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很远，好像在西天边上，好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感到有些闭塞与原始。虽然我能听懂这里的语言，可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习俗和我的“家乡”大不一样的，处处感到既陌生又很新鲜。
学校没有新安堡规模大，学生老师也很少，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是五年级的学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所以我是1958年第一届毕业生。
来到生疏的环境，我没有生疏感，新的同学对我都很热情，很快就有两个好朋友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意思去结交的朋友，是按大人们的朋友概念相处的朋友。其中的一个叫郭志彪，另一个是孙方举。
郭志彪，和我家在那家窝棚的房东都姓郭，但读音却不一样，郭志彪的“郭”读“国”，是第二声。
那家窝棚的房东是老哥俩在一起过日子，守着一棵独苗郭洪奇；郭家沤麻坑的郭家，也是老哥俩守着郭志彪一个男孩，真是巧合了。郭洪奇和郭志彪一样的“悲伤”，小时候母亲就没了，而他们俩的个性却有天壤之别。郭洪奇，从小就娇生惯养，对同伴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在新安堡念书时，郭洪奇住西屋，我家住东屋，许多事我都由着他，我们之间没有友情可言，倒有寄人篱下，任人摆布的感受。当我们都为人之父了，才都各有所悟，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题，像是久别的同胞亲近不够。可那时不是，同屋不同情，同床不同梦。
郭志彪和他截然不同，他的伯父和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自己在学习上也很努力用功。在新安堡小学时，我受郭洪奇的影响，很贪玩，学习稀里糊涂。和郭志彪交朋友，我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开始上进了。
1957年冬，我约他去辽河西岸的山上玩，他答应了。小时候我就爱爬山，姥姥家的背后就有七星山，我常去那玩。现在离姥姥家太远了，远得看不见那山了，有些思乡，思念姥姥……
郭志彪嘴上答应我了，但他迟迟不肯动身，直到做完了作业，我们才起身成行。过了几天，他主动要和我去“老背河”，我早就心驰神往那个地方了。“老背河”是辽河的故道，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冬天的冰面很很透亮，可以看见很深的河底都有什么，夏天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完成作业！
和他玩了两回，让我回味无穷，受益匪浅。如果说，直到现在我依然注重学习的话，那么，这功劳就归属我的学友郭志彪了。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位诤友了，没有他的诤言与熏染，我绝对考不上初中！
郭志彪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没有参加升学考试，直接被新民六中录取为保送生。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升学奇#書*網收集整理，留校做了一名后勤职员，是他考虑伯父伯母父亲年事已高，快点就业，少拖累三位老人。
直到1969年，我才知道他在学校没干多长时间，就会他的老家三道岗子公社，在农田办做了工程技术员。
从1961年初中毕业后，到1969年夏，整整8年的时间我们音讯皆无。这年初夏，郭志彪被县水利局抽调，负责团山子“引辽水利工程”的勘测。当时我受生产队的委派，在那个工地劳动时，我和他邂逅相遇了。那时的我们才20多岁，就相隔8年未曾谋面，时间是多么的漫长，思念之情又是多么的痛苦啊。
我是个“八等人”的社员，到工地劳动在旧社会叫做劳工，是社会的最底层。郭志彪是工程技术人员，对于社员来说是高高在上的“白领”。但是，地位和处境的反差丝毫没有阻碍我们感情的交流和友情的加深。晚上，他特意来到我家看我，鼓励我不要消沉。大概是他看到了我寒酸的家境吧，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瓜窝棚。他哪里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消沉过，我坚信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1976年夏，我去了公社上班，郭志彪升官了，当上了农田班主任。几年后他又由党委副书记升任乡长了，1998年退居二线。我不知道他在任期间是贪还是廉，但有一点有口皆碑，那就是他对他的老师尊敬与关爱。
郭志彪念初中的时候，梁文富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而且一直到他们初中毕业。梁老师子女多，师娘赋闲在家，生活上即使省吃俭用，也难以办成诸如孩子结婚、盖房子这样的大事，一筹莫展。是的，一个初中老师的工资，去掉日常生活的“糜费”，还能剩几个大钱？眼见孩子大了，房子小了也破了，愁得眉头紧锁。郭志彪得知老师的困难处境，便悄悄地为梁老师筹谋。
钱，他出了，力也尽了，解了老师的燃眉之急，四间北京平拔地而起……
学生帮老师的忙，天经地义，也屡见不鲜，只是我亲眼所见实在罕见。
梁老师是我的体育老师，我没有什么财力、物力可以帮他，我还不如他。我对梁老师很敬重，前文已经说过的，对他我只有“效力”和“孝心”，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他对我也很“欣赏”，说我是个有心人，那是在一堂体育课上。
