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的帮助- 第28部分

　　终日号哭，其实是会哑嗓子的，不至于哑得很厉害，像成人嘶吼太过，或歌唱、戏曲演员练声方法有误造成的后果那样，原因就是婴孩的啼哭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想哭就哭，哭累了自然就休息睡眠，或者哭着哭着衔上了乳头，变成了满意的呻吟，自然不哭了。　　
　　喉咙也好，生殖器也好，自有章法，该起则起，该止则止，行藏有道，起伏在我，自我调节，达到和谐平衡，才能可持续地长期稳定。　　
　　这里老子提出了大道的一个新的属性：和，即和谐与平衡、节律与本能。一时的胜利，一时的收益，一时的得计，是容易的；难得的是常与明，永远正常，永远和谐，永远明晰，永远光明。于是老子再次强调自然，反对心力交瘁，反对争强好胜，反对使气斗狠，反对霸气十足。他让人们警惕那种高峰状态、黄金状态，极端傲视群小的状态，东方不败、凌驾群英、横行霸道的状态，认为谁达到了那种状态，谁就失掉了大道，谁就会走向衰落与灭亡。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这一段教训，值得肃然深思。　　
　　论述婴儿的道性，伟大的老子似乎有些一相情愿。世上有些所谓永远长不大的人，他们表现的孩子气除了纯真、直爽、不动心眼、不做局、无害人心等正面品德外，也常常伴有任性、浅薄、易怒、易喜、自我中心乃至自私、依赖性、无能、动辄伸手、无责任心、无远见、无自我掌控能力，等等。其中最好的例证就是贾宝玉；不怎么好的例证就是顾城，实在不敢奉承、不敢树立他为得道的榜样。我国十三亿人要是变成了十三亿孩子，要是出来阳具坚挺的七亿五千万小男孩……　　
　　那也够恐怖的啦。　　　　　　　　　　　　　　　　　　　　
第五十六章　是谓玄同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故为天下贵。　　
　　真正有知识有智慧的人不会轻易说话，轻易说话的人并没有什么知识与智慧。　　
　　关门闭户，闭目塞聪，磨钝你的锐气，减少你与旁人的纠纷、分歧，调和五颜六色，认同于尘世的非绝对洁净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广大深厚的认同精神、尚同精神。　　
　　能够有这种玄同，即广大深厚的认同、尚同精神了，你就不可能被亲昵拉拢，也不可能被疏远冷落。你就不可能被收买利用，也不可能被陷害侵犯。你就不可能被提升尊贵，也不可能被贬低下贱。　　
　　能做到这样，就是天下最高贵、最有尊严的人了。　　
　　这一章特别强调所谓的尚同精神，不是求异而是尚同，这也是中国古代先哲思想的一个重点。老子一上来先谈言与知的关系。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与孔子的“述而不作”，与禅的“不可说，不可说”，与西谚“雄辩是银，沉默是金”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尚同精神联系起来看，妄言（夸张、片面、空谈、吹嘘、为自我表现而多言）是产生分歧的一个原因。　　
　　当然我们也有另外的传统，即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传统，灌输的传统，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传统。　　
　　闭目塞聪，和俗世拉开了距离，不会跟着俗世跟着时尚跟着风乱转。而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则是对于人间（不管它有多少弱点、多少负面的东西）的和解，是一种对于俗世的亲和的姿态，而不是一味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孤愤决绝。　　
　　这里的前提是对于统一、同一的大道的承认。既然都是大道的体现，万物万象之间就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有共同性，就可能找到共同语言，就有可能找到和谐共存的办法。不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学派、文化传统……都有它的玄同而小异之处。　　
　　不可得而亲、疏、利、害、贵、贱，则是金玉良言，其意弥深，其格弥高，其言弥善。在那个政治动乱、风云震荡的时期，人因为外力、因为环境而忽为座上客，忽为阶下囚；忽拥黄金屋，忽成乞讨儿；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吉忽凶，命运难卜；处处被动，任人宰割，任人耍弄，太难自处了。老子的几个不可得，也太宝贵了。　　
　　不可亲、疏、利、害、贵、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稳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也要有一个稳定的精神状态，一个稳定的自我，然后才有大道的彰显，才有发展，才有一切的美好。　　
　　春秋战国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不稳定。这个时候只能加强自己的定力、静力，认识到吉凶互转、福祸相倚的道理，看透外力与环境的非道性、非郑重性、非长久性，转化到反面的习性；看透外力与环境对你的亲近与疏远、予利与加害、提升与贬低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扰乱你的清静理智，降低你的人格尊严，增加你的贪欲或恐惧，取消你的主动精神、主体性，使你用侥幸、用迎合、用躲避、用服膺、用作秀来适应环境，争荣防辱，趋利避害，思贵惧贱，实际上是摧毁了自己的道心道性道觉道力。你能抵御得住这一切，能够不受外力的亲疏利害贵贱的左右，就是至人、圣人、哲人了！　　
