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次变卖房产器物，几次改行，最终落得个举步维艰。要知道，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可以“异想天开”的年月。
1988年底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已经走进破产的绝地了。
在这之后，经下乡知青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全家去了沈阳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了修理工。从此，这个家才有了转机，也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务农。
他不愿意在家里务农，我受父亲的嘱托曾领着他北大荒谋业。去时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干好。到那一看比家里还艰苦，花去了一笔路费又打马回山了，那是1973年元宵节前后的事。
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化冻土，他就急于“种地”，一心弃农经商。结果房子卖了买回一辆三轮车，要卖菜。父亲说，你自己家的菜都不去卖，怎么能靠“倒腾”挣钱啊？果然，不到一年就赔了血本，房子都没有了。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时机的问题，二是没有一点吃苦的精神。
在农村已经是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了，去沈阳当汽车修理工是他的唯一的出路。他已经无法在农村生活了，买不起种子化肥、交不起承包费和提取、没有住处，甚至没有隔夜粮。大家也周济他，但“供一饥不能供百饱”，何况也都是“癞蛤蟆逮苍蝇——将供嘴”！
人怕逼，马怕骑。二弟在生存线上被逼出一条生路来，只好去了沈阳打工。20多年来，有一点他没有改变，就是“奔波”。他还是像在农村的时候，从辽河东搬到辽河西，现在是以沈阳为根据地，在盘锦、本溪、辽阳……之间搬来搬去，到处修车。不同的是，手头有钱了，他和儿子一个月可以几千到一万多的收入。手头有钱了，生活改善了，在沈阳买了一套楼房，至此才安居下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她的零用钱由几个妹妹承担，不让二弟拿分文，他太困难了。这些年来翻身了，也几次接母亲去他那里小住几日。他说：“一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绝不能不要父母。”没有亲生二弟时奶水不足，她就一天三次“嚼奶布子”喂他。所谓的“嚼奶布子”，就是把煮得半熟秫米饭捞出来嚼碎，再用布口袋过滤。过滤后的汁液就是“奶”了。二弟不忘母亲的辛苦和养育之恩，让母亲去他那里享受，也算难得。母亲嫌他的楼太高，住上几日觉得上下太不方便就回来了。
我要去北京前曾打电话向他通报，他不在家。弟妹鲁桂琴没有表示什么态度，李昊结婚时也请了他们，但没有成行，所以我们多年也没有见面。大妹妹说，不来就不来吧，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对他也少了一份惦念。
大妹妹李会贤1948年生，我们都是董家窝铺的生人。他念小学5年级的时候，因为老师错怪了她，从此辍学不再踏进学校半步。她就是这样一个烈性的人，受不得不白之冤。大妹妹心地无比的善良，还能吃苦，他比我早参加农业生产两三年。我结婚一年后，她也嫁人了。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相互之间的感情自然要比他人浓厚得多。我年高中的时候，得从三台子火车站去新民，还得背个大行李。1963年上学期，他非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凝不过她只好同行。到了火车站，望着妹妹的回家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告诉她，不要直接回家，半路上到三姑家住一宿明天再往家走。
三姑是父亲的胞姐，离三台子20里路，那里离家还有28里。我说得恳切，她让我放心，说一定会到那休息歇歇脚，我才答应她回去。
小时候妹妹很爱读书，从来不会旷课，因为和老师的矛盾不能解决她才“失学”了。我想她一定会很痛苦的，所以才珍惜我读书，才不怕劳累送我上学，那时她才16岁。可惜的是，我是个半成品，辜负了大妹妹的一片苦心。但这不愿我无能，而是那时的社会不允许我升学，对此不再赘述。
我高中毕业了，大妹妹也长大了，更加懂事了。她没有像我那样的忧愁，太息，执著地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我没有什么可以慰藉她的，只有那枚铜质、白地、红字、金边的“新民高中”校徽送给了她。她爱不释手，常常佩带在胸前。一见到这情景，我就很内疚，就很伤感。
大妹妹对父母非常孝顺，对公婆胜于对待父母。她的公公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和惦记他的儿媳妇：“要不是会贤这么照顾我，我头好几年就死了。”他告诉儿子：“我和老李家处亲戚，没处够啊……”
大妹妹家在沈阳于洪区解放乡，她和妹夫卢治埜都是解放农场的员工。她入党好多年了，比我要早几年，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口碑很高。父母对他最放心，她也像长者那样处处事事关心她的弟弟妹妹们，扶持他们的家计。
4 我的兄妹（柳暗花明）（2）
