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旅馆的一间客房内，二十五岁的布鲁斯·布克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发现他已经误了飞机。他喝了太多的酒，吸了太多的可卡因，外加清晨才离去的两个应召女郎。他几个星期前就预订了714 号班机的机票。他应该去巴黎呆上几天然后在一个冬季体育运动基地见瑞士朋友。
那么，赶不上了！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认为自己很可怜。他真应该成年了，应该改换结交的朋友、改变价值观念、改变一切。他还没有勇气这样做。他也常想，早晚会有一件大事让他有力量走上另一条路。促使他变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是他完全不知道这能是什么。
他脱下衣服，嘟嘟囔囔地淋浴。
几分钟后他将打开电视机，他的生活也将改变。
驾驶舱里的情况更加严重。驾驶员因为烟雾和热气很难看见飞行显示屏，确切地说，他们甚至看不见窗外的东西。
17时37分，塔台的雷达屏幕上还能看见飞机的踪影。
然后就出现了这可怕的几秒钟，吼叫的飞机开始抖动。氧气面罩从天花板上弹出来，空中小姐在解释如何为救生衣充气．她们深知这已起不到任何作用。
要说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没人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是瞎说。相反，所有人都经历了吞噬座舱的火焰．笼罩着飞机的恐惧持续得足以让所有人明白自己的归宿是哪儿。
几分钟后麦克的脸色已经完全变了。
总之，这种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惊恐的他想到了这一点。
卡丽想：她已经错过了一生，然后又遗憾没有常去看父亲。一年来她每次都用拙劣的理由推迟探望。
她朝邻座转过头去，发现她将死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身边，半个小时前还不认识的一个孩子。然而她朝他伸出手，而迈克抱住她哭起来。
莫德靠在丈夫的身上想：他们的生活很幸福，但是他们更愿意继续活下去。毫无疑问，人们很快就适应了幸福。
在座位的口袋里有一本用来减少飞行恐惧的宣传册子，你在大量的统计数据中可以读到世界上每天有六千架飞机飞行，而只有百万分之一的飞机遇到严重的事故，这让飞机成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这一切都准确无误。
17：38，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偶尔捕捉到布朗查机长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掉下去了！ 我们掉下去了！ ”
几秒钟后，飞机的身影最终从雷达屏幕上消逝，同时新英格兰的小镇查理克罗斯的居民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
战地记者安托万‘朗贝尔在最后时刻想到他的儿子。然后，自认为并不多愁善感的他回想起二十年前在米兰一家法语中学院子里的初吻。她叫克莱芒丝·拉贝尔日，她十六岁，她的嘴唇是柔软的。安托万在飞机掉进大洋的前一秒钟想：布拉森斯①的话到底没错，人一辈子忘不掉怀里的第一个姑娘……
焦躁不安，浑身发抖的玛丽·博蒙像进屠宰场一样走进了机场。她为什么要拒绝丈夫陪她来？ 她感到自己一个人经受不了打击。她一度还满怀着一个疯狂的期望：如果朱丽叶乘下一班飞机……
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希望？ 不，玛丽知道这不可能。女儿就在几个小时前，在临出发前还给她打电话确认飞行消息。
她走向纽约航班出港处。那里已经挤满了摄像师和警察。交通部部长已在现场并告诉记者说，失事原因尚无法确认。
玛丽默默地责备上帝、命运、偶然性……
救救她！ 救救她，你们让我干什么都行。任何事都行！ 把女儿还给我！ 我的小闺女！ 人不应该二十八岁就死！ 不是今天！ 不是这样！ 她满怀负罪感，后悔放她只身一人去这个疯子的国家。为什么没把她留在身边更久些？ 为什么没让她留在家里呢？ 两位巴黎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神魂颠倒的她，就迎了上去。他们温柔地把她引到为接待遇难者亲属而设立的应急和心理援助中心。
几个小时以来，巴黎机场的主任医生娜塔丽·德莱尔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最难以忍受的日子之一。她已经接待了十几家人，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她领导的医疗小组由两名精神科医生、三名心理医生和五名护士组成。他们驻守在航站楼的一个闹中取静的房间里，负责向这些亲属提供咨询并安慰她们。娜塔丽手里拿着人家给她的乘客名单。程序总是一样的：先是近乎嘶叫的嗓音打听：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父母／我的孩子/ 我的未婚妻/ 我的同学／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亲戚/我的朋友……
