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诚实的勇气。
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
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
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
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
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
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
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
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
就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
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
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
做的事太多了。
譬如什么？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
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
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女人！女人！
把我当作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
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
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
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
“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
“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得是多愁
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
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
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
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
你看，贾母不是拿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
会。
放屁！
别激动呀！
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
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
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
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
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
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
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会写侮辱
性质的很难听的字眼骂我。
不难过吗？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
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
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
喂，到底是谁在访问谁？龙应台，你别喧宾夺主。谈谈你的异国婚姻
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
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
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迂腐！迂腐！迂腐2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
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
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
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
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
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
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
都找过你，想作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我不像你呀，至少
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才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
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
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
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
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
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挂铜铃的老鼠《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
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
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
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
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
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
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
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
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
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
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
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
定枯燥可厌。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
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
术创作里来。
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
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
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
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第一点
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
可言。
说我不认识人、不久居台湾，所以能畅所欲言，这是对我个性的不了
解。如果我是回来定居的，我一样会写批评。认识了马森之后（而且很喜欢
这个人），我评了他的《孤绝》，照样“六亲不认”。马森这个作家也很有气
度；他刚巧也同意我对他作的批评，在新版的《孤绝》里就作了一些更改。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
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作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
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
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
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
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
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
你很自负！
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
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
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
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
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
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
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
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
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
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
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
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
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注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
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
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
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
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
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
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
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
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
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
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
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
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
—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
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评中国台湾的现代小说。在这种多面的、开放的、交流式
的文化环境中，我认为我所作的不应该称作以“西方”理论来评定“中国台
湾”作品；应该是，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观代”作品。重点不在东
西之异，而在现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为东西之间缺乏“共识”；后者
可行，因为东西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属于现代的写作技巧与主题。
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
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
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
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同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
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
同的努力。
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不知道。
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
觉得很疲倦。
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
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
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
是教书、带学生、作学术研究？ 。报酬也很低，不是吗？对。稿费低不说。
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
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
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
鼓励批评的兴起。其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
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
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丽与龙应台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
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
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
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
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
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
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
己吧？！
或许。随你怎么说。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
行万里路
龙应台出国十年后，在纽约辞了职，卖了家当回台湾，朋友惊讶地问：
真的回去？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不是为了爱台湾爱人民，也不为什么服
务乡梓，造福社会；一个文学教授有多大能耐我没有把握，热情的高调唱来
也不好意思。回台湾，只是很温情主义地想念夏日里恍惚飘漾的茉莉花香。
为了采集印象，我们决定绕个大圈子回家：以台北做最后一站。从纽
约出发，德国，是第一站。
巴伐利亚在西德，我是常客了。每一回从美国飞来——不管是从平野
辽阔的中西部或十里红尘的纽约市——一离开法兰克福机场，进入郊区。就
冲动地想说：哎，德国怎么这么漂亮？！
在美德之间每年来来去去，每一回都有这种感觉，却又说不上来为什
么。这一次，我用心看着，突然有了领会。
美国的壮阔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从沙漠峡谷到鳄鱼丛林，变化无穷，
不是小小的西德所能比。但德国的美不在它粗犷原始的大自然——千年的耕
耘垦植，哪有“原始”的余地！德国的美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
野生红艳的罂粟花沿着公路密密地长着，高挺挺地在风里摇曳。从车
里往外望。大地是一片绿色的绒毯，一波一波温柔地起伏。深绿的松树林衬
着青翠的麦田，壮硕的妇女骑着脚踏车打田埂过，车后载着竹篮。山坡凹处
就有个村落。先入眼帘的当然是教堂的尖塔。村屋红瓦的屋顶、白漆的墙，
三三两两围绕着教堂。走近点，看见家家户户明亮干净的玻璃窗，窗内挂着
雪白的纱帘，窗台上一盆盆火红耀眼的海棠花在绿丛中怒放。
走走看看，家家都是清亮透明的玻璃窗，窗窗都有热闹鲜艳的海棠花。
巴伐利亚的村落美得宁静，美得谐调。红顶的住家和山坡上的松林相
映衬，像一幅画里不可少的两抹颜色。文明和大自然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
美国的村镇一般就缺少这份谐调的美感。一片绵延的田野上会猛然冒
出一栋孤立的住宅，车行数里，又有一家。即使在密集的镇里，住屋也各形
各状，教堂三三两两的，格调不一。一体古色古香的老石屋旁，也许是座张
牙舞爪的现代派建筑。美国的历史背景似乎也反映在它村镇的面貌中；这些
村镇，就橡一群不同