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现在谈你的孩子。”他指着她腹部隆起的地方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小家伙的血是Rh阴性还是Rh阳性。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他有‘大D’因子没有。”
伊丽莎白一下子把脑子里编的词忘掉了，带点担心的口气问：“如果他有‘大D’怎么办？那意味着他的血要和我的血发生冲突吗？”
窦恩伯格平静地说：“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他脸上带着笑容对她说：
“现在听仔细。”
她点点头，思想又集中了。刚才刹那间她的思想开小差了。
他很耐心地讲道：“婴儿的血和母亲的血经常是分开的。但是在怀孕期间，时常有少量的婴儿血流进母亲的血液中去。你懂得这一点吗？”
伊丽莎白点点头说：“懂。”
“那好。如果母亲的血是Rh阴性，而婴儿的血碰巧是Rh阳性，有时可能意味着老朋友‘大D’渗入母亲的血液，而那是不受欢迎的，懂吗？”
伊丽莎白又说了声：“懂。”
他缓慢地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母亲的血里经常会产生我们叫做抗体的东西，这些抗体就和‘大D’战斗一直到把它消灭掉。”
伊丽莎白疑惑地问：“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对母亲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是从抗体——母体里产生与‘大D’因子发生冲突的东西——经过胎盘进入婴儿血液开始的。你明白吗？虽然母子之间并无经常的血液流通，但是抗体却可以自由地穿换。”
“我明白。”伊丽莎白慢慢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抗体就会与婴儿的血战斗——破坏了它。”她现在脑子里完全清楚了。
窦恩伯格很欣赏地看了看她。这是一个挺聪明的姑娘，她一点不漏地都能听进去。他放大声音说道：“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这些抗体有可能破坏婴儿的血液，或者破坏其中的一部分：这种状况我们叫胎儿有核红细胞增多症。”
“可是你们怎么防止这种情况呢？”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防止不了，但是我们能够战胜它。首先，母亲的血里如果产生了抗体，通过血液敏感试验可以测出来。这种试验你现在和妊娠后期都要作。”
“怎么作法呢？”伊丽莎白问道。
“你真是个爱提问题的姑娘。”产科大夫笑了。“我讲不了化验程序。
你丈夫知道得比我多。”
“还做些什么呢？我是说为婴儿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耐心地讲道：“最重要的是在婴儿出生以后立刻给他换合适的血液。
这种做法一般是成功的。”他故意避免提到患有核红细胞增多症的婴儿在出生时就有成为死婴的很大危险，也故意避免提到医生常常在临产几周之前就进行引产手术以争取婴儿更大成活机会。不管怎么样，他觉得这个讨论最好到此为止了，他决定就此总结几句话：
“亚历山大夫人，我所以和你谈这些，那是因为我觉得你脑子里在担心着Rh的问题。而且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我一向认为最好让病人知道全部真实情况，比她们一知半解好得多。”
她听见这些话马上笑了。她估计自己确实是聪明的。不管怎样，她已经证明自己还保持着在学校时那种理解能力和记忆力。可是她又连忙提醒自己不要太得意了，这是关于她自己将要生的孩子的事，不是一场期终考试。
窦恩伯格又讲话了。“我再把重要的几点向你提醒一下。”现在他往她那边探着身子认真地讲道：“第一点：你现在或以后都可能一个Rh阳性血的孩子也不生。那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第二点：即使你孩子的血碰巧是Rh阳性的，你也可能不发生血液敏感。第三点：即使你的孩子发生有核红细胞增多症，治疗和治愈的机会也是很好的。”他面向她问道：“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这时伊丽莎白满面笑容。她被当成个大人对待，这使她很得意。“窦恩伯格大夫，”她说，“你真好。”
窦恩伯格大夫很开心地拿起他的烟斗，开始装起烟丝来，“是的，”他说，“有时我自己也那样想。”
“约瑟夫，我能和你谈谈吗？”
露西·葛兰杰正要去病理科，在底楼楼道上看见皮尔逊正在晃动着他那肥胖的身躯，在前边走着呢。
“有什么问题吗，露西？”还是他那象患感冒似的喔噜喔噜的声音，但她听出声音里没有什么不友好的语调。她希望她仍然是一个不招他生气的人。
“是的，约瑟夫。我想请你给我的一个病人看看。”
他正在点燃一支他那少不了的雪茄烟。在点着了这一支雪茄以后，他看着烟头说：“什么病？”