二妹李凤贤出生于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她也是对父母贡献突出的一个。她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结婚了，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妹妹。“文化大革命”使她过早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去了生产队干活。1977年父亲因病退休，工资虽说不比在职时少，但去掉一年看病的花销就所剩无几了。按照有关规定，父亲在解放前参加工作，属于离休干部，可有关政府部门从来没有落实离休干部政策，医疗费不按规定报销。就这样，那时他们一家5口人的生活就显得很吃紧，二妹妹的劳动所得就成了支撑家庭重要的支柱，女孩当男孩用。
父亲退休后，按有关文件精神，三妹妹李婧贤“接替”了他的工作，叫做“接班”。这就是拨乱反正形势下特有的一项“优惠政策”，工人可以接班、教师可以接班，几乎各行各业都可以接班。
三妹妹初中文化接班当老师，还算是在教育界素质高的了，好多教师的子女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是文盲，根本不能胜任教学，不也走进课堂了吗？为了解决接班不适应教学的尴尬局面，各市县不约而同的举办在职学习班，这就是后来风靡一时“办班”怪胎的鼻祖。
在三妹妹学习期间，二妹妹经人介绍于1980年结婚了。父母没有什么陪嫁给她，她也毫不在乎，体贴家境的贫寒。结婚那天，没有大车小辆地送行，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远行40里路送她的。那是父亲的身体还算可以，但骑车还是很吃力。按当时的风俗，我们是在婚礼的头一天到达她的婆家六王屯的，叫做“送姑娘”。在那住了一夜，第二天婚礼结束再骑车回来。
二妹妹和妹夫刘立仁都是特能吃苦的庄稼人，靠自己的勤劳苦作挑门户过日子。除了侍弄几亩责任田之外，农闲时节还要做些皮鞋的活计，收入不菲。
习惯上人们把农村称之为“广阔天地”，其实那个时期的天地已经很窄了。他们那个地方的口粮田和责任田很少，靠卖粮食过日子仅仅能解决温饱，盖房子、娶媳妇、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供孩子念书就得另谋出路，不然就难以维持这个家。所以，她们即使是在农忙时节，有做鞋的活也得去做，宁可挨累。只有这样日子才能顺心如意，才有余钱干些别的。所谓顺心，说白了就是两条：一是有事干，二是能干事。没事可做只有受穷，还能顺心吗？不能干事也得受穷，也不顺心。她们那个村子有好多家个体鞋老板，只要你能干就有事干。二妹妹两口子都会做鞋，手艺也是没的说，别人没有活他们也有，做鞋没少挣钱。不然的话，供她的女儿念大学就是一句空话了。
三妹妹和妹夫安立克都是接班的老师，后来的教学水平也都得到极大的提高，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真是很难得。教师这行有个定的收入，但没有过高的工资。幸好她们只有一个孩子，一家3口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二妹妹结婚后，父母多由三妹妹照料。她结婚后去了65里外的兴隆店，四妹妹变成了一家人的生力军。
我的四个妹妹几乎一样，她们结婚时家里没有什么可以陪送的，婚礼也简单得很。三妹妹四妹妹结婚时，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根本不能参加婚礼了，都有我这个兄长代理主持。
到了1986年，父亲由原来的9口之家只剩下3口人了，父母对此有些伤感也有点急切。急切的是，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小女儿的终身还没有个谱。父亲已是步履维艰难以身体力行了，四妹妹的婚事只好嘱托给我，让我择机而定。我责无旁贷吧，经我介绍四妹妹嫁给了太平庄谭家。
四妹夫谭文明为人诚实，四妹妹也老实厚道，这就是这门婚事的前提和基础，父亲很是满意。
当时我考虑的除了人品之外，也考虑到其他三个妹妹的婆家离娘家太远，家里万一有个大事小情的，父母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独木难支。这也是父亲同意这个婚事的另一种考量，也是我们父子之间唯一的一次默契吧。
1987年冬四妹妹结婚了，时过一年父亲与世长辞，母亲回到我家，一个9口之家就这样彻底解体了。
民国32年，也就是公元1943年父母结婚了，这个新生的家庭一共存在了46年。到1988年，一个曾经四世同堂的家庭，在战争与和平，动荡与颠沛中走过46个寒来暑往。46年的绵绵岁月，像一根柔韧的绳索紧紧地捆绑这一家人，捆绑着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斗转星移，这个绳索就像田间的节股草（学名问荆）在一节一节地崩断。脱落下来的一节恰似一段藤蔓落地再生，又在风雨中成长出新的藤蔓，成为有一个新的绳索继续捆绑一个新的家庭，生生不息……
我的新的家庭诞生于1966年。1998年我们去了北京，我不想这个家就这样的解体，但没有办法可以延续。还好，沈阳这边要生孩子了，于是，1999年3月27日我决定返回沈阳，重整旗鼓再创家业。我要让父母赐予我的这段绳索把我们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10年、20年、30年……
后记
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时刻，记载着难以抹去的经历。我的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有两个，希望以后不再发生。
一是1964年5月14日，那是我人生的拐点。那一天我决定放弃高考，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让我走上有悖于理想之路，上山下乡了。
一是1999年3月27日，那是我人生的另一个拐点。当初我决定去北京，那是我心里最为矛盾和痛苦的日子。在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用心血营造的家会在瞬间解体，更没打算年迈的时候会依附于三个子女其中的一个，更没料到会去中国最为瞩目的城市生活……就像我没有预料到会上山下乡一样让自己震惊而不能镇静。
