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7部分

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年代，郭家沤麻坑小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父亲是当时学校的“负责教师”，那咱这个学校没有校长、主任。“负责教师”是个“准校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由他来领导。也许那时候正是父亲最辉煌最上进的时期吧，那时他34岁，他怎么会想干点辉煌的事业，接受上级对他的器中与考验啊。

有一天，父亲对我郑重地说：“你可得考上初中啊……”

他往下欲言又止，仅仅是这么半句话，那也是父亲有生以来和我最重要的惟一一次谈心了，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和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给我打点酒去。”他高兴了就要喝酒，我就拿起酒壶而不是酒瓶子，按钱数到商店买二两散酒，回来一分不剩，他也一喝而光。那时候喝酒的人太少了，谁有钱买酒喝？逢年过节一般人家都不会买酒，喝酒是叫人家笑话的，说你不会过日子。父亲喝酒和别人不一样，人家会说，“还是人家‘李校长’，比不了啊”。话语中，充满了艳羡。

从那次谈话中可见，父亲对第一届毕业生给予很大的希望，对我更是，这也是他想证明自己领导能力、水平最关键的时刻。我懂得，他更不想让别人说“‘校长’的孩子都没考上，只会喝酒……”

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大跃进，就像被酒精刺激了的人，不想说的话脱口而出，不想做的事一夜之间就成了事实。于是乎，教育也大跃进了，新民六中的招生，也从前两年的每年只招收两个班级，变为招收四个班级，翻了一番。在以往，每个学校只能考上几名中学生，有的学校干脆一个都考不上。现在希望大大的有了，各个小学也要来个大跃进，跃进这个龙门。

到了郭家沤麻坑小学，那年冬天老师没有放假，都到县里参加整风反右斗争去了。快过年的时候了，父亲他们才回来，我才得知教我们的张老师被定为右派份子。张老师开学就掏厕所，接受改造，后来干脆解职回家到农业合作社（就是后来的生产队）劳动改造。

新学期开始，唐老师一直教我们到毕业。他的口碑很好，很快就成了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也来个教学成果的大跃进。

唐老师叫唐国仁，是师范学校新毕业的老师，家在义县。唐老师个头不高，白脸膛，很敦实，说话有时候略显语塞，但“磕巴”得不是那么严重。他爱笑，笑的时候很少出声，最多“嘿嘿”两下就结束了。别看他有那么一点点口吃，但吹拉弹唱不碍一点事，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他那一手。和马国忠老师比，唐老师不仅多才多艺，教学上更是胜他一筹。他是科班出身，就是比穞生的强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这么评论他，他不负众望。

我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写作文的，马老师第一次布置给我们的。他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要我们照猫画虎去完成。大家画来画去，画得非猫非虎，反类其犬了。我不爱上语文课，讨厌老师讲课文那一贯的模式，什么时代背景，什么中心思想……八股得很，更不愿意死记硬背，但有的课文我还是记得很清晰。

这是1958年春天的故事。唐老师给我们讲“田寡妇看瓜”，那过程、那方法我记忆犹新。

开篇时他没有讲课文，而是讲了农村一些大家都很熟识的故事，好像根本没有进入“正题”。在这之后，唐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文题，叫做“深夜的故事”。

1958年初春，在春寒料峭中，大跃进的热潮滚滚而来，新民县动员了十来万民工挥锹动镐兴修马虎山水库。那时新民县的总人口大概不到40万。这么多人参与大跃进，可谓“上至九十九，下至刚回走”，全民动员了。所以，别看郭家沤麻坑村子很大，但每个家里都住满了民工，连屋地都睡着横七竖八的人。

马虎山水库座落在辽河与现在的101国道交汇处，那里就是沈阳通往彰武、阜新的马虎山辽河大桥。桥的西面是乌尔汗山，东面是马虎山。这两座山，比羊草沟那座山还矮大半截，但却有山的名字，所以就依山修建拦河坝，石头和土混合的大坝，没有钢筋水泥。大坝合拢，再把水憋到水库里。

马虎山水库就在这桥的东面，当时没有桥。整个库区有40平方公里，设计蓄水深度平均也就3米吧。如此“浅薄”的水库，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贻笑大方。

不久，我们学校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也气宇轩昂地加入了马虎山水库的劳动中来。方圆二十几里学校的学生也来参加修水库，很多学校的学生都住宿在郭家沤麻坑这个村子里。一时间，水库工地的人密密麻麻的像蚂蚁，在这口热锅上急急忙忙地爬来爬去。

“白天大干，晚上夜战”，我写了一首诗，还被工地的指挥部播放了，其中有一句是“天上星星闪，地上灯万盏”，说的就是夜战的景象。

到了吃午夜饭的时候，唐老师每天都派几个人轮流看守工地上的工具，我们就成了“看瓜的田寡妇”。

没有多长时间，“学生民工”撤离了水库，因为有人嫌我们是“光吃饭不干活”的人。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挑起一根扁担和两只土筐就不错了，还能挑土吗？我们只好两个人抬一个土筐，摇摇晃晃，等抬到堤上所剩无几。