　　人之贵在贵于大道，而不是贵于亲疏远近荣辱得失贵贱祸福。这一点太重要也太难做到了。　　
　　老子说，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天下之贵，是天下最高贵、最宝贵、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人。老子在谈到其他问题时没有用“故为天下贵”这样极度的褒语，可以看得出老子对于不可得亲疏远近荣辱得失贵贱祸福的境界的向往、推崇与提倡。　　
　　不是官大则贵，不是钱多则贵，不是名声大则贵，不是能唬人能吓人则贵，而是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最高贵。善哉斯言！尤其是不可得而贵则贵，太棒了。当一个人得而贵之的时候，因外力的捧抬而贵，也就是得而辱之的同义语。你认为某种力量可以给你增加高贵，那么这种力量采取相反取向的行为，不就恰恰可以侮辱你作践你毁掉你了吗？无欲则刚，无欲则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也就是天下之至贵真贵了。　　　　　　　　　　　　　　　　　　　　
第五十七章　以奇用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正道（正规、正常、正直之道）治理国家，以出其不意的非正规非正常手段用兵取胜，这都是对的。但真正要做更大的事情，要取天下，就得“无事”了。就是说，要以无为、少生事、简化为政手段取得天下的信赖。　　
　　我为什么说要这样治国用兵取天下呢？原因如下：天下的规则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穷困。人们的利器（奇货可居的物品或有杀伤力的武器）越多，国家的政治就越昏乱黑暗。人的奇巧淫技越多，怪人怪事怪物品怪现象就越多（离大道越远）。法令越是严苛烦琐发达，作奸犯科、为盗为贼的就越多。　　
　　所以圣人说，我不做什么而民众自然有所教化。我好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民众自然走上了正道。我不生事，不没事找事瞎忙活，而民众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野心，民众自然淳朴淳厚。　　
　　老子并不是什么作为也不允许有，他主张以正道治国，以奇道用兵。这也很好。治国是对待本土的百姓，必须用正道，不能耍花招、动计谋、搞伪装，闹什么出其不意。治国应该正正派派，端端正正，实实在在，光明正大。用兵则不然了，只有用另类手段，用敌人想不到的办法，用匪夷所思的怪招，才能取胜。这里老子甚至可以说有分清两类矛盾的含意在焉。　　
　　然而，正道也好奇道也好，都还是具体的道，是小道，是局部的道，而取天下，想统一中国，就要大道了，只有用无事无为的大道才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信赖。　　
　　以无事取天下，听起来很精彩，很高雅，很智慧，很道德也很美丽。可惜古今中外这样的范例不太多，倒是有这种情形，两个能人争得一塌糊涂，难分轩轾，最后果实落到了一个不显山不露水基本无事无言无意图无倾向无人知晓的人手里。　　
　　反过来的例证倒是不少，有些多事之人、多事之君、多事之臣，他们的励精图治的多事足以坏事败家、亡国亡头。　　
　　例如秦始皇，多大的能耐，多么有作为！统一六国，巡视四野，书同文，车同轨，修长城，筑阿房宫，整顿思想，消弭兵器，图万世基业，却只传到了二世！　　
　　明朝的亡国自缢之君崇祯，也并非昏庸懒惰之辈，他素称宵衣旰食、心细如发、勤政罪己、增税除逆，他雷厉风行，清除魏忠贤等阉党势力，也曾被欢呼拥戴，却终于灭亡。　　
　　计划经济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的不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计划经济是何等辛苦，何等负责有为！在一定条件下计划经济并非一无可取，但是，这么大一个国家，靠一个计划来解决民生与发展国力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事必躬亲的领导、不相信下级与百姓的领导、不允许下属有任何创意与变通的领导，必定是累死却不讨好的领导。刚愎自用的领导，是注定要失败的领导。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提倡的无为取天下，还是有他的特殊见地的。　　
　　生活特别是政治中常常出现适得其反、泼油灭火的情况，老子早早发现了这一点：规定越多越过细，民生就越困难，百姓就越贫穷。各种财货宝贝越多，反而越是争了个昏天黑地。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越高，不靠谱的事就越多。法令越来越严格，违法的罪犯也随着增多。　　
　　老子关于利器、伎巧、奇物、难得之货等的说法，拿到今天，倒是可以引申到另一个角度，即一个社会不仅要注意发展生产与效率，还要注意分配、社会公正与人民的教育，注意道德规范与应有的约束与自控。类似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的。　　
