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耕著
秦耕，男，汉族，1961年生于陕西省丹凤县，1981年大学毕业。在20岁前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后停止文学创作转入学术研究，20岁至30岁之间的10年阅读，完成了从一个专制主义的“情感憎恨者”向专制主义的“思想批判者”的转变。1989年曾以“反革命煽动罪”被捕入狱，关押将近一年。从1989年开始罢笔沉默，2002年在互联网上开始恢写作。现居海南岛，在民营企业任职。
目录
序：现在是放风时间
第一章：一次文明的抓捕行动
第二章：在公安局里做客
第三章：我在秋夜感到了手铐的冰冷
第四章：我的第一个监狱之晨
第五章：最幸运的囚徒
第六章：丰满的土豆片儿
第七章：“土铐子”的象征
第八章：我的监霸长着黄胡子
第九章：对自由的两种剥夺方式
第十章：日子像连续不断的相似形
第十一章：“新囚必打”规则的哲学
第十二章：请你抽“狱”字牌大雪茄
第十三章：把脑袋伸到整个监狱大院
第十四章：设在囚室中的“影子法院”
第十五章：为我创设一个尼采式的独立和自由
第十六章：北半球的冬季属于我们囚犯
第十七章：非常写实：囚室中的冷水浴
第十八章：囚徒是“无蹄类”草食动物
第十九章：一种犯罪行为的四种文本
第二十章：我的朋友是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职业罪犯
第二十一章：为争夺“狱霸”地位而战
第二十二章：我在监狱中的第二个遗憾
第二十三章：戒具：自由的属性与金属相反
第二十四章：高墙内外：我父亲的1989
第二十五章：审讯中的交锋
第二十六章：当官方报纸发行到囚室
第二十七章：具体的自由
第二十八章：我在监狱里最漫长的一天
第二十九章：梦里不知身是囚
第三十章：金光灿烂的女体
第三十一章：观看一只监狱苍蝇的飞行表演
第三十二章：我无法体会一个罪犯的那份自豪
第三十三章：能够直接抵达监狱深处的爱情
第三十四章：铁打的监狱流水的囚犯
终结篇：仰天大笑出狱去！
附录：2005年1月21日抓捕秦耕始末
题记
总有一些天真的人问我：你们“政治犯”在监狱里是什么待遇？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期《半月谈》上，刊登着一位外国记者对时任公安部长阮崇武的采访，记者问：听说你们的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阮答：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如果提问的人对我的回答不理解，一般情况下我还要再进行如下“普法教育”：反革命罪是刑事犯罪的一种，而且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从以下方面就可以看出：反革命罪列为《刑法》罪行分则的第一节，在《刑法》准备惩罚的全部414种罪名中，反革命罪作为一个罪类排在第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种罪”。97新《刑法》把罪的名称从“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但位置仍排在第一；《刑法》规定，对三种犯罪嫌疑人除判罚主刑之外，还必须判处附加刑，这三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死刑犯人、无期徒刑犯人和犯反革命罪的人。也就是说，凡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犯反革命罪的人，除判罚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五种主刑外，还必须选择判罚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等附加刑。该规定把反革命罪的处罚与死刑犯人和无期徒刑犯人这种“极端刑”等量齐观；
以其他罪名服刑，期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罪的是累犯，累犯从重处罚；而犯反革命罪的，一生中任何时候再犯，均视为累犯，累犯从重处罚；而且，其他罪名作为累犯对待还有条件限制：前罪须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亦须是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反革命罪作为累犯对待则无此条件限制。该规定把对反革命罪的惩罚提高到其他一切罪名之上；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反革命罪的一审管辖法院须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且审判时不适用简易程序。这从管辖级别上和审判程序上对反革命罪的审判进行双重保障，把对反革命罪的审判控制在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使审判结果最大限度的反映上层意志，也把反革命罪逃脱审判或重罪轻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刑法》的罪行分则在反革命罪一章最后一条的规定是：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除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外，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这在所有刑罚规定中，是唯一的一处“概括式”规定，也是非常罕见的。幸运的是，我所犯的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罪名，未被“概括”进去，不至于“统统的死啦死啦的有”。