“是我们护校的一个学员。一个叫费雯·洛布顿的姑娘，十九岁。你认识吗？”
皮尔逊摇摇头。露西接着说：“这个病例有点麻烦。我怀疑可能是骨瘤，已经预约后天作活体检查。当然，切片会给你送去的，可是我想也许你愿意看看病人。”
“好吧。她在哪儿？”
“我已经让她住进了观察室，”露西说。“现在她在二楼。你能现在去看看吗？”
皮尔逊点点头说：“那也好。”他俩向正厅楼道上的外用电梯走去。
露西向皮尔逊提出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请求。遇上这类有恶性肿瘤可能的病例，最后意见是由病理医师提出的。对肿瘤的诊断有许多因素，有些因素有时是互相矛盾的，这就要病理医师来作最后平衡考虑。骨瘤的诊断更加困难，这点露西是特别清楚的。因此最好请病理医师从一开始就参加进去，那他就可以认识病人，讨论症候，听取放射科意见，这些都有助于他了解病情从而作出诊断。
当他们走上电梯的时候，皮尔逊停了一下，闭了闭眼。他在用手摸自己的背。
露西按了上二楼的电钮，电梯门自动关闭。她问道：“你的背疼吗？”
“有时候。”他用力直了直腰。“也可能是趴在显微镜上时间太长了。”
她很关心地看着他。“你为什么不来我的诊室让我给你看看呢？”
他吸了一口雪茄，咧嘴笑了，说：“告诉你吧，露西。我付不起你的诊费。”
电梯门开了，他们走上二楼。在楼梯道走着的时候，她说：“给你免费治疗。我是不向同事们收钱的。”
他很开心地看了她一眼。“你和神经科大夫不一样吗？”
“不一样，”她笑道，“我听说你和他们合用一个诊室，他们还给你寄了一张帐单。”
“对了。”她从来没看见他这么轻松过。“他们说跟我要钱也是治我疑心神经有毛病的办法。”
“到了。”她打开一扇门，皮尔逊先走进去，她跟着进去以后，轻轻关上了门。
这是一间有两张病床的小病房。露西和靠近门口病床上的女病人打了一个招呼，然后走向第二张病床。费雯正在看一本杂志，她抬起了眼睛。
“费雯，这是皮尔逊大夫。”
“你好，费雯。”皮尔逊拿过露西给他的病历表，心不在焉地招呼了一声。
她很有礼貌地回答：“您下午好，大夫。”
费雯还不大清楚为什么要让她住观察室。她的膝盖又疼了一次，但是为了这点小毛病也不值得睡在病床上。但是她倒不在乎这个。脱离护校的生活，能看看书，休息休息也好。迈克打来过电话，他似乎很关心她住进观察室，答应尽快来看她。
露西把隔开两张病床的帘幕拉上，皮尔逊说：“让我看看你的两个膝盖，好吗？”
费雯掀开床单，把睡裙的下摆提上来。皮尔逊放下病历表，俯身作了仔细的观察。
露西看着这位病理医师肥短的手指小心地抚摸着病人的下肢。她想：这位平常待人粗鲁的老头子动作竟然如此轻柔。在皮尔逊的手指抚摸的当儿，费雯闭了一下眼。皮尔逊抬起眼问：“这儿疼，啊？”费雯点点头。
“我从葛兰杰大夫写的病历上看到，你在五个月以前碰伤了膝盖，”他说道。
“是的，大夫，”费雯想把情况讲清楚。“开始我没想起来，后来我又回想一下，我碰在游泳池的池底上了。可能我跳水跳下去太深了。”
皮尔逊问她，“当时疼得很厉害吗？”
“是的。可是以后就不疼了，我没有在意，一直到现在才又想起来。”
“好，费雯。”他对露西打了个手势，露西把床单又拉好。
他问露西：“你有X光片子吗？”
“就在这儿。”她拿出一个硬纸封套。“有两套片子。第一套没什么东西。我们又照了一套对比度小的片子看看肌肉，看出骨畸形来了。”
费雯仔细倾听他俩的对话，觉得这些话都是在谈她，好象自己成了个重要人物似的。
皮尔逊和露西走到窗前，病理医师把X光片对着光查看，看到第二张时，露西指了指，说：“那儿，看见吗？”他俩一起看着。
“可能是的，”皮尔逊嘟嚷了一句，把负片交还给露西。他对X光片子的态度总是象一个专科医师插脚到他不熟悉的专业领域去时的态度。
他说：“影子国里的影子，莫明其妙。放射科怎么说？”
“拉夫·贝尔肯定了骨畸形，”露西答道。“但是他认为还不能下诊断。他同意作活检。”
皮尔逊转向病床问道：“你知道什么是作活检吗，费雯？”
“我知道一点。”费雯犹豫了一下。“可是不大清楚。”
“你们护校还没上这一课，啊？”
她摇摇头。
皮尔逊说：“作活体检查就是葛兰杰大夫从你的膝部，就是疼的那地方，取出一小块组织来，然后交给我……研究一下。”
费雯问：“您能从那块组织判定是什么病吗？”
“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他开始动身要走了，又迟疑了一会儿。“你常常做体育活动吗？”
“是的，大夫。我打网球，游泳，滑雪。”她又补充说：“我也爱骑马。在奥勒冈时我常骑马的。”
“奥勒冈，啊？”他若有所思地说，然后转过身说：“好吧，费雯；目前就这样吧。”
露西笑着说：“我过一会儿再来。”她整理起病历表和X光片，跟着皮尔逊出去。
门刚一关上，费雯第一次感到脊梁骨上有点发冷，一种恐惧感向她袭来。
当他俩走过楼道一段路以后，露西问：“你看是什么，约瑟夫？”
“可能是骨瘤，”皮尔逊一面想着事，一面缓慢地回答。
“恶性的？”
“可能。”
他们走到电梯旁站住了。露西说：“如果是恶性的，我得把她的腿锯掉。”
皮尔逊慢慢地点了点头。突然他显得十分苍老。“是的，”他说。“我刚刚还在想这个问题。”
十一
