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55部分

一个贫农的女儿能愿意嫁给我，足够了。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她很有主见和远见，比她的父亲叔叔强多了。她“力排众议”，坚定地和我走在一起，使她的五叔束手无策。值此，我们完成了“志同道合”的过渡，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家庭的幸福。

　2　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2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吉祥源于自慰，幸福各有诠释。

1970年9月1日，我再一次走进校门做了6年的民办教师。1971年腊月，小女又出生了。5口之家靠我一个人挣工分来维持生计，摆脱温饱都是问题，给幸福加分谈何容易？大孩子和二孩子只差19个月就见面了，二孩子与小女也只差两周岁，他们太“挨肩儿”了。几乎一般大的3个孩子像似一窝雏燕，嗷嗷待哺，脑袋和身躯只有一个很细的脖子连接着。

孩子的母亲难以走出去挣工分，只好以养猪来弥补活命的困扰。猪仔很贵的，买一只猪仔就要花去所有的积蓄，有时候还不够。第一次养猪，还没等出栏就病死了。打进去猪仔的本钱还不算，吃了那么多的糠皮和粮食比猪仔还值钱。孩子妈妈伤心得落泪，自叹命苦得不到“血财”。“血财”就是养猪鸡等畜禽得到的钱财，据说是和每个人家运气有关，和你的血脉相连，不可强求。当然了，我们不信这一套，就口挪肚攒又凑够了买猪仔的钱，为了生活又一次孤注一掷。这头白毛的猪还算命大，养了一年又两个月，国庆节的时候卖给了二道房六队。自打自己过日子，我们头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很是欣喜。不过，细算一下这笔钱刚好是两头猪仔耗费的成本。这就是农村常说的那句话——零钱凑整钱，也叫耗子尾巴生火疖子——没多大“脓水”。

1977年是我家最后一次养猪了，一共两头小猪。我没有钱买石头砌猪圈，猪只能拴起来养。结果，拴两头小猪的铁链子缠在了一起，其中的一头小猪被铁链子累死了。孩子妈妈有一次心疼地嚎啕大哭，舍不得把死去的小猪扔掉。是啊，家里的开销全指望它们出钱，这下可好，给孩子换季买衣服，平日里的油盐酱醋……一切都化为乌有。我看看猪，再看看哭猪的人，心里就是一个苦，苦不堪言。

养了六七年的猪不挣不赔，打进去数不清的风来雨去挖猪菜的辛苦。于是，从那时起与养猪无缘了。

我决定不再养猪了，孩子妈妈听了“咯咯咯”地痴笑。她喃喃自语：“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这些年连拉扯孩子带养猪，只是多费点眼神罢了。”在她看来，猪和孩子一样的重要，都是她放的羊。诸没有养起来，孩子倒是在“无意”中长大了，这就是收获吧，就是辛辛苦苦换来的利润吧。

她乐着乐着突然不乐了，也不再哭了，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生产队的工分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总比养猪要保靠些，明天我就去上班。”这叫我吃惊不小，但也很相信她能做到。

庄家院的活计，种、铲、割……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顶一个强壮的男劳力。我们没有结婚时，她当了好几年的妇女队长，一年四季领着20多妇女下地干活。所以她提出重操旧业，我没有阻拦，只是两个孩子上学和一个孩子还小，没有人做饭是个难题。她说：“没有牛，就使唤犊，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时候大孩子不到10岁，老二8岁，小丫头才6岁，都是顽童，能为家里做些什么啊！可是，为了生活只能出此下策了，也叫做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吧。

生产队的规矩是，不管农闲农忙，上班要早下班要晚，她不能做早饭，就由我来做。孩子们吃过早饭就去上学，我去上班，她早上不吃饭，其他社员也这样。剩个小丫头就去奶奶家或姥姥家，再不就“放羊”，让她和别人家的孩子们到处闲逛。

晚上孩子放学早，晚饭就有他们哥俩来做。反正是煮稀粥，把米放进锅里再添些水烧开就可以了。所以，晚饭不是硬就是太烂了，焦了煳了没煮熟也是常事。渐渐地，他们也会做饭了，虽然没有大人做得好，但饥不择食，就没有那么多的挑剔了。

第二年，小女儿也上学了，她也承担起做饭的角色，三个人一替一星期做饭。“看谁做得好”，我鼓励他们。

孩子们很懂事，见大人实在是太忙了，早饭也有他们尝试着做了，腾出来时间我就侍弄菜园子，或是捡柴禾。

农村的早饭一般都是苞米面的大饼子，孩子不会用碱，做出来的大饼子常常又黄又硬又酸。

女儿个子小胳膊也短，站在地上够不着锅，就蹲在锅台上贴大饼子。锅的上部分贴大饼子，下面就熬汤，连饭带菜一锅出，省柴禾也省事。又一次，老二贴大饼子熬汤时，竟然把一瓢泔水倒进锅里。他舍不得汤里那一点油，没有重做，我们就成了喝泔水的猪了。觉得不是味道，他才说出底里根由来。