回到学校，唐老师继续讲课，我们就开始写那篇作文。经过一周的一一批改，唐老师拿出了一篇范文，那就是“田寡妇看瓜”。

那时候我们都“很傻”，没有预习课文的习惯，所以对“田寡妇看瓜”事先并不了解。然而，这一课虽然前前后后讲了近一个星期，但我们的收获却非常大，懂得了写作知识和技巧，对作文不那么望而生畏了。升学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记一次劳动”，全班同学都写得很好，因为这题目似曾相识。

唐老师知道，升学考试对于学校、学生是多么的重要。那年还没有开学，唐老师就在元宵节前回到了学校。

1957年底到1958年初的冬季里，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雪峰雪岭，办公室和教室的门都被大雪给封死了。可见唐老师从义县来到学校该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从三台子下火车徒步走40多华里，还要背个沉重的大行李。

听说唐老师回来了，好多同学都来给他拜年，和唐老师一起打扫积雪，生炉子，做饭。唐老师带来一些干粮，放在行李里。打开行李一看，烙的饼还有些“温度”，他就喝口开水吃饼，这就成了他新学期的第一顿晚餐。

晚上，我去学校问唐老师算术题，他没有在办公室。我看见办公桌有一封书信，就看那上面的字。信封是用白纸糊的，上面的地址是他的家乡义县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中间的收信人叫张淑清。张淑清是谁？

我在想的时候，唐老师抱着一捆柴禾进来了。他见我看那信封，就冲着我自言自语：“这信封不是很好吗，省了钱，还能寄出去，嘿嘿。”

“唐老师，您常给家里写信吗？”

“嗯，不是的，一个学期也就写一两封吧。”

他语塞了，顿了顿，笑了，很不情愿地笑道：

“这是给我爱人写的信，也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说完又笑，笑得很爽朗，但也很无奈。其实，他还想对她说“我到学校了，你不要惦记我了”。见我直勾勾地看他，似乎觉得不该和学生说些“卿卿我我”的话，所以下半句话就打住了。

升学考试结束了，同学和家长都在期盼着发榜的日期。唐老师也在期待中继续呆在学校，放暑假他没有回家。

期待是幸福的，但也最是难熬。熬不住的学生，就去走亲串友，或是帮家里做些农活。其他老师放假了，学校空空荡荡，唐老师“熬不住”，就弹那架风琴。他爱弹东北民歌“小放牛”，曲调很是优美，可我怎么也品不出脍炙人口的滋味，倒感到有那么一丝的苦涩。

唐老师家里来信了，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唐老师憋不住就和我说，我就和父亲说，父亲就和他说，父亲让他别等了，快点回家。

他憋不住和我说事，不是让我透话给父亲想要回家，他是拿我当稀释剂，稀释他的焦急心情。那些日子，我常去学校听他弹风琴。他喜欢对我弹琴，我不是牛，对“弦内之音”有所反应。但我比牛笨，他不知道，那时我不懂男女情感，听不出“弦外之音”，我只是知道他盼发榜的那一根“弦”，考试的结果，所以他才那样和我一样的焦灼。

发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是唐老师亲自去新民六中取回来的，要走15里的土路路，淌一条没腰深的河。

郭家沤麻坑小学6年级一共37名学生，考上了17名，升学率名列30几个小学之首。要知道，那是的郭家还没有中学生，那时的中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啊！

唐老师大名鼎鼎，红得发紫，可这个学校再也留不住他了，唐老师被义县调回了当地，任初中教师。三年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打听唐老师的近况，得知他已经是义县的“先进教育工作者”了，孩子也快两岁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　　（2）

3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2）

开学前几天，唐老师才回家，是父亲领着我们17名新生走进新民六中的校门。那时家长们没有送自己的孩子来报到的，没有哪个“习惯”，家长最信得过的就是老师了，习惯由老师为他们做主。

新的教室还没有全面竣工，俨然是庙没有修好，和尚就蜂拥而入了。据干活的瓦匠说，那时的罗家房乡和三道岗子乡只有那么三个瓦匠，都在修建教室的工地上。什么都在大跃进，能工巧匠怎么就没有跃进上来？

这就是教育的大跃进，超常时代的跃进，少了这道风景就谈不上大跃进了。虽然我们到校后才知道还没有学生的宿舍呢，但还是抑制不住对新生活的欢天喜地，一个个兴致得很。我们晚上住在哪？到晚上再说吧，没有谁为此而感到忧虑，就像家长相信老师，我们对老师更是深信不疑。