　　老子关于法令越发达犯罪越多的发现，有颠倒原因为结果的问题。因为毕竟不能说法令乃是犯罪的诱因，不能说技术是假冒伪劣的罪魁，也很难说利器、好用的或值钱的货物以至武器本身造成了昏天黑地的局面。忌讳多了使人贫穷，倒是容易说得通，因为你捆住了百姓求生存求富裕求消费的手脚。　　
　　但是这说明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执政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多的问题。仅仅通过控制、管理、禁止、设防等手段，是达不到有效执政的目的的。对于没有把握的举措，宁可失之于少，不可失之于多；宁可失之于迟慢，不可失之于急躁、失之于轻举妄动。执政者应该研究更深刻更本质的原因，应该采取更多的治本的举措。例如法令太多或太少，都不应该是产生盗贼的原因，更深刻的原因应该从分配的公正性与百姓的教化程度、守法程度，以及执政者的身教状况即奉公守法状况方面去寻找、研讨。　　
　　无为，民自化；好静，民自正；无事，民自富；无欲，民自朴。这仍然是一个好理想。这与小政府、大社会，直到国家与政党消亡的理想取向是一致的。然而理想固是理想，现实则还达不到这一点。这也是令智者长吁、令恶性有为者、恶为者仍然肆无忌惮、仍然大有市场的原因所在。　　　　　　　　　　　　　　　　　　　　　
第五十八章　祸兮福所倚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你的为政比较粗线条，比较宽松放手，你的老百姓也就比较淳朴忠厚。你的为政过于苛细，过严过死，无所不至，你的老百姓也就狡黠难管和怨声载道。　　
　　灾祸正是福祉的倚靠，福气正是灾祸的包藏。谁知道福气与灾祸的终极标准与运转的根本规律呢？这里并没有绝对的正解指标。正常会转化为奇——诡异、另类、非正常。善良或善（擅）长会转化为妖魔邪恶、怪力乱神。在何者为正、何者为奇，何者为善、何者为妖邪的问题上，人们感到困惑迷失，已经好久的时间了。　　
　　所以说，圣人方正讲原则，但是不伤害他人；清廉严肃，但是不刺痛谁；直截了当，但是不放肆；光明朗悦，但是不炫耀自身。　　
　　为政苛细，明察秋毫，包揽一切，干预一切，这其实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思路。是《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我们》这三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系列所描写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生活现象。《一九八四》中描写由老大哥通过电视机带领全国人民做体操，而且他们的电视接收机具有监控摄像功能，任何一个人不好好做操，都会被惩罚。《美丽新世界》中所有百姓的婚配都由政府按照优生原则掌握，包括做爱，也是按照规定的时间表与要求细则进行。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在《老子》中，中国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警告。　　
　　当然后两本长篇小说具有反苏倾向，其中的反共主义并不可取，但是作为小说，其不无夸张地描写一种其政察察的极端画面，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　　
　　至于《美丽新世界》一书则描写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效率和科学都异化了，成了人生的对立物。它的时间采用“福特纪元”，即自福特公司发明的生产流水线为新纪元的开始，这样的流水线摧毁了人生人性人道的最后防线。　　
　　其政闷闷的国家，例子不好举。但是我们有一些说法做法，可以参照。如讲放手，讲抓大放小，讲放开一批。再如把计划改为规划，讲调动积极性，讲相信人，讲宽以待人，讲宽松的环境，讲意向协议，讲模糊数学，讲掌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讲和稀泥、捣糨糊、协调一下、必要的妥协，讲先搁一搁放一放、冷处理、不了了之、宜粗不宜细……　　
　　还有我们最喜欢讲的“基本上”、“有一定效果”；还有“找他谈谈话”、“安慰一下”、“做点工作”、安排一个虚职……都不无其政闷闷的意思。相反，事必躬亲，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心细如发，对于修表、刺绣、精密仪器等行业的从业者也许是必需的品质，但是对于从政者、执政者、领导人来说，未必总是正面的特性。　　
　　按现代西方的行政理论，人们不仅应该懂得横向的分权，也应该懂得纵向的分权。该科长管的事，处长不要越俎代庖，局长与部长更莫不如此。胡适对蒋介石也提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打网球，手下送来了加急电报。一份电报看了，艾说，此事应由国务卿处理，照打球不误。又一份电报来了，他说应由五角大楼处理，仍然照打网球。据说胡适的此文使蒋大不高兴。　　
　　其政闷闷与其政察察的分析中，我还体会到并且也从百姓的所谓淳淳与缺缺中，发展引申到高调与低调的意趣。　　
　　闷闷，应该是粗疏的、相对低调的施政。作为施政者，你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