自从她上班，孩子们做饭，家里好像有了一点转机。一则妈妈可以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捡些柴禾，挣了工分又有了烧的，一举两得。二是孩子们也体会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学习上更加用心了，懂事多了。那年的秋收分配，我们家第一次有了结余。过年的时候，妈妈给他们每个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他们不等过年就穿上了，到处地显摆，得意洋洋的。逢人便说只是妈妈给买来的。我纠正说，你们说对了一半，其实是你们自己挣来的，你们不做饭，妈妈能挣来买衣服的钱吗？他们听后更高兴了，大概是体味到了自食其力的快慰吧。

钱是有了一些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同负债比算是有了质的变化。然而，温饱问题依然困扰我我们，那就是口粮的拮据。

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本来就不多，还要从基本口粮的份额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以分带粮”。也就是说，为了给劳动力“足够”的粮食，从每个人的口粮中拿出20％作为按工分分配的粮食。我们的孩子多又小，按孩子年龄的不同，得拿出30％到70％的口粮。这样一来，我们一家实际得到的口粮只有3。5人的份额，包括我们俩的“以分带粮”。孩子小不等于不能吃，他们正是长身体的节骨眼，一天吃得比大人都多。不管你怎么算计，我们家一年要缺少一个季度的粮食，真是要命！那时候每家都还有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的不足，可孩子们没有自留地。靠自留地解决“亏空”简直是杯水车薪，不足的部分只好到“黑市”上买了。所以，从生产队领回来的那几个钱还不够卖粮食的。过年给孩子们买新衣服，也是“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了，不然年一过开春也没有换季的。

　2　我的一家（难修边幅）（4）

2我的一家（难修边幅）（4）

那时候的农村，几乎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给孩子们买衣服穿。所以这样，一是图个喜庆，二是也要换季了，三是平日里真的没有闲钱，转等生产队年终分配，再有就是布票甚是金贵。有了布票和钱，就可着孩子们穿戴，大人只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我就要当老师了，穿的怎么也得体面一点吧，那叫为人师表啊。可是，我哪里有钱啊，不都花在孩子的身上了吗？

思来想去，她就把自己结婚时那条女式蓝呢子裤悔了男式的给我用。上衣是浅棕色的夹克衫，下摆已经有好几处“水茬”了，破翻翻的。同事们有一半是公办教师，人人都有手表。民办教师们家境差一些，但也都有手表可以掌握课堂上的时间，唯独我没有。我们订婚的时候曾经花80元从沈阳中街买来一只上海牌半钢坤表，盖房子的时候卖掉了。

初当老师掌握不好时间，不是课没讲完，就是讲完了课还有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消费掉，弄得我左右不是。没有办法，她就把她妹妹的手表借来了，后来一咬牙就买下了，也是我们互相成全了对方。

她妹妹要结婚了，嫌那块手表是男式的就商量卖给我，40元的优惠价，比原价少了一半。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她只好赊给我，不让我宁可受憋也用不起的。现在，尽管儿子给我没了高级手表，但那只丹东产的红旗牌手表依然保留着，时不时地拿出来上弦让它走动，它已经陪伴我走过几十年的历程了，岁数比我的女儿还大。

刚刚时兴“的确良”，许多老师都有一件，穿起来“的确凉”薄薄的面料，永不消褪的颜色，耐汗、耐穿、耐洗，的确优良，我自然也很羡慕，何况那时我还不到30岁啊。可是，一件的确良衬衣10多元钱，对于我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望不可即。就在别人不爱穿的年代，我才享受这样的高档衣物，落后他人五六年。

一个堂堂的老师尚且“不修边幅”，孩子妈妈的衣着更是寒酸了。结婚时的红布帷幔悔了做成夏季上衣，一穿就是好几年。农村有一句俏皮话，叫做“老母猪去赶集，家里外头一身皮”，用在我们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我从来都是星期天洗衣服，周一再穿上，在家在学校就那么一身皮。即是衣服穿破了也不能扔掉，悔了后给孩子们穿用，大的穿不坏就给小的穿。孩子不懂的什么叫体面，倒是学会了我教给他们的一句话：“笑破不笑补，补上就是有”。有一张照片是我领着毕业生照相时和家人的合影，小女儿花格子上衣的补丁多得已经看不出哪是原来的面料了，这黑白照片依然在我们的相册里。照片中，三个孩子都在乐，其中老大的眼睛乐得都睁不开了。他们乐什么？当时和过后我都没有问过他们究竟。我想：也许是初次照相感到新奇而快乐吧，也许是小哥俩乐他们的小妹妹“斑驳灿烂”的衣服吧，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要是有更体面的衣服一定会换上的。