是的，我也没有预测到在北京呆了半年之后沈阳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小女儿已经怀孕了，需要我们来照顾。
也好，北京呆够了，该玩的也玩了，该去的地方走遍了，不过如此。但举目无亲思乡心切，是我“讨厌”那个地方的根本原因。再有就是那时我才55岁，浑身的余热无法释放，烧得自己周身难忍，这也是我想离开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回到沈阳我不想和子女在一起生活，要重新安家“立业”，让自己一度“休息”的家再次复苏，再次涅槃。
原来的家业早已荡然无存，重新崛起谈何容易？
房屋、家具、锅碗瓢盆、彩电、摩托，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梦见的机会都很少。我们身边仅有的就是两床旧被褥，简单的衣物，辞海等从没离开过我的一些书籍，还有一家人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一只自来水笔……就这么多的全部家当。
3月27日下午3点钟，我把所有的家当装成了4个化肥袋子，从中关村双榆树邮局寄往沈阳。这些东西是我们俩用自行车驮到邮局的，一个家还没装满一辆自行车。
那天西南风很大，是我在北京经历过的最大的风了，它把我们刮过了沈阳。当天晚上，我们乘坐北京到抚顺的火车，第二天早上7点40到达沈阳。
沈阳的初春乍暖还寒，想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如此的“沧海桑田”，情也酸心也寒。
半年前，在老家我也是个响当当男子汉。且不说我靠自己的打拼成就了一个公务员的身份，也不说子女给我戴上多么耀眼的光环，单说挑门过日子的家业也足够叫人羡慕的了。如今落得个“有人无家”的境地，还不如家徒四壁的境界，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去在寒风中无尽的体验。
从北京回来，我的口袋里只有2000元，没有一分钱的存折。是孩子们出手帮我买了一处60平的楼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这个楼一共花了4。6万元，也就是说我不仅一无所有，而且还背上4。6万元的饥荒。虽然钱都是孩子们出的，但我觉得我还有能力来偿还这个“内债”。就这样，一个新家又从“还债”开始了，尽管他们早已声明这些钱是无偿的，根本不需要我来还清。
一切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也全然一新，比我们结婚时还要齐全，自己都觉得好笑，但很难笑得开心。所以这样说，那就是留恋原来的家吧，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情感，不像新的家和我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有了安身之处，第一件事还是写这部回忆录，不能半途而废。这也让我很难，起笔和收笔不在一个地方，心情的节律又是那么的迥异，心绪总有天各一方的感觉。终于，经过我的迅速调整，动荡的情绪得到了平静，写完了剩余的部分。其中后记就是写到这里的，那时没有电脑，我也不会使用它，写完的手稿就搁置起来。下面的文字是我有了电脑后，才开始把后记做了补充，而且很有必要。以下则是我有了新家后的一些记载，和这部回忆录不可分割。
1999年4月22日我完成了这部近40万字的回忆录，便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创业”。所以说是创业，就是让文字来完成我以往没有实现的夙愿。
几十年来，我经历的太多了，感受的太深了，那就是丰富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现在提前离岗休息了，也就是假退了，有很多时间来梳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开始了文学创作。
在我工作的时候，也曾发在报刊上表过一些文学作品，诸如新诗、散文诗、小说、散文、寓言、报告文学，但都很零星，都是偶有灵感的即兴作品。现在充裕的时间了，便可以系统地进行“单一”的文学样式的写作了，我要完成百篇短篇小说的创作，来写我生活中熟悉的朋友，以他们作为创作原型。
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百篇工程”，并有50余篇发表在报刊上。由于报刊上的这些作品限制字数，所以这些作品大都在1500字左右。2007年春我着手编辑《草根轶事》短篇小说集，收集了近百篇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小说于其中，共17万字，2008年初由黑龙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草根轶事》，还完成了中篇小说集《草根说事》共20万字，《炊烟的诗歌》也写完了100首农村题材的“诗集”。
所有这些都给我一种感觉——我的人生价值到这个时候才得以真正的提升，无论别人对我的过去和现在是怎么评价的。但有一点可以得到共识，我离开岗位后的生活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也有了我个人的新形象。新形象，就是开创新的我的“事业”，有别于政府公务员的形象，不是政客是“文人”吧。
我不是什么知名的大家，靠写作挣钱来实现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有点天方夜谭。但我已经迈进了城市的门槛，就得有城里人的“行头”，生活环境就得与城市接轨，那就需要更多的钱让自己羽化吧。
2001年，经人介绍我做了一年半的社区书记，工资是每个月150元。说是介绍，就是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干这样“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