所好转。我在这次被捕前去他家看望他时，才知道为了进一步统战，县委硬性动员加入中共了。也因此，我一见面就和他开起了玩笑。他自己也笑得眯上了眼，骂我：“看这没心没肺的东西！啥时间啦还有心情开玩笑！”我靠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一脸坏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里边受罪了，很着急吧？”我知道这也是他们今天用人情说动周胜利，使他冒着风险、动用职权、巧妙安排要见到我的真正目的。“其实我在里边可舒服啦，吃饭免费，还有人专门递送，就是晚上睡觉，也有人拿枪站岗，那真是一个好地方！告诉你们，我在里边天天倒头大睡，已经把多年来忙于读书、忙于东奔西走而耽误的瞌睡都弥补回来啦！”
气氛明显轻松下来了，清瘦的父亲甚至也有了笑意，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放心。但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人以为监狱真的像我描绘的一样，不是天堂至少也是一个星级度假宾馆，不是度假宾馆至少也是县政府招待所吧。我的弟弟和妹妹就始终没有笑过。表弟在见面不久又转身出去了，现在他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酸汤水饺进来。我的口水差点就要流出来了，但我故做镇静，说我不饿，不用吃。我父亲当然不信我真的不饿，他说：“吃吧吃吧，就是不饿也少吃点。”我姑父也指着我的鼻子臭骂：“狗日的厉害！这个时候了还能充好汉！”在众人的催促下，我只好拿起筷子吃起来，我第一次发现饺子好像长腿了，只要把它放到嘴边，还没弄清咋回事，它自己就已经下了喉咙。
父亲本来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在我正吃期间，他问：“里边打人吗？”“不打。”我肯定的说。
“那刘德才的儿子咋被打死在里边啦？就是和你很好的刘安民的弟弟。”父亲还告诉我，家属把尸体抬到公安局闹了很长时间，最后才了结。看来这件事在外边影响很大，也一定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在我身处监狱的日日夜夜，使他夜不成寐。
父亲说的，就是我在第十四章介绍的12号监室在“模拟审判”中导致意外死亡的那件事，刘安民就是我中学时的同桌。我说：“那件事我知道，不是打死的，”于是我把我所知道的事件过程做了简要介绍，末了我还说，监狱外边，人们在玩耍中也经常发生意外。我的“正确舆论导向”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以他们能够放心为目的。虽然周胜利告诉我今天可以见到亲人时，我并未细心思量，也没有去刻意打算如何说、如何做，但从见到亲人的第一瞬间，我就凭借本能，知道了自己该如何说、说什么，包括我的笑声、表情和每个动作，都是为了让他们放心。在我谈笑的过程中，姑父又骂我了：“你个小狗日的没心没肺，咧着嘴巴笑，不知道熬煎，在里边倒是过得轻松自在，可你知道这些亲人们在外边受的啥罪、遭多大折磨吗？”我说：“我知道，但这是因为你们在外边不了解监狱里边的情况造成的，今天你们见到我了，看到我的真实情况了，这下就应该把心完全放下来啦。”
吃完饺子，我点上一支表弟递来的香烟。思考了一下，我临时决定，在这个难得的机会，要郑重其事的、严肃的给我的亲人们正式说点什么。我略微思考，理清了思路。“两位新老共产党员，我有重要的话要告诉你们”我仍然不忘记以调侃的语气开口，在把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后，我口气一转，严肃的说：“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三不主义’。这就是：第一，不要管我；第二，不要害怕；第三，不要觉得丢人！”略一停顿，我逐条解释，“‘不要管我’意思，就是管了没有用。我知道你们肯定很着急，到处寻人，到处找关系想办法，甚至还花钱找人，希望能把我放出去，但我要告诉你们，这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找人是白找，花钱更是白花。关于我的事情，在这个县里、甚至是省里，你们也找不到敢给你们表态说把我放了的人，如果谁给你们表态，那一定是为了骗钱。原因很简单，我的事情，取决于全国的形势，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事，更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所以第一个不，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害怕’的意思，是我绝对没有犯罪，甚至也没有违法，因此我不会有事的，你们不必为我担心、着急、劳累。