那天下雨，不能在室外上体育课了，就在教室里上体育知识课。他问同学们“北冰洋为什么不能滑冰”？我见没人回答，就站起来说出了答案，他很惊讶，就“表扬”了我。下一节课是其他班的体育课，外面还是下雨，梁老师还是问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之后，“我能回答”的故事就在全校传开了。
“我能回答”，是梁老师对我的鼓励，然而，这样的鼓励是多么地难得，对于我又是多么大的财富啊！我不会忘记，鼓励是财富，需要不吝啬的人给予，你才会把它变成勇气和信心，那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与前提。
后来，我和梁老师“同朝称臣”了，他负责业余教育。那年机关去大连旅游，我们住在旅店的一个房间。晚上，我打了一盆水给梁老师洗脚。他很动情：“这还得了，你也是40岁的人了，还给我打洗脚水……”
“我年龄再大，您也是我的老师啊。”
那几个晚上，洗脚水大家争着打，几个机关的同志年龄都比我小，我和梁老师干脆伸不上手了。
梁老师为人诚恳正直，也耿直坦率。当年在小韩家窝棚劳动时，他们班吃得好，吃得饱，我没有这个福分。但是，我从此就敬佩这个师长了，他有师长的风度心胸。我能给梁老师打一盆洗脚水，尽一点师生的情谊，即使我的心情，也是我的福分吧。
1 同窗学友（艰难岁月）（4）
1同窗学友（艰难岁月）（4）
我在乡政府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因工作关系去过几次三道岗子乡政府，恰巧郭志彪都在。他不喝酒也不吸烟，就找人陪我吃饭，他坐在一旁和我“家长里短”，比喝酒还要兴致。临回来的时候，郭志彪总忘不了给我母亲带些礼物，还有真切的问候。
父亲在郭家沤麻坑教书的时候，学校没有主任和校长，父亲是个“负责教师”，就是学校的“领导”了，所以我和郭志彪小学毕业证书上盖的就是父亲的印章。那时，学校没有教师宿舍，我们的班主任唐国仁老师家在义县，郭志彪家的西屋就是唐老师的寝室了，学校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
郭志彪被保送到初中，回避了考试的风险。要是现在，一定有人说是父亲和唐老师徇私舞弊所为。父亲和唐老师心里没有鬼，做事自然会坦然，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的“单纯”，根本没有也不会考虑过复杂的问题。假如真的考虑了，或者有人去争这个名额，郭志彪也会考上的。但是，郭志彪还是要感谢父亲和唐老师的，这种感情大概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情谊吧。父亲虽然不在世上了，所以，郭志彪对父亲的感情永远不会淡化。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个子一直很矮，总是充当打头的角色。上下年级的同学和老师很容易注意到我。这就是“天时、地利”吧，我给别人打下的印象很深的缘故，多了一点“知名度”。
1998年4月4日，一些初中的同学在乡政府所在地罗家房相约聚会，离我们毕业已经有37个寒来暑往了。
那天，毕增华打来电话，说他做东，“欢迎周景成从大庆回家看看……”
离别37年了！一个电话过来，慢慢的人生路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暂。那天，凡是居住在本乡的同学都到齐了，大家全是半百有余的人了，偶尔照一下镜子恐怕自己都难认识自己。
当周景成来到我们中间时，想不到他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我很感慨，我们是同桌，千万个日出日落的火，竟然没有把我在他的印记中燃灭。
37年，是个什么概念？人由少年变成了老年，由孙子辈变成了爷爷辈，由纯性的学生变成了农民、工人、公务员、企业家……漫漫时间的笔，把我们化妆了，我们在演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十几个同学、十几双筷子、十几张嘴，比划着、咀嚼着、说笑着，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又回到了当年。变的是年龄、社会角色，不变的是那颗童心，在此时此刻。
是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季的童心，也只能在这一瞬间再现，这也是一场戏，一场喜剧。它给人回味，也给你幸福，也有几分惆怅与凄苦，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周景成是我多年的同桌。那时，只要老师给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我和他总要“单打独遛”，我们的个头、性格、情趣……如影随形，好像交往不够。遗憾的是，他没有念到毕业就去黑龙江当“盲流”了，和全家一起去的，为了吃饱肚子，所以我们俩没有毕业合影留念。现在他也经提前退休了，原工作单位是大庆某油井的一个运输公司。今天他的来到，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来……
初中毕业的时候，是要照毕业照的。农村没有照相馆，全校4个班级，200多学生，步行30来华里到三台子火车站上车去新民县城照相，单人、半身、免冠、黑白照。
1961年的夏天很是酷热，也是生活最“酷”的时候（不然周景成不会当盲流），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县城。我没有足够多的钱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合影。老师也想到了大多数同学们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宽裕，就没有组织我们拍全班的毕业照，大家都很理解，对此心照不宣。你想，饭都吃不饱，那还有那个闲情逸致啊。现在觉得很遗憾了，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给我们留下不能弥补的缺憾，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兜里的钱，去掉往返的火车费和毕业照的花销，连半斤饼干都买不成了。幸好我没有“多余”的钱，不然，我也会像有些同学因为吃了蟹子一个劲地拉肚子。