“子爵号“螺旋桨飞机掉向逆风方向开始下降。飞机的副翼和滑翔轮已经放了下来，对准伯林顿民用机场的一号跑道。肯特·欧唐奈大夫在指挥塔下边的候机台上看着这架飞机降落，悠闲地想到飞行和医务确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两个行当都是科学的产物，都在改变世界人民的生活，破除陈腐的观念；都在向未知的地平线前进，走向目前仍只依稀可见的未来。还有一点相似。今天的飞行跟不上新发明的步伐；最近他认识的一位飞机设计师对他说过：“当你看到一架飞机在天空飞行，这架飞机就已经过时了。”
欧唐奈用手遮着八月中旬下午的阳光，心里想着医务这一行和这也差不多。医院、诊所、医生自己都永远不能完全赶上时代的进展。不管他们怎么努力，科学试验的发展和新技术的涌现永远走在前边，甚至要先进好几年。
今天一个病人可能死于某一种病，而治这种病的特效药可能已经发明出来，正在有限制地试用着呢。新发明的东西为人所知、为人所接受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外科也是一样。一个外科医生或者一组外科医生可能发明了一种挽救生命的技术。可是在推广时，别的外科医生必须学会掌握它，还要把这经验传授给别人。有时候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例如现在心脏手术已经很平常了，凡是需要做的人都可以做了。可是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只有少数几个外科大夫有资格做这种手术，或愿意做这样的手术尝试。
对于新鲜事物，总有这样的问题：这办法行吗？是个好办法吗？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意味着进步。在医学方面有很多时候有些假象，有些理论和事实不符，一些一知半解的人单凭热情办事，结果把别人也引入歧途。有时在敢想敢干和合理的谨慎之间很难取其中。在三郡医院，技术上也有死硬派和改革派，两派都有好人，欧唐奈经常感到不知所从。
他的思路被滑翔在跑道上的“子爵号”发动机的隆隆声打断了。等发动机停转，乘客开始下飞机，欧唐奈看见了柯尔门大夫之后，就下楼到候机厅，和医院这位新来的病理科副主任见了面。
戴维·柯尔门没想到这位外科主任亲自来接。在人群当中他显得很突出：
高大的身材，晒得黑黑的面孔，等待在那里，远远向他伸出手。欧唐奈说：
“很高兴看到你。约瑟夫·皮尔逊没腾出时间来接你。我们想总得有人来向你表示一下医院的‘欢迎’。我就替他来了。”欧唐奈没有讲皮尔逊根本拒绝来接，而塔马塞利又恰巧不在本市，欧唐奈是自己自动开车来接的。
当他们从这间炎热的、拥挤的大厅走出来的时候，欧唐奈看到柯尔门向周围环视了一番。欧唐奈的印象是这位年青人正在迅速地熟悉他的新环境。
可能这是一种习惯性动作———个很好的习惯。戴维·柯尔门的外貌是很有气派的。虽然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他的格别丁料子服依然笔挺，他的修剪合宜的分头梳得很整齐，新刮的脸，没戴帽子，看起来象比他的实际年龄三十一岁还年青一些；虽然体格比欧唐奈略小，身材却很匀称。他有一张略长的脸，一个坚毅的下巴。臂下夹的皮包给他一种医务工作的职业感。欧唐奈心想：这是一个典型的青年科学家的形象。他带着柯尔门走向行李间，搬运工正从一辆拖车上卸下行李。同刚下飞机的其他旅客一起走进了拥挤的行列。
欧唐奈说：“这是坐飞机旅行全过程中我最不喜欢的一段。”
柯尔门点点头，略微一笑，好象在说：别把咱们的才干浪费在这些闲话上吧。
欧唐奈想，这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他上一次就曾注意过他那刚毅的灰色眼睛，好象不太容易摸透这个人的心思似的。现在，柯尔门站在那里，没有随人群流动，往四下张望了一下。一个戴红帽子的服务员象接到命令似的马上凑了过来。
十分钟以后，当欧唐奈开着他的别克穿过机场汽车群向市内驶去时，他说：“我们给你定了罗斯福旅馆的房间，那里很舒服，而且安静。我估计院长已经写信告诉你住房情况了吧。”
“是的，他告诉我了，”柯尔门说。“我希望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欧唐奈说。又说：“也许你愿意先花一两天时间找好住处，然后再到医院报到？”
“不用，谢谢。我计划明天早晨开始工作。”
柯尔门很有礼貌但也很有主见。欧唐奈想：这是一个考虑好了主意之后便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的人。听他的口气，他是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的。
欧唐奈这时心里估摸着约瑟夫·皮尔逊和戴维·柯尔门这两个人到底会相处得怎么样。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两个人有可能要冲突起来的。可是这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