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
胖公子更加不敢吱声。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
罗大伯还没提到当年的画画。
他打掉了胖公子的蒙昧，正要回到理论解释的长途，不料屋里有一桌牌和了，爆发出笑骂声。两个小把戏一逃一追争夺什么玩具，把胖公子也吸引了过去。他只好再次笼起袖子，一声不吭地把目光移向电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没有说话。
我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干，也越来越尖细，好几次被我误以为身后是女人在说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种女人的声音从不谈他的父亲。我知道，他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汉民已经从罪犯成为烈士的消息，汉军不让他看到公安局送来的平反通知，不让任何客人在父亲面前谈起有关的事情，甚至严格防止家里出现有关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方强还把老人送到方家乡下老屋去住了一段，让老人远离城市也远离各种可怕的好消息。但是有一天汉军半夜里醒来，发现父亲的房里有灯光，发现父亲坐在床头凝视着手中一张弟弟的照片，便明白这位退休老人已经知道了一切。正在这一刻，停电了。老人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怒，跑出门去大叫大骂，骂电业局也骂儿子，骂累了就去推邻居家的门，发现推不开，拾起一块砖头就砸门，吓得邻居以为来了江洋大盗。汉军和其他人忙去拉扯他，但此时的他已经不认得儿子和邻居了。他愤怒地大喊：“这是我的家，你们这些畜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你们拿这些手电筒来骇得住谁？……”
他被送进了医院，一躺就是十来天没有苏醒，一直靠输液维持生命。医生说他恐怕是不行了，家属得准备后事了。汉军和家人不相信这些混账话，去找院长哀求和争辩，又把父亲转到了另一个医院。事情的结果是：父亲最终醒了过来，而且慢慢恢复了正常。他能够重新与邻居打牌了，能够重新上街买菜了，能够重新在巷子里扫地并且笑呵呵地与方强一起去钓鱼了。他的一场大病只留下了两个不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戒了酒，转而喜欢喝罐装可口可乐，儿子和媳妇给他的钱全部花在巷子口那个杂货店里，转眼间就变成一个个空罐出现在墙角。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他甚至厚着脸皮找晚辈或者邻居讨要。二是喜欢宣传毛主席著作和党报的最新社论，包括赞颂中国女排和开展党风教育的要文。他找来纸和笔，把这些特别要文的段落摘抄成小字报，拿到外面四处张贴，贴在电杆上或者墙头，贴在那些性病广告或者职业介绍广告旁边。
市容监管队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就撕，撕得老人十分伤心。一旦发现他前一天张贴出去的文章不翼而飞，他就呼吸粗重，满脸涨红，手指开始发抖，胡言乱语也就随口而出：“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
为了不让他再次病重入院，汉军偷偷去求市容监管队，求他们对那些小字报手下留情。他愿意为父亲承担罚款，或者出钱买下街头的广告位置。
兄弟（11）
有钱好办事，老人的小字报后来果然有了特殊地位，可以保留三天左右或更长时间。这使老人比较高兴，背着手在巷子里走来走去，见到熟人远远就高声招呼，还偷偷地告诉汉军，好多人都来看他的手抄报，你看看，真理就是真理，谬论就是谬论，真理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哩。
他不知道这些真理的代价不菲，一个月就要花去儿子几百块钱罚款。厂里停产的这一年，汉军拿不到工资，实在交不出罚款了，就偷偷变卖了家里一个进口的电饭锅，气得老婆脸色铁青，“他不疯，我就要疯了！”老婆当即把淘了一半的米摔在水池里，水淋淋的指头指向丈夫的鼻尖：“姓罗的，你再卖啊，你电风扇卖了，电饭锅卖了，你把电视机也拿去卖啊！把你儿子老婆也拿去卖啊！你不卖就是小婆子养的！”
“你讨打？”汉军压低声音怕老人听见。
“你打啊！你打！你耍什么臭威风？你有威风到你老子面前耍耍看！你有威风到罗汉国面前去耍耍看！他罗汉国就不是你们罗家的人？他是来端过一天药还是喂过一天饭？他是来送过一次米还是来送过一次油？他拿走了所有的慰问费、赞助费、抚恤费，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好欺侮啊？”
汉军也冒出无名火，拍桌子大吼，“滚！”
女人一怔，捂着嘴跑到卧房里去了，在那里放出一线沉闷的嚎哭。
汉军抽了一支烟，缓和了一些，走到床边冲着女人一起一伏的背脊和高高突起的胯骨，不知道该说什么。“离吧，我早说过罗家不是你呆的地方。”他又说，“你吊颈也要选棵大点的树，莫说我们拖累了你。”
“你动不动就说离，你怕我不敢离？”
“是要你离，反正你们洪家从来也看不起我，你们洪家都有钱，你们洪家都是人物，你早就应该听他们一言。”
“我是后悔自己执迷不悟，我是鬼迷了心窍才来做牛做马，我当初去做婊子也不会这样人不人鬼不鬼！”
“我现在就写协议。”
“你以为这吓得住谁？吓白菜啊！”
“我是说真话。”
“你敢写，我就敢签！”
“一言为定。”
“老娘不签就不是人！”
妻子果然在离婚协议上飞快地签了字。第二天，汉军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停着一台眼熟的红色日本轿车，看来是妻弟的动作很快，是要来接他姐姐走了。他停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此时应不应该进门，不知道面对洪家的人该说些什么。他想在墙上找到苍蝇或者蜗牛一类值得关心的东西，想碰到邻居然后有停下来说话的正当理由。他听见屋里传出了妻子的声音：“……我是要恨他，我是要恨他，你们讲的道理我都懂，但我怎么恨得起来呢？你们要我怎么走得出这张门？结婚十八年了，他明明是个好人我没法说他是个坏人啊，我没有办法啊。老天，我没有办法啊。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一片静寂，然后是她弟弟的一句怒吼：“你是个猪！你是个疯子！——”两个女声的叽叽喳喳随即跟上，似乎是在继续规劝着什么。
“我是一个疯子，早就疯了。我不可能走……”这是汉军听到的最后一句。
他走出了小巷，走到了大街上，茫然地往前面走。他走到方强的家，还走到一个熟人的家，但主人都不在。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夜色已经完全降临，发现城市已经远远甩在身后，发现自己来到了母亲和弟弟的坟头。他坐在空无一人的墓园里，想抽一支烟，还没有打燃火，突然捧着自己的头嚎啕大哭起来。
八