现在把我抓起来，这是形势的需要，但相信我一定不会有事的，这一点你们必须相信我，这第二个不，也就是请你们放心。‘不要觉得丢人’的意思，你们自己是明白的，因为你们一辈子做人，都把道德放在最高位置，都是品行高尚的人，咱们家族有记忆的历史上，恐怕也没有人坐过牢，我是咱们家族第一个读到大学的人，结果被关进监狱了，也成为第一个坐牢的人，在你们这两个党员看起来，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也许觉得很丢人，在别人面前有压力，抬不起头。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对于这次坐牢，我非常高兴，而且非常自豪，因为我不是杀人放火或偷鸡摸狗坐牢的，我不是因为违法坐牢，而是因为遵守法律才坐牢的，这样坐牢，对坐牢者不是惩罚而是奖赏，我在里边的每一天都很愉快，你们在监狱外边应该比我更加愉快。为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坐牢，这是伟大的事，坐牢光荣！我甚至希望你们以我为荣！”
语毕，满座无语。
如果亲人们无法接受我的观点，我至少希望我的精神状态能让他们放心；如果我进入亲人的梦乡，我希望不是美梦至少也不是噩梦；如果亲人们不能改变我的处境和命运，我希望我的乐观至少能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心情。
一直坐在旁边的周胜利这时站起来说：“时间不早啦，你们还很忙，那你们就忙去吧。人今天让你们见到啦，这下你们也应该放心啦。”我也站起来附和周胜利的说法：“是啊，你们都回去吧，回去把心放下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尤其是父亲，注意自己的身体，只要你身体健康，我就什么都放心了。”
会见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亲人们不肯站起来，我只好代替周胜利劝说他们，让他们回去。他们在走出公安局办公室时，依依不舍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不肯回头，我感动万分，我的目光同样依依不舍的停留在亲人的身上，但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哈哈大笑着挥手让他们快点走。这是我整个坐牢期间与亲人唯一的一次会见。本来按照他们的规定，所有未经法院判决的“未决犯”一律禁止会见。可能我父亲想见到我，于是我姑父找到周胜利，周碍于人情，冒险安排了这次亲人相见。
他们刚走，周就给我戴上了手铐。在他给我戴手铐时，我发自内心的说：“谢谢！谢谢你们！”现在想来，周的做法，同样对公安局有利，一方面让家属放心，化解家属与专政机关之间的情感对抗，配合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瓦解罪犯的意志，攻克心防，利于审判，早日破案。1989年在我的父亲和我的一生中，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个人的角度，父亲在100天内经历了妻子去世和长子入狱两件事，从他的政治信仰来看，他经历了共产谎言在全世界的破产和自己所属政党的法西斯化。而我的1989年，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体验了母亲去世和监狱囚禁，更为重要的，是我以普通人的身份，把自己融入了全民参与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人生无悔。
至于这次会见，给我另外的启示则是：监狱对人的惩罚不仅仅在监狱之内。监狱虽然无法对我进行惩罚，但它可以通过对我的囚禁而惩罚我的亲人。面对监狱的高墙、电网、手铐和黑暗，我可以面带笑容、轻松愉快，但我的亲人却不能，他们因为我被囚禁而悲伤、忧愁、焦虑、恐惧、担惊受怕。最终，监狱还是通过惩罚我的亲人而惩罚了我。
他们还是找到了我的软肋。
第二十五章：审讯中的交锋
编辑部的人费了老大劲儿，好不容易才把因帮助外地女青年而被警察怀疑拐买人口抓到派出所的葛优和侯耀文给营救回来，葛优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放下杯子，把嘴巴一抹，说：“我已经想好了，使老虎凳坚决不招，上美人计我就说，党支部书记是刘书友，基本群众是牛大姐！”错位的时空引起电视机前的一片笑声。这是我1992年看过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情节。但说实话，现在的专政机关里，既没有老虎凳也没有美人计，各位朋友尽可不必在老虎凳与美人计之间进行取舍。非但没有老虎凳，文艺作品中的十八般刑具也全部没有啦，只有监狱还有刑具，也改名叫“戒具”了，是给违反监规的囚犯准备的惩罚用具，如果你模范遵守监规，这些戒具就与你无缘。
