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轮到你就做不出来一样的。
割高粱的时候，人们习惯把镰刀放到地上再去“捆要”。有时候一着急，捆完了高粱又找不到镰刀了，常常闹出笑话来，能不耽误干活嘛。我捆高粱时，镰刀从不离手，捆得即好又快。这一手我们叫“耍大刀”，只有会耍，别人是耍不了的。他们也和我学，结果不是捆不紧高粱，就是镰刀把自己的手胳膊划破了，只好作罢。
挨着我们地的其他队的社员听说我会“耍大刀”，都来看热闹。我是把好手的名气越传越远。
红卫兵的乐趣在于“与人斗其乐无穷”，九等人不沾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手出要”、“耍大刀”难道不是苦中作乐吗？那是旧社会庄稼人的绝活，硬要拿到新社会来弘扬，个中滋味只有九等人才能感受它的乐趣。所以，在九等人的青年中，类似的绝活也在那个年代花样翻新了。
1966年秋收中，我和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在割高粱时比赛“上刀山”。所谓的刀山，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上的“茬子”，锋利无比，犹如尖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个血口子来。
那天，我们的比赛开始了。每个人不需穿长衣、长裤，只穿一条裤头去割高粱。胜负的判定是，割到地头看看谁的身上划出的口子少。
光着膀子割高粱，高粱的叶子就是一把刀，弄不好就被划出一道血印子来。割过的高粱地就是刀山，危机四伏。等到都割完了高粱，在地头大家互相数那些血口子，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严重的简直就是个血人了。记得李凤仁一共13道，王凤祥19道，我只有一道，那叫英雄，“光棍”！
受点皮肉之伤没有谁在乎，睡两宿覚就完好如初了。心里的伤痛，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痊愈的。
李凤仁本来也是个庄稼院的“好手”，他为什么会划出13道血口子？心不在焉是也。
他的八爷是个四类份子，他是富农子弟。农闲的时候，八爷和他的八奶天天游街示众，开始，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看他们的热闹。一来二去，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谁出来捧红卫兵的场了。于是，红卫兵责令八爷八奶自己游街，一天早午晚各一次。八爷八奶像卖豆腐似的，打着小白旗准时上街，自己还得喊“打倒牛鬼蛇神！”
早上，社员还没上班，他们就得出来游街。这倒好，生产队不用敲钟吹哨子了，他们一喊“打倒牛鬼蛇神”，你就起床。晚上游到很晚，八爷八奶相当于打更的人员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他们又成了没有工资的保安了。
因为有了“八爷八奶”们，好多人睡得很安稳，可他们的子弟亲戚朋友能睡得着吗？白天干活能不分神吗？苦中作乐，苦上加苦。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介乎于可游可不游一类的。平时里要少说话，更不能说错话，“文字狱”利害得很，“口头会气”更是防不胜防。那时候我很羡慕哑巴人，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哑巴，因为我爱说，迟早迟晚会犯病。
1 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1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3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掌叉子”的人在垛墙的人中是“八级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担当这个角色，只能去挑水、和泥，打下手。那几年，我就成了“掌叉子”的人了，只要有盖房子的人家，都请我去帮工，完全是义务的。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东家和各位工匠一定把你让到炕头的位置，那是规矩也是习俗。或许是却之不恭吧，我也不虚情假意地推辞。
在农村有句话，叫“看人下菜碟”，也称作“花子‘且’豆腐菜，什么‘且’什么待”（注：花子即要饭的，且，东北的俗称，即客人，没有这个字，以谐音代替）。因为我这把手技高一筹“不一般”，晚上那顿招待也就相对别人家的丰了盛许多。
“看人下菜碟”，在这里并不是“势力眼”，而是体现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对你的偏爱与器重。就这个原因，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壮年，总爱和我一起去帮工，大家跟着沾光，你的脸上也有光。
垛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但我会安排，跟我帮工的不费瞎劲，和在生产队的劳动强度差不多，只是少挣一天的工分，还能得到难得的“改善”。你想，在平时谁舍得大鱼大肉的消费啊，所以我们就把帮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对于我，帮工还有另外的惊喜。