按照中国的刑法理论，其他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具体的个人权利或财产权利，而反革命罪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换言之，其他罪行侵害的客体是“别人”，反革命罪危害的客体则是统治者本身。侵害如此重大和重要的客体，除过它，谁还有资格顶起“中国第一罪”的大帽子？大家此时当然也明白，公安部长阮崇武对外国记者的回答，是共产党法律中的“标准答案”了。
是为题记。
序：现在是“放风”时间
一
1997年2月17日的傍晚，我家的电话响了，里边是一个男人陌生的声音：“你是秦耕么？”我愣了一下说：“是的。”“那你下来一下，我们在楼下等你。”我说好的，几分钟后我就下来。
今天上午播出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因此我知道他们是谁了，我也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
接下来我继续把牛奶冲好，装在奶瓶里交给三岁多的女儿，然后把妻子叫来，交代她明天应该去买奶粉，并把如何辨别真假雀巢奶粉外包装的方法教给她。她不解的问：你要干什么去？我说：省公安厅的车就等在楼下，我不知我今天去了是否还能回来。她开始骂我，同时也发牢骚，并诅咒我干脆被拉去枪毙了才好。我说行啦，我要下去了——难道还要他们上来到家里吓着孩子吗？
跟女儿说过再见后，我就下去了。果然有一辆公安行政车牌的旅行车停在楼下，车上的两个陌生便衣对我非常客气。我调侃道：怎么？什么地方还有水库没有修好吗？
见他们不解，我就解释说：毛泽东死的时候，把四类分子全部集中起来到水库工地劳动，并由武装民兵看管——咱们现在就快点走吧。
他们两个都笑了，年长的便衣说：秦先生很有幽默感哦。咱们今天交个朋友，走，咱们去喝茶！”
果然，他们拉我到就近的酒店，在咖啡厅坐下。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和我很客气的聊天，五湖四海天上地下，但一句“接触”主题的话都没说，临结帐时，执意让收银员再去拿了两包红塔山香烟硬塞到我口袋。
我说你们这可是在乱花纳税人的钱啊，见他们有点尴尬，我笑着说：你们放心吧，我这几天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也不去，好不好？
他们笑着说：没事没事，今天就是交个朋友，以后多联系。
于是我们就此告别。
二
1997年后半年，他们似乎特别重视我，只是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有何政治背景。不久我单位所在地派出所经常与我联系，我明白我的名字当然列在“重点人口”名单上——刑满释放人员、有劣迹的人、吸毒人员、外地来的暂住人员等等。先是找我单位办公室主任，把我的人事档案全部复印一遍送去，虽然那档案里一大半不过是我当年高考时的试卷；后又给我打电话，让我照一张全身照送去。我天生不爱照相，总是不记得；一天又把我叫到派出所，做谈话笔录。
我问：我出狱七年多了，你们为什么还没完没了？这位姓刘的高个子警官，坦诚相告：这事永远不会完，除非你死了——中国的情况你不会不了解吧。“
接下来他告诉我，对我的监控，近期从省厅六处移交市局，市局必须建立完整的“重点人员档案”，他并发出感慨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市局里你的档案竟然是一片空白。
在做笔录时，内容涉及到我的家庭生活，刘警官对我的夫妻关系紧张一事特别敏感。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忧虑。我明白他担心什么。离异可能使我这个重点人口变得更加危险，至少是更麻烦。因此我有理由相信，1997年11月11日下午16时我婚姻解体的这一时刻，他现在和我一样清楚吧。
刘警官一口东北腔儿，高个，红脸膛，很英俊，让我想起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的那个东北小伙儿，他把他比喻为一株红高粱。做完笔录后，他反复提醒我尽快把照片给他送来。
几个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刘警官电话，还是为照片的事，他有点不高兴了。我也毫不客气：去派出所无公交车，我打的你报销吗？他提高声音：我对你一直很尊敬，按我们的要求，每两个月得跟进一次你的状况，但我都没有这样做，对你放得很松，希望咱们彼此互相理解。”我说：“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你总不能让我放下自己的工作替你工作吧？
最后他口气缓和下来，催我快点送去照片。
几日后，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两个下身着警裤，上身着便服的年轻人，他们说：刘X叫你去一下。”
天下着小雨，路上很泥泞。我跟着两个小警察到了一处地方，见门口挂着街道综治委的牌子。上了狭窄的楼梯，刘警官果然在等我。
他诚恳又无奈地说：你太不象话了。
说完不停的摇头。不一会，小警官按他的指示，叫来一个照相的人。于是我靠墙站着，被正面、侧面、半身、全身地照了一遍。记得我始终很开心地笑着——我希望今后不管何时，我都在某间屋子的某个文件柜的某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笑着，而且不管哪个警官，只要他打开我的档案袋，首先看见我灿烂的笑脸。
照完像，刘警官说：你给他十块钱。