我又来到了戥子桥五号。我远远就嗅到了车前草的气息，这些草长在墙根、井边、后院，有时也偷偷长在床下潮湿的角落。我还远远嗅到了麻石、青砖、朽木以及绿苔，嗅到了门前石阶的冰凉。我听到了大门吱呀一声如此耳熟，似乎门是被我在多少年前推开。我看着进门后左边第一间房子，第二间房子，还有右边和前面的房子，记得当年第一间房子的陈设和模样，记得这些房子当年在油灯下轻轻地摇晃。我看见木窗上有几处刀痕，还有更多的钉痕，还有厨房门后油漆涂下的“八十”两个字模糊不清，想不起这些痕迹后面的故事，想不起当年生活在这里的面容和神情。妈妈。
我见到了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姓张的老头儿，还有他的老伴儿，不知是这座房子第几任房主。他让家里的每一间房都堆满了玻璃酒瓶，说靠回收和洗刷这些瓶子能够维持生活。他们也在准备过春节，桌上堆着干肉、干鱼、红枣、年糕、烟酒以及瓜子花生，还有将要贴到门口去的红对联。远远的地方已经有爆竹爆炸的声音。
他问我：“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
“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我还是没有回答。
他说这里的房子都快要拆迁了，罗家的人早就不住在这里了，不知道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也有几个陌生人来看过这房子，打听过罗家的人，但近几年来已经渐少。有几次他开门的时候还发现门前有一束花，但不知是谁留下的。
我知道是谁留下的。
我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没有脚步声。我果然又一次听到身后吱呀的关门声于是暗自得意。我总是被误认为是一个敲错门的人，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一个上门推销挂历、袜子一类商品的人，总是与你们擦肩而过。
兄弟（12）
2001年2月
兄弟
兄弟
月下浆声（1）
雨后初晴，水面上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碾压着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来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
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有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虫的闪烁光点飘入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的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
他们望了我一眼。
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
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梆梆梆，嘣嘣嘣，把鱼往设下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做“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的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思索，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第一先把父母孝，有老有少第二条，第三为人要周到……”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鱼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黑龙江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的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价招生，收入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摸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游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了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没有医药费，一年前已经中年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
“你很怕狗吗？”我妻子问。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没有养狗吗？”
她摇摇头。
“你喝茶。”
她点点头，仍然没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不知什么时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红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
月下浆声（2）
“错了什么？”
“你们把钱算错了。”
“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吗？”
“真是算错了的。”
“刚才是你看的秤，是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并没有……”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
“不是，是你们多给了。”
我有点不明白。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肯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又算了一次，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为此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也就是一块钱，你送鱼来，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
“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再说，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
“你们还会打鱼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
“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
“他不打算读了。”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她的运气不好，小钞票凑不起一块钱。递来一张大钞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