你帮工搭进一天的工分，却得到情感的融洽与密切。垒起了别人的墙，也为自己竖起了口碑。在红卫兵那，你还得到“政治表现”不错的印象，这就叫不“犯病”，“健康”是福啊。可是，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一句名言，“福兮祸所致”。
昆虫有趋光性，人大概就有“趋利性”。即使没有先天的“趋利性”，“文革”的烘炉也会给你陶炼出来。我们8队的组长，就向着光明“趋利”去了，鸟往高处飞嘛，只是我飞不走，对此无可厚非，不会妄论。
组长，是个很正统，历史很悠久的官衔，旧社会叫“打头的”，现在也这么叫，官方称为组长。当官的都得有个“长”字是吧，借以淡化旧社会的色彩，又让你感到荣幸。
打头的的职责就是分配活计，领着一帮伙计处处干在前头。在旧社会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饭盆放在打头的旁边，他负责给伙计们盛饭。那就是说，你不能自顾自己吃饭，吃好了就去干活，伙计们还没吃饱，受得了吗？给别人盛饭，你就得最后一个吃完，这恐怕也是伙计们长期争取来的一种权利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头的要睡在靠门的地方，俨然是只头雁。那个位子在夜间容易被出出进进解手的伙计搅醒，这个苦就得你来吃，这个罪就得你来遭，让伙计养足精神，反之，干活的时候就会被你打头的拖垮。
生产队的打头的属于几等人呢？难以界定。说他是九等人吧，他不挨抠，还可以抠别人。说他在九等人之上吧，他还天天和九等人一起“遛垄沟”！就这个角色，一般人还干不了，缺了他还不行，只得用每天多给一分来招募来诱惑。
8队好几天没有组长了，队长惶惶不可终日。
那天，他起大早去李书记家请示，让我当组长。李书记听后先是眉头一皱，思考了片刻也点头了。他跟队长说：还是过去那句话，监督使用，改造利用……就这样，我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全公社惟一一个上中农成份的组长，党委通过的，严肃通过的。
当组长就当组长吧，不管怎么说我比九等人还多挣一分，不然不也得天天遛垄沟吗？
我当组长，队长就成了“甩手当家的”了，几乎没有他可以操心的事了。先铲哪块地，派谁去放牛，什么时候编筐打帘子准备秋收……一切农活井然有序地进行。
组长的权利也不小吧，安排劳动由你，休息时间长短、收工早晚，都是你一锤定音。
农村的杂节很多，除了法定的五一、十一，还有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而农民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些“鬼节”——清明节要上坟烧纸，农历七月十五的“七月节”也得给死去的人“送钱”换季，“十月节”的农历十月初一更得去墓地看看先人在冬季里是否有柴有米……
无论是正式的节日还是习俗的节日，打头的都得心中有数，或提前下班，或晚点上班，想法给予社员一种节日的感觉。队长也是人，心里不高兴，嘴上还得同意，对我的安排不闻不问，默许。我在“抓革命”上违背了政治形势，但在“抓生产”上一点也不含糊，耽误一些时间加把劲就出来了，生产要紧，吃饭时第一件大事。
在组长的位子上，我算得上顺风顺水，队长社员都满意。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我却逆风逆水，难有开心一笑。
人常说，“人要不顺茬，喝水都塞牙”。就在我安于一日两餐，“中午饽饽，晚上喝喝”的幸福中，“塞牙”的祸终于所致了。
那时候，社员早上都不吃饭就下地干活，为了节省粮食。中午，家家户户都吃大饼子，不然下午干活就没有力气。到了晚上，那晚餐就是“喝喝”，喝过稀粥就睡觉。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没有谁找你麻烦，就是福。
那一天夜里12点钟，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起来！开门！”
半夜敲门，肯定有什么急事！我的心门被心血堵塞了，血流静止了。
我赶忙走到外屋，看看是怎么回事。
门还用开吗？那时候没有贼，也没有土匪，家家的门都不上栓，敲门人不请自进。
其中的一个人我认识，是本大队的曲作明，原来的大队会计，后来的进校老贫农。其余的3个陌生人面目狰狞，满脸的杀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许动，面墙站着！”
随后，曲作明在我的背后严厉地交代：
“我们是按省里的指示，到你家来搜查的，你要老实！”
夜深人静，他们大声的咆哮吓得全家人不知所措。我是家里惟一一个大老爷们，已经被人控制了，她们没有半点安全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吓得哇哇直哭。那咱父亲早被关押起来了，好长时间不让回家，也不允许家人去看望，犹如生死两别。
我面墙没有动，在揣摩究竟为什么要“抄家”。
“我们是三道岗子公社革委会的，你父亲是反革命，他已经交代了所有的罪行，我们是来搜查罪证的！”
另一个人更是咄咄逼人直言不讳：
“有一把日本战刀，你藏在什么地方了？快把它拿出来！”
说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看着我，其余3个人闯进里屋里，用同样口气命令包括祖母在内的所有人，“不许乱动！否则后果严重！”