在不在714 号班机上？ 娜塔丽于是询问姓名并在名单上查找。这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它们被延长为一个可怕的酷刑。娜塔丽回答“不在”．就是解脱．是谢天谢地．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日 ……她回答“在”，就是晴天霹雳。
很难预计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一些被悲伤击垮的人突然失语。另一些人则相反，在悲号中瘫倒，这种悲号被空港低沉的回声放大了。
娜塔丽知道这一天将给她留下永远的印记。她参加过沙姆沙伊赫空难的救护，也一直没有真正摆脱掉那个阴影。然而，无论如何她都希望自己在场。她要帮助人们诉说痛苦，支持他们度过第一道难关，增强悲剧当事人的承受力。
当玛丽进到接待区的时候，德莱尔迎上来说：“我是德莱尔医生。”
“我想问问我的女儿，朱丽叶·博蒙。”玛丽一字一顿地说，“她应该乘这架……”
她几乎恢复了表面的平静，尽管在体内移动的飓风有毁掉一切的危险。
娜塔丽看着她的名单，然后顿了一下。
朱丽叶·博蒙……？ 她接到过遇到这种情况的特别命令。在她刚着手工作时，安全部门的人员就要求她只要有人打听这位旅客的消息就立即通告他们。
“哦……稍等，夫人。”她笨拙地说并且马上就后悔了。
太晚了。沉浸在不安中并确认了最终结局的玛丽现在无声地哭起来。
娜塔丽找到两名站岗的穿制服的警察，向他们解释了情况。
玛丽立即看到这两座海蓝色的大山朝她压过来，像一堵坚固的城墙一样把她围起来。
“博蒙夫人吗？ ”
她眼睛里满含泪水，并不明白出了什么事，点了点头。
“请跟我们来。”
11
活着就有希望；活狗胜过死狮子。
——《旧约·传道书》
星期一早晨，二十一区警察分局
“先生，您可以审问了，我们把她带来了。”
“我就来。”便衣警察弗朗克·迪诺维起身说道。
他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又在电视机前逗留了片刻。电视正在播放空难的最新消息。
事故发生后，立即建立了一个安全区，解说员说，搜救行动将继续进行，但是爆炸非常剧烈以致排除了找到生还者的可能性。目前只找到三十多具尸体。
几条军用船只围住区域，一个直升飞机分队在海上盘旋。迪诺维走近屏幕时看到漂浮在海面上的飞机残骸、破烂的行李和救生圈。
我们仍然不能正式确认这是一起事故还是恐怖袭击。根据半岛电视台接到的一个匿名电话，有人称一个不知名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已经确认在714 号班机上放置了一枚炸弹。然而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一责任声明。
此外当局也承认这个电话没有太多的可信性。
另外，纽约警方可能正在询问一名签证已经过期的嫌疑人。据称这是一名年轻女子，她在起飞前几分钟突然下了飞机……
弗朗克·迪诺维愤然按下遥控器上的关机按钮。他的机场同行肯定又和记者胡说八道了！ 几个小时后，所有人都会知道他们扣留了这个法国女人。
他狂怒地走进与审讯室相邻的小房间，然后转动按钮，启动了单面镜子。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张凳子上的图像出现在墙的中央。她带着手铐，脸色苍白，目光惊恐，看着空处，并不明白发生的事情。迪诺维紧紧地盯着她，然后查看她的纪录。她叫朱丽叶·博蒙。昨天晚上空难后不久，肯尼迪机场的警察就把她扣留了。他们的报告明确指出，她在起飞前几分钟要求下飞机。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搞不清楚她的奇怪伎俩对她进行了例行的询问。一种普通的检查——在恐怖袭击后被纳入更加严厉的一项安全措施——已经逐步变成一种真正的质询。首先，因为法国女人不合作。她称自己急着见男朋友，在审问中抵触情绪很大，并且随意辱骂治安部队。这种行为对一名美国公民来说都已经算是严重的，出自一个法国女人就更不可饶恕。
可这还不是全部。在对护照的进一步检查发现，这个女子曾涂改了签证日期。这一系列的事情已经足以把她带到警察分局拘留。
“警官，我给她打开手铐吗？ ”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问。
“没有必要。”迪诺维回答。
“您确认……？ ”
“是的！ ”
空难之后，人们一度提出关闭地铁、封锁桥梁和隧道的可能，生怕遭到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当局最终没有屈从恐慌，而今天早晨似乎也没有人真正相信此系恐怖袭击的说法。
总之迪诺维自己也不相信。但是他讨厌这些阴险的法国人，他不会错过给这个年轻女子上一课的乐趣。因为他凭经验知道，只要手法得当，人在拘留期间什么都能承认。弗朗克是这方面的行家。此外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负责二十一区的罗德里格斯警长因久病的妻子去世而请了几天假。
他为了减缓心跳服了两片J3抑制药然后进了审讯室。
“您好，博蒙小姐。我期望您让我们双方充分理解……”
强笑改变了警察的面容，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拘留可以持续七十二小时。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消遣。在几个小时里，她完全属于他。