放下行李，第一堂课就是劳动课，拔那没膝深的杂草，操场上到处都是，还有那些没有清理的碎砖烂瓦，都等待我们新生给他们安置，否则，连校长都不会心安理得。

陌生的同学，在劳动中互相询问着对方的母校，试探着对方的性格，交谈着沟通着，像一群邂逅的羊，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对方的皮毛，希望接受彼此的气味。加上老师的和蔼可亲，路人对我们驻足羡慕的端详，没有人去考虑“烦恼”，都很自豪成为一名中学生。

我们1年2班的班主任也姓李，他自己介绍的。李老师还戴着他毕业前的校徽——大连速成师专学校，觉得他相当有学问，也许他就想证明这一点。

李老师，李玉秀20上下岁，新民县大喇嘛村人，中等身材，白胖白胖的，像个瓷娃娃，像他的名字，很秀气，堪称“快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人很是敦厚，似乎没有什么脾气。他教我们植物学课程，开始讲课的时候，他不敢看我们，只顾低头看备课笔记，偶尔抬头看看天棚。后来胆子渐渐地大了，脾气也长了，动不动就发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然而，毛主席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一次班会上，李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班干部都“整风”了，只留下张柏芝一个人。新的班干部，都是膀大腰圆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管起我们来比老师还老师，开学时的笑声戛然而止。

平房的教室没有彻底完工，是个烂尾工程，几个班级只好在一起上大课，和月牙河小学的复式班相差无几。尽管“教室”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老师还是能够上课，但晚上睡觉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睡在露天的课桌上，木凳上，翻个身就会掉下来。第二天还得早早地起来，摆好桌椅，不然那课就没法上了。这些我们都能克服，也没那它当成困难，相信慢慢会好的。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课真的不能上了。

1958年下半年，风风火火的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新的名词一个比一个新鲜。什么“大炼钢铁”、“滚珠轴承化”、“自己动手生产土化肥”……凡是公社党委号召的，学校都要坚决地执行，各个班级都要力争上游。

对此，我们1年2班哪个项目也玩不转，处处被学校排在下游。领导把李老师抠个底朝上，他能不火吗？脾气能好吗？于是，在他很难统治班级的境况下，就改组了班干部，提拔一批得力的“二老师”，实行高压政策，打压那些不听话的“调皮鬼”。

新的班干部的确雷厉风行，干了一番“大事业”。无奈的是，别的班级之“管理”也如法炮制，我们班又不情愿地“下游”了，雷也不响了，风也不行了。

李老师见大势已去，却又不甘心败在别的班主任老师手里，又有“新政”出台了。

他找来班干部一边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边又猛烈地为他们打气，一边研究部署“新政”的实施方案。

别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都是红人，李老师年纪轻轻的哪能不想红过他们啊？只是眼下始终处于下游状态，急得他眼睛红，嘴唇发紫罢了。

现在我算明白了，无论是什么事儿，只要是一研究，就会研究出个“新政”，创造出一个新形势来。这“新政”就是轮番召开对“调皮鬼”的“辩论会”。

“辩论会”同“文革”时期的“批斗会”、“路线分析会”是一个祖宗的几代子孙，只是辈份不同，性格是一样的，具有同样的遗传基因。

“辩论会”，其实就是组织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群起而攻之，让你风声鹤唳，毛骨悚然，乖乖地跟着感觉走吧。

辩论谁呢？梁显杰、吴义纯，还有我。

梁显杰的毛病我知道，我们俩年龄差不多，个子都很小，但饭量却很大，长身体的时候都这副德性。

开学不久，我们就到生产队参加秋收去了。我们和成年人干活的方式一样，劳动时不分体力大小，都是“老太太吃黄瓜——一替一根”地干活。成天的劳作本来就难以挺得住，再加上住在生产队的凉炕上，休息不好，身体一直处在疲惫之中。更难以忍受的是吃不饱，伙食上除了两个比眼珠子大不许多的窝头外，没有任何的副食可以填补饥肠辘辘的肚子。到了晚上，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有泡尿都懒得撒。

一天，梁显杰尿床了，很是难为情。大白天的，他怎好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晾晒被尿的被褥啊。他想请个假，等同学们劳动走了，好自己处理一下这尴尬的麻烦。

他也知道，没有充分的理由，李老师不但不准假，还要说你逃避劳动。逃避劳动，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最可耻的行为。思来想去，梁显杰很有把握地向李老师请假了：

“李老师，我要请例假。”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例假”，梁显杰说完，只听得大一点的男生和女生们哈哈大笑，笑得李老师恼怒至极，当场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

“混蛋，你也配请例假！”

梁显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假没请下来，还挨了李老师的严厉批评。众目睽睽的耻笑，一肚子的委屈，叫他忍无可忍。他毫不退让，和李老师叫板：

“那为什么女生一请例假，你就给啊，我怎么了！”

“滚！”

这相当于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品德败坏，低级下流……逃避劳动这一条都显得不那么严重了。他会有好果子吃吗？你就等着吧，反正你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吴义纯在班级里也是“小字辈”，劳动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及格的科目。一天晚上劳动结束后天已经黑了，他请假要回家，图的是可以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