我说：咦？这才奇怪，我免费供你拍摄，不收你的肖像权使用费，你到反要我出钱？他也笑起来，就从自己口袋掏了十块钱给那摄影师。接着他在砧板上刷油墨，分别拓取了我的十个指模、两双掌纹、两双脚纹。我穿袜子时抱怨他未能提供洗涤用品——这样穿袜子肯定把袜子毁了！我假模假样地要他赔我一双袜子。
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大笑起来。
三
我出狱十二年了。
多年来，不管我浪迹萍踪、工作单位如何变换，以至于朋友失散无从联系，但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1992年，当我出狱两年，准备与几千里外的未婚妻结婚时，她所在地的铁路公安抢先一步找到她，问她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结婚后两年多，妻子所在中学的校长，每次见到我都要告戒我：一定要小心！公安并不知道我和这位校长是好友，他们给他的任务是，把我每次去的时间、离开的时间、和谁接触过等等内容，记录下来交给他们。“我才懒得这么做！”我的校长朋友对我说。我笑着说：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得抓紧政治学习才行。
1995年5月的一天，在南京的珍珠宾馆里，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突然对刚刚进行了一次长谈、彼此第一次互相有所了解、现正准备入睡的单位领导说：1989年我出过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应主动向你说清楚。
他大笑起来。见我不解，他说：两年前，你刚来两个月，就有省厅、市局的公安同志找过我了，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单位，要单位掌握你的情况。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我走出高墙、重获自由之后，始终有一张我虽然看不见、却有形、严密的网络在监控着我。
四
女儿两岁时，有一次在酒桌上听朋友说“你在监狱如何如何”的话。她未吱声，但记在心中。一天她突然问我“爸爸你坐过监狱？”我大吃一惊，马上想起是朋友多嘴引起的。我懊恼万分：如何对女儿解释？如何让她相信爸爸并非坏人？
我抱起她，说：小姑娘，爸爸不是坏人，你要相信，好吗？等你长大些，能听懂时，我再讲给你听好吗？她未置可否。
在她不满五岁时，有一天，她又问起这事。我说：我说过等你长大些，可以听懂时我再解释给你听。
她说：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上小学了，你现在说出来试一试，看我能不能听懂。
稍作犹豫，我尝试着解释说：爸爸是因为从事民主运动被关进监狱的。民主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看，你觉得谁好呢，你就选谁当领导；谁当不好就另选一个来换掉他。而咱们中国现在的领导不让老百姓选，有错误还不准批评。……。。
女儿叫喊起来：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对jXX了——对啦，你原来是反对dXX！哎呀，这事你再也不许对任何人讲了，即使我妈妈你也不要讲。如果你实在想讲，就讲给我听，因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说完，女儿对惊呆了的我说：怎么样？就这你刚才还说怕我听不懂？
这时我只好认真给女儿解释说，爸爸不反对任何具体的个人，只是希望把关系到老百姓的事能办得好一些。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决不相信。我告诉他：的确是真的，绝无虚构。
我女儿八个月时学会说话，一岁时可以与人交谈，而且她一开始说话就可以说出较长的句子，还可以不时在句子里用一、两个成语——在她开口说话之前，我用成人的语言，每天和她不停地说话，所以她一开口说话，就直接使用着成人的语言。
五
十三年前，当我还在四堵高墙电网之内的一间黑屋子被囚时，我就想我要把这段生活写成一
本书。但十二年来，我从未动笔写过一个字，六本《狱中日记》也扔在了几千里外一个朋友处。原因有二：写了无法出版——写了是白写，说不定还因手痒而惹祸。我总不能像《红岩》那样、像方志敏那样把自己写成正面角色、把公安干警写成反面角色吧？第二是写出来之后有什么价值？
直到我在网上看到余杰说“我们要战胜内心的恐惧”、杜导斌的“勇敢说”及任不寐的“专制是对人民心内怯懦的惩罚”时，我突然明白我可以写这段经历了，我找到了主题：我要告诉人们，监狱并不可怕，我是面带微笑进去，又面带微笑出来的。我的狱中日记扉页曾自题四个字：爱狱如家。
我要告诉人们：坐监狱一点也不可怕！所以我暂定的题目是《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
但愿不要写得太长。几十万字写起来很累，但愿我还能坚持下去，把它写完，与大家分享。
是为序。
5日－7月－2002年
第一章：一次文明的抓捕行动
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缉拿归案。
但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有几套预案。并且经历了失败、失望甚至沮丧之后，却意外将我抓获。
那天上午十点多，我上街去了。我家住在离县城大约三公里远的地方。为给母亲奔丧，我回家已蛰伏了几十天，母亲在1989年6月6日偷发脑溢血病故，昨天是母亲的百日祭奠，今天我计划和几位朋友告别，明天就将再次远行。
在街上首先遇见我中学时的一位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