我这里所说的审讯，在老祖宗那里叫“过堂”，想必各位在古装剧中有过了解，官员一声吆喝，几个衙役就提着一人上堂，令牌往地上一扔，接着一阵杀威棍棒急如雨下，伴随死去活来哭爹喊娘的叫声……这倒也简单省事，忍不住就招，能忍住就不招。但“过堂”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叫“过堂”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叫《审讯学》，在警察们就读的中等专业学校或大学里，开设有专门课程，而且还是一门综合了多个学科知识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在这一门课程上可以出硕士、博士的，可以写出专门的学术著作、成名成家。在各级警察机关里设立有专门的审讯机构，如预审股、预审科等等，这里的专家堪称经验丰富、训练有素，在这些审讯专家面前，任何一个企图抵赖、撒谎的被审讯者，都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可笑。只有那些高智商的职业犯罪嫌疑人才会成为他们的对手，勉强过几招，一般人根本经不住几下子，不等老虎凳也不用美人计就全部招啦。所以说，与审讯中激烈的智力较量相比，刚开始时的抓捕，实在不算什么。真正的考验就在审讯环节，抓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审讯，由此可见，在抓捕中的抵制、反抗毫无意义，与其被暴力征服“抓捕归案”，还不如保持冷静，在审讯中斗智斗勇。我在这里当然不可能给各位支招，把人家的学问全部破解，那我倒有可能“促进审讯学的新发展”啦。所谓审讯，就是现代化、科学化的“过堂”。
简单说，审讯无非就是想从你嘴里问出点什么，但之所以要从你嘴里问，有几种可能，一是警察已经知道的，需要从你这里进一步证实，把你的口供与其他证据对应起来，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二是警察还不知道，但摆出一副“我们早已经全部掌握啦”的姿态，使你上当，自己交代出来，然后便于他们顺藤摸瓜去搜集其他证据，回过头来再佐证你口供的真实性，形成“证据链条”；三是警察等待你言多必失，从你无意中透露的信息或细节中寻找侦破线索或意外发现。正是因为以上原因，警察才要审讯你，至于“给你表现机会”、“考验你的态度”、“说清楚就没事啦”……等等，全部是他们的“审讯技巧”，甚至有的说“这只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我们也只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也同样是一种“审讯技巧”，目的都是麻痹你，使你取消设防或疏于防备。审讯环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在警察的办案方式，多半是抓人回来，连夜审讯，问清楚所有问题，再找客观证据佐证，然后就可以结案大吉。所谓办案，其实就是审讯。由此可知，案件能否侦破，主要就是审讯是否顺利、成功。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由专家精心设计、多次论证、报请领导批示过、并且保持开放性以便随时灵活修改的审讯方案，被审讯者是不是就毫无办法、只好缴械投降了呢？这也未必。因为审讯就像一盘双方激烈博弈的黑白围棋，虽然有很多定式，但天下没有两盘完全相同的棋局。从被警方成功抓捕的当天开始，我经历了无法详细统计次数的审讯，我估计把全部审讯笔录叠起来，不能说“笔录等身”也差不了多少。我当然无法获得警方对我的“抗审讯能力”的评价资料，但作为审讯活动的对手，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的审讯能力的评价。审讯我的四个警察，刘中亚是头，大部分审讯是他主持的，周是主要骨干，杨始终担任记录，还有一个姓卢的女警官，就是我前边提到过的，她在审讯中基本一言不发、抱臂侧坐，令我很反感。客观的说，他们的审讯风格是朴素的，谈不上多少技术含量。因为他们所设计的问题阵列，虽然总是避实就轻，从无关紧要处着手，但我还是能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参加这样的审讯活动，我精神上很轻松，看着他们认真的样子，心里总是忍不住想发笑。这就好比走路，如果你提前看清楚了他的路线，你就可以在终点以逸待劳或者坐在旁边的山上看他气喘吁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