妻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没有听他们的那一套，大声质问道：
“喊什么喊！半夜三更的，吓着孩子！”
她还敢顶撞革命派，我没有预料到。那三个陌生人正要采取行动，曲作明“良心发现”：
“算了，她是贫下中农，跟他们不一样。”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发现”，而是他看到我要“鱼死网破”。
就我那时候的体力和情绪，对付他们几个，起码能赚回一个。这就应了“横的怕不要命的”那句话。一个大丈夫不能保全自己的祖母、母亲、几个妹妹、妻子儿郎活着还有意义吗？还有颜面吗？我不怕死，他们怕死，才“良心发现”！
这把日本军刀，是父亲与傅良己老师在回回营教书时切菜用的刀，今天却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1964年回家劳动后，我按照高中物理的知识，自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不需要电池做能源。这样的收音机，即便在房顶上安着高高的天线，也只能接收到3个电台的广播。3个电台有中央台、辽宁台和苏联对华的汉语广播。为了接收安全的要求，必须设置一个与地面接触面积大，有相当深度的地线。这个地线就是那把战刀了。
我清楚了他们的来意，心里也就踏实了。
他们很谨慎，不让我去取那把战刀，生怕我捅死他们。我在两个人的看守下，另外两个人去西房墙那搜战刀。
取出了战刀，又逼我说出其他的罪恶，我一口咬定“没有！”，他们就动手自己搜查。霎时间，里屋外屋一片狼藉。忽然，他们在我的图书中发现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如获至宝。
他们总算得到兴师问罪的口实：
“你不老实！这不是罪证是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我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不要忘记，我是连毛主席的著作都不学习的人。那么，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1 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1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这本书的确是父亲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父亲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一直都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原则下努力改造自己的。他很注重学习，尤其是政治理论的学习，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心想脱胎换骨，加入党的组织。他要向焦裕禄学习，人家在死的时候不是还以“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座右铭的吗？
“文革”前，在教师队伍中父亲的表现可谓很优秀了。记得在三道岗子乡一次大型表彰大会上，父亲是教师中唯一受到表奖的先进工作者。
这本书看上去很旧了，不知道父亲翻阅了多少次，会有多少心得在心中。今天被人家“翻阅”了，他们要看看书里面有没有父亲的笔迹，有没有和刘少奇同样的罪行……
也许是他们翻累了，也许是他们要拿回去深入地研究研究的缘故吧，他们扔下“发现李若明新的罪行，你必须向我们揭发！”这句话就走了。
让我去揭发自己的父亲，我能做到，但我揭发父亲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抄家是全省的统一行动，统一时间、统一对象，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专题的阶级斗争。在这个专题的阶级斗争中，父亲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我被认定为刘少奇的信徒和爪牙。尽管我在队长的跟前是个“有用”的人，怎奈队长的巴掌再大也遮不住天，怎能为我遮风挡雨啊？抄家后的第二天，我又成了九等人以下，十等人以上的人了。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个“新等级”，“新阶级”——9。5等人，可笑、可悲。
太阳累了要下山，雨下累了要晴天。
“文革”的大旗举累了，也寿终正寝倒下了。人们似乎从噩梦中醒来，开始梳理黑夜中的是是非非。有的人还在舔舐着沾满鲜血的双手，舔舐着在腥风血雨那些刀光剑影中涂地的肝脑。有的人在忿忿不平地太息，太息着平步青云旋即又空空如也的失意。更多的人是在欣慰，欣慰着大难不死枯木逢春。唯独我好像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麻木了，纵然万箭穿心也喊不出一声“疼”来。
我麻木得就像一个植物人，只有躯体，没有神经。当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