我们大都是初次见过“大世面”，一切都觉得新鲜，尽管那时的县城很破旧，就像一个大村屯。有的同学禁不住诱惑，就在新民火车站前那买了蟹子，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的蟹子，红红的散发着馨香。我没有吃，躲在远远的地方看人家吃，在咽口水，但没有吞噬恶果，幸免一难啊。
在照相馆那，我犹豫了，最后决定买2两饼干，剩下的钱和芦奎元照了一张合影，实在是珍贵。
芦奎元和我很要好，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的哥哥当时在广东音乐学院读书，我很是艳羡。周景成走后，我和芦奎元的来往就更多了。芦奎元家较之我家殷实，穿的用的很“当代化”，花钱不像我那么“紧巴”。我们的合影，是芦奎元出的钱，我出人。可惜的是，保存那么多年的“历史遗迹”，在“文革”中被抄没了，一张照片不知道犯了什么法？我清楚的记得，那照片是夹在“论共产党修养”的书中，被造反派拿走了。
在毕业紧张的自由复习阶段中，我和芦奎元几乎是形影不离，天天在一起打拼。我们俩得益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双双考入新民高中。考上高中的另外两个人是刘迺成和田孝明，我们4个人都是小个子。
在初中和高中，我没有要好的女同学，也不懂得和异性接近，所以就不像有些因情窦初开而情思烦躁。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性同学对我没有一点印象。恰恰相反，有个女同学对我的感情，是我流水人生不能冲淡的。
1 同窗学友（寒窗同寒）（5）
1同窗学友（寒窗同寒）（5）
这个女同学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张柏芝。她比我大两岁，为人热情热心，心地善良质朴。她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学习并不是很好，但她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优势而嫉妒他人。相反，她很喜欢羡慕那些学习优秀的同学。在她的眼里，只要是学习好，其他的毛病都可以原谅的。我就是在他这种坦荡的宽容中，丢掉后进生的包袱，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学、好团员、好的团支部书记，也没有逃出“政治漩涡”给他带来的厄运！
1960年冬，罗家房公社的二道房等几个大队，在有关文件地指导下，经历着一场“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张柏芝的父亲被定为落后地区中的“历史反革命份子”，不久被关押。有这样的老子，其子女的“政治标签”刹那间变得一文不值。
张柏芝所以愿意接近那些学习好的同学，是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远大志向的流露，渴望在学习上后来居上。如今，一切美好的梦幻，都被这个铁的事实击得粉碎。不久，他便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学校，加入另一类“盲流”中去。一时间，全校哗然，这个在全校大名鼎鼎的知名人士“逃跑了！”，同学们难以接受这个“政治事件”。
1985年夏，我听说她在沈阳市新城子区一家商店当经理，顺便去看她。不巧，张柏芝那天不在，我只好请她的同志待我向她表示问候，以期日后再见，但至今没有实现我的愿望。后来，她的堂弟告诉了我她的电话，打过去原来是一家公用电话，好不失意。
如果有人问我：按你的体会，是初中好呢，还是高中好呢？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初中好！
初中时期，虽然我受了那么多的打击和苦难，但有那么多的同学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同情与鼓励，终生难忘。初中，是我人生启航的加油站！他给了我继续远航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考上了上一级学校。而高中呢？我搁浅了，永远的搁浅了！
到了高中，我像一叶扁舟，在风口浪尖上行驶，随时都会倾覆。我的夙愿，也像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都会被巨浪吞噬，最终不还是沉没了吗？这就是我对初中与高中的印象，就是最实在的评价！但是，我留恋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没有他们，我不但“沉没”海底，恐怕我的灵魂也要彻底地沉默了，还会有我现在的“流水人生”吗？（这个纪实文学的题目曾经定位‘流水人生’）。我所以又漂浮上岸，是我高中的同学们，分担了我这首破船被潜流抽打的痛苦，是他们竭力地把我拉起，拽出水面，有抚平伤痕蹒跚上路，不是升学的另一条人生之路。
高二上学期，我就被学校列入“个别生”的黑名单，并在全校生活会上“公审示众”，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试想，有哪个大学愿意要一个个别生入学啊？我不知所措，茫然若失。同桌的程德昌对我的境遇很同情也很着急。他劝我从此往后好好地表现，多在学习上下功夫，学校和班主任对你的印象是会改变的。
对此，我半信半疑。信，他的话有些道理，这也是我的强项，办得到。不信，也有道理，可我怎么好好地表现啊，得付出多大的牺牲才算得上好好地表现啊？我曾幻想过：我能想刘文学那样多好啊，被地主份子杀死了，成了英雄。最好是我能杀死一个反革命，做活着的英雄更好！但这可能吗？思来想去，还是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