“我们从头开始，”他把手平放在桌子上说，“您为什么在起飞前的几分钟下飞机呢？ ”
朱丽叶张开嘴，但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几乎看不见对面重新对她提问的警察。极度震惊中，一句话随着心跳的节奏在她体内不断回响：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
但是，另外一个声音也在对她叫喊，说她本来不应该活……
12
在我们和……上天之间，仅有生命……它是世上最脆弱的东西。
——帕斯卡尔
星期一下午，中央公园的北部萨姆·盖洛韦在贯穿公园的沙石路上慢跑。
今天早晨，他给医院打电话请了假，这是他妻子去世后的第一次。他像一年前一样呆在家里，被伤心和自责压倒。他爱过的两个女人死了，这是他的过错。他的脑子像熔岩一样翻滚。一连串的回忆和矛盾想法在岩浆中碰撞。他的职业徒劳地让他每天接触死亡，这一次他彻底不知所措了。
萨姆戴上厚运动衫的风帽以抵御刀子般的刺骨寒风。他一个小时前决定出来透透风，以免因满腹痛苦而变成疯子。他天真地想象跑步或许对他有益。
然而这并不奏效。
他在篮球场前休息了一下，喘了口气。部分仍被冰覆盖着的篮球场空无一人。显然寒冷让乔丹们丧失了勇气。
萨姆推开运动场的栅栏门．坐到一条长凳上。肌肉的酸痛撕扯着他的大腿。他一坐下就双手抱头。痛苦和疲倦辐射到全身。他实际上三天没有睡觉了，他觉得天旋地转。当剧痛钻进胸膛时，他想起自己二十四小时没有进食，他的胃在空转。他试着把气喘匀，可是呼吸出现了阻塞。
我窒息了！ 他一度视觉模糊并隐约听见远处的栅栏门响。寒冷的空气冻伤了肺。
他伏下身似要呕吐。
他必须赶快喝点什么！ “来点儿咖啡吗？ ”
萨姆抬起头：一位健壮的棕发女人，身着牛仔裤、皮夹克站在他的面前。
她的目光直率而果断，使得长脸庞容光焕发。从长着一双杏核眼的面庞上看不出年纪，就像莫迪里阿尼油画中的某些模特。
她是怎么在他毫不觉察的情况下来到这里的？ 她为什么把手中拿的两杯星巴克咖啡分他一杯呢？ “会过去的，谢谢。”他在一阵轻咳中说。
“喝吧。”她坚持着，“我买了两份。”
萨姆几乎不由自主地抓住由这只慈善的神秘之手递过来的咖啡。饮料让他很舒服，止住了他的咳嗽，并给他带来少许暖意。
可是当女人朝他俯下身子的时候，她的衣襟稍稍敞开，萨姆看到她的肩上挎着枪套。
条子！ 是的，他有认出警察的本能，这几乎就是第二天性。浪荡街头的童年生活躲不过处罚。在他早年的街区里，说大家讨厌警察是太轻了。警察的干预通常是不恰当的，总以滥用职权而告终，为以后带来更多的冲突而不是安宁。萨姆尽管改变了社会地位但仍保留着这种不信任，并且他总是发誓说如果哪一天他遇到大麻烦，不到万不得以不会去找警察。
“我可以坐下吗？ ”她说。
“坐吧。”他不信任地说。
她注意到他向后躲了一下，意识到他肯定看到了手枪。这促使她提前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格雷丝·科斯特洛。我是三十六区的侦探。”她说着亮出了她的警徽。
几道光映射到金属牌上，纽约警察局的缩写字母悄无声息地闪烁。
“您在这儿巡逻吗？ ”他装作毫不在乎地问。
“其实是在等人。”
格雷丝在进一步解释前停了几秒钟。
“一个男人。”
“很抱歉把他的咖啡喝了。”他晃着半空的纸杯子说。
“我相信他不会抱怨您的。”
格雷丝·科斯特洛的眼里闪烁着一道奇怪的目光。萨姆从中看到某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就像危险的临近，这让他不想久留。他一下子站起来。
“那好，再见了。我希望您的朋友不要来得太晚……”
“其实，他已经在这儿了，并且确切说并不完全是一个朋友。”
后来，萨姆常喜欢退一步想，如果那天下午他没有坐在这个长椅上一切都会不一样了。但是他内心也很清楚，格雷丝·科斯特洛或许会在别的地方和他搭话，随后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无论如何还是一样的。
“您想说什么？ ”
“我要见的人就是您，医生。”
萨姆皱起了眉头，她怎么知道……？ 作为回答，格雷丝指了指医生的厚运动衫的口袋，那里不显眼地绣着圣·马太医院棒球队的队徽。
“我叫萨姆·盖洛韦，是儿科医生。”他因被迫泄漏出身份很生气地说。
格雷丝·科斯特洛没有说什么“很荣幸认识您”之类的话．而是非常缓慢、一字一句地说：“盖洛韦大夫．您看起来忧心忡忡……”
“我累了，仅此而已。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萨姆走了几步。当他几乎走到栅栏门时，格雷丝的又一支箭把他钉在那里：“失去了什么人很痛苦，是不是？ ”
“我不明白。”他说着转过身。
他现在更加不安地打量着她。而格雷丝也站起来，以不失女性特征的自信和果断站到他的对面。当太阳开始朝哈得孙河落下去的时候，天空变成了玫瑰色。
“听我说，大夫，我知道您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刻，但是我没有时间兜圈子。那么，我给您带来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
“我根本没心思猜什么谜。”他干巴巴地打断了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