我们俩一年下来所有的工分（民办教师也挣工分），去掉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柴草，剩不下几个钱，普天下大都如此。所以那时各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全凭家底厚不厚。所谓家底，也叫底垫，一是指多年的积蓄，二是说结婚时的花费有多少，也就是父母给你多少。我们结婚形式上很简单，“内容”上更不能用简单来概括。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必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包括手表在内，和给她父亲花34元买了一身皮袄……一共只花了不到600元。这不到600元的“婚费”有一半是我自己从姑姑家借来的。借来的钱能舍得花吗？从沈阳回来还剩下70多元，如数交给了父母，一分未留。

结婚时的炕柜花了69元，也在“婚费”其中。柜面有4个镜子，上面是“花卉”——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都是很流行的革命色彩。这柜子是我和王凤成李凤仁三个人，拉着手推车从沈阳的北行拉回来的，那天正是数九的第一天，天气嘎嘎的冷。所有这些就是我的家底，到孩子们上大学了，除了炕柜，其他的东西不是变卖了就是物尽其用了。

回想起孩子们的读书，那得说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光了。幸运什么？不都是他们考上了大学而令我们欣慰，重要的是那时念大学很“便宜”，没有这费那费和高消费。要是现在，我供得起吗？那时的学费，是真正的学习费用，仅仅是笔墨纸张而已。我所耗费的除了笔墨纸张而外，是我正值青春年华的充沛精神和心机。

　2　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2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一生中我得到的大小教训太多了，最没齿难忘的就是与老师“交恶”。我一直很幼稚也很固执，不会和老师搞好关系，使得老师很讨厌我，也让自己很苦恼，理想和愿望未果，遗憾终生。对于孩子，我不能让他们重蹈我的覆辙，也给他们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个比我优越的状态。我也不能像父亲对我那样不闻不问，我要尽力为他们走上顺畅的路做引导，开到他们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疏导他们思想化解疑惑，轻松地走自己的路，实现我没有触摸得到的夙愿。

他们刚刚上学，我就让他们通过竞赛得到快乐，把握自己的前程，多孩子的教育也一步一步向既定的目标靠近。

那时屋子里的四壁已经没有了李玉和李铁梅那样的年画了，也没有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取而代之的是四张图表——思想品德竞赛、学习成绩竞赛、生活劳动竞赛和勤俭节约竞赛，每一项都细化到他们的生活学习中。比如：得到老师的表扬记1分，学习雷锋做好事记2分，获得学校奖励记3分，最多的是被评为三好学生记5分。这一类的得分要实事求是地填在思想品德竞赛表格里，期末做统计。每次考试的分数自己写在学习竞赛的表格中，按及格、良好、优秀等档次计分。家庭劳动各有分工，两个大孩子负责抬水，小女儿专管抠水井的井碗。井碗不抠出来，井水就会滞留在井管里，冬天就会把水井冻裂。小女儿抬不动水，她又很认真，就把抠井碗的事交给了她。假如她忘记了，就会有哥哥们的提醒，但要扣她一个劳动分。其他的家务，像洗碗、做饭、圈鸡，都一一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家里的事情井然有序，人人尽职尽责。

每个孩子根据年龄的不同，学习费用也有所差异。在学习费用上花多少钱由自己记在勤俭节约竞赛栏目中，节省下来的钱自然有他们自己支配，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有了这几项竞赛，他们都很高兴，还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生怕自己落后了。为了节约用纸，老二李昊的笔记本上的字总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用的废纸几乎看不到一处空白的地方，白色的纸张成了蓝色的了，好像蓝纸画了几道白印。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吧，三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几乎被他们承包了，我们就会腾出一些时间把劳动投入转化为货币增值。

生产队的分值（10分的价值）越来越低了，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是尽人皆知的天方夜谭。生产队墙上工分表的名字不下七八十人，而真正下地干活的往往不到一半。你看，队长、会计、饲养员、大队的兼职干部、看青的，都到这个墙上记工分。还有被大队和公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抽调的，什么治安的人保组、武装民兵训练……都在墙上坐享其成，且风雨不误的记工分，满勤。更有和领导沾亲带故的，找个理由就干光记分不干活的差事。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给日本人干事还要“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由此而来。

忙铲忙割的季节，生产队的人手严重不足，就把妇女当成了生力军来使用。孩子的妈妈正是受命于这个危难之时，再次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几十名男女劳动力下地干活，成了“打头的”。在旧社会，打头的就是领着伙计干活的，新社会把打头的封为组长，社员还是把他叫做打头的。她当了打头的，生产队每一天多给她记一分，一年300多分只不过值一二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收入吧。

眼看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念书的费用也与日俱增，这样混下去无疑是“坐以待毙”。1978年秋，公社领导以照顾干部家属为由，她去社办企业公社的服装厂上班了，每个月可以挣六七十元，一年就能顶上生产队两三年的收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心花怒放，苦累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家离公社25里，她要起大早贪大黑地上下班。风和日丽还可以，顶风冒雪就苦不堪言了。每一天到家后都是一身汗水，但为了挣钱，总比死了猪流泪水要开心，也总比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只能领回口粮和柴草要好。

服装厂的活计很累